5.朝鲜战争仍然是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课题
朝鲜战争不仅在东亚各国脍炙人口，在美国也是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各有关国家的档案大量解密，为新的研究注入了活力。除了比较全面地讲述战争过程的专着，学者们还充分利用新档案、新史料考察了美国以外的国家参与这场战争的情况。关于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学者们不仅讨论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及苏联在战争起源和停战谈判中的作用，还描述了苏联空军参战的情景。至于中国与朝鲜战争，讨论比较集中在中国出兵及其在战争中的形象等问题上。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美国的盟国与战争的关系，如日本、英国、土耳其等。即使在朝鲜战争研究中最为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也有不少学者涉猎。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关于铁幕另一边的故事，西方人如雾里看花，很难说清。在原来的东方阵营中，朝鲜学者闭目塞听，基本看不到他们的成果，俄国学者大多囿于传统，很少有所创建。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突破了以往的传统看法。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对于中、苏、朝一方参与战争的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在战争起源、中国出兵、中朝关系、停战谈判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还有很多，如核武器的研制与核政策问题、马歇尔计划、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柏林封锁危机、东柏林骚动、波匈事件、华约与北约的对抗、台湾海峡危机、柏林墙的建立、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阿富汗战争、波兰团结工会等等，无论是老题目，还是新领域，由于这些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冷战结束后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学者对于其中某些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冷战国际史在其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
1.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属于两极结构，所谓冷战就是以美苏各自为首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集团）的对抗，所以冷战国际史研究始终笼罩在大国关系的光环下，学者们很自然地也把主要目标锁定在考察美苏两国关系或两大阵营在危机中的决策及其结果。“9·11”事件以后，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西方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大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对于西方集团中弱小或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加拿大、西班牙、丹麦、芬兰、冰岛等——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对于第三世界众多处于冷战边缘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升温。目前，这些研究多数是从大国对边缘地区和国家的政策的角度从事考察，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介入，来找到当前这些地区动荡的根源。或者说，是研究冷战在第三世界的作用和结果。不久前文安立出版的专着《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作者研究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的干涉，并探讨了这种干涉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文安立认为，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对抗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而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则代表了冷战中最主要、最核心问题，第三世界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场所。他们在这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全球适用性。
对于第三世界或冷战边缘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还有一种“本末倒置”的趋向，即从研究这些地区或国家本身的历史出发，考察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特征和趋势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对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如果说前者倾向于讨论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在两极世界格局的影响下被动地卷入冷战的，那么后者的出发点则在于考察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向两极世界挑战，从而影响了美苏两国的政策。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教授刘晓原在其新着《解放的制约——蒙古独立、中国领土属性和大国霸权的历史纠葛》的导言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小国、边缘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和驱动力迫使美苏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政策。惟其如此，才会出现在美苏争夺的中心始终保持“冷战”的状态，而在边缘地区则“热战”连绵不断。另一部受到关注的着作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纳利教授的《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作者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置于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双重矛盾中考察，指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既包含东西方（美苏）之间对抗的因素，又包含南北方（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主义国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矛盾的因素，仅用传统的冷战眼光来看待1945年后的历史是不够的和不全面的。中国学者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主要是由年轻一代完成的，他们很多人一进入冷战史研究的大门便选择了这一新的领域，目前已经发表的成果虽然还不是很多、很成熟，但从这几年博士论文的选题看，中国在冷战与第三世界这个领域的研究必将迅速发展起来。
其实，正是这种对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互动关系的研究，才会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2.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经济、文化、社会纳入观察视野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就是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事跨学科的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雷纳兹在其所着《一个被分割的世界：1945年以来的全球史》一书中提出，战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全部装在冷战这个盒子里的”，美苏冷战“分割”了世界，但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经济、民族、文化、宗教、南北差别、性别差异等问题，冷战的出现无疑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同时又反过来深受这些社会问题的影响。他在书中系统地描述了一些与冷战根本不相关的事情，如非殖民化进程、科技发展、文化趋向、社会变革以及所有这一切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最后强调：“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而非时代本身。”作者是要提醒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研究，不能仅仅研究冷战本身，不能把研究的对象限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史范畴，还必须全面考察在这一时代发生的其他事件和问题。
当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无法取代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各类专门史研究，但重要的是，关于战后以来这些问题的考察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冷战这个核心问题，因为它们都在“一个被分割的世界”的框架下发生和发展的；同样重要的是，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溶合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时代本身。在这方面，目前已有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成果中比较多的是关于“经济冷战”、“文化冷战”以及“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较早使用了“经济冷战”的概念，并以此为书名，讲述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及其对中苏同盟造成的经济压力。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西蒙诺夫的研究对象是苏联的军工综合体组织，论证了苏联制度下的这一特殊经济部门如何担负着国家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职能，决定着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同时又成为国家安全系统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武装力量军事技术组织的性质。“文化冷战”的研究涉及美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结果，以及冷战中的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出现得比较早，其中既有对苏联在国内宣传鼓动和对外开展“舌战”的介绍，也有对西方冷战广播及内部舆论导向的描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拓展，不仅丰富了冷战史研究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加深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认识。
中国学者对经济冷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美日、美韩、中苏关系方面，成果比较显着。于群集中研究心理冷战，取得不少成果。对于文化冷战的研究相对比较落后，成果还很少见到。
3.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冷战国际史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如果说冷战的结束为国际关系史学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开拓空间，那么这一结果的突然来临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专家而言，遇到的则是严峻的挑战。人们还发现，在旧冷战史研究中曾广泛应用过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因其对冷战的结束缺乏预见而受到学者的质疑，而且面对大量的和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新史实似乎也正在失去其阐释价值。正像文安立所言，冷战国际史（新冷战史）“是一个让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迎头冲撞的领域”，现实主义固然因为国际体系的变化而正在失去其原有的解释能力，结构主义也由于受到某些固有模式的束缚而很难对冷战进程中复杂的现象做出更好的说明。
其实，在冷战后的冷战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同样面临着某种困境，当他们面对兴高采烈地找到的大量渴望已久的档案时，当他们在新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兢兢业业地重建历史时，才突然发现原有的概念、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似乎还不足以让他们理解、解释和阐述新显露的历史现象。例如在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中，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其数量多的惊人，不仅大量有关中苏两党高层内部的讨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已经为人所知，甚至像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为毛泽东的卧室专门改建厕所、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北京机场发表讲演时扩音器突然中断这样的细节，都可以得到确实的考证。面对越来越清楚的史实，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使用以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同盟利益说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了。正是依据同盟是共同利益的体现这一框架，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在1950年代初认为既然中苏已经结盟，那么就是铁板一块了——殊不知恰恰此时，斯大林因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被迫向毛泽东让步而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和怀疑；在1960年代初他们又认为中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同盟是不会破裂的——殊不知时隔不久，中苏两国便分道扬镳了，而导致他们分裂的并非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显然，维系中苏关系的不仅仅是利益，甚至主要不是利益，那么应该如何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呢？于是，冷战史研究者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有学者提出了国内政治需要说，如陈兼就认为，中国革命的国内使命决定了其国际使命，外交政策是“国内动员的源泉”，为此，“毛泽东在国际关系方面故意制造敌人”。还有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分歧说，如吕德良认为，莫斯科和北京在关于如何“正确”解释和实践共产主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中苏双方由此相互指责对方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没有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也不可能分裂。甚至有学者从性格和心理状态的角度分析毛泽东的对苏立场，如盛慕真就用精神分析法来描述毛泽东的个性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认为领袖的个性缺陷和心理障碍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因素。这些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苏关系的兴衰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历史学家正在尝试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意。笔者和李丹慧即将出版的《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一书，会提出一个对中苏分裂过程和原因的新的分析框架，也许有益于推动这一讨论。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策划的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及同盟理论研究，也将从事这方面的尝试。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出版的由莱夫勒和文安立共同主编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该书的目的是阐明冷战的根源、动力和结局；力图说明冷战是如何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冷战遗产是如何影响当今国际体系的。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国际史，除用一些章节讨论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有更多篇幅讨论的是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广泛涉及社会史、科技史和经济史的内容，讨论了人口、消费、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一系列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外交史，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之外，还要说明的是冷战时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了解经济、思想和文化互动是如何影响政治话语、外交事件、战略决策的，才能理解冷战的起源和结束。这部巨着的大部分作者是历史学家，但也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方法论方面，该书力图做到综合性、比较性和多元性的结合。可以说，这部着作代表了目前冷战国际史研究最前沿、最权威的学术成果，也反映了这一研究的发展趋势。
近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着利益和权力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冷战年代。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今后又将如何发展和演变？回答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思考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因为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历史运动规律、应对现实国际问题提供必要的战略性思考和历史借鉴。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把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