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阿哈默德（Ahmed）时，回忆他和阿里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交往。周恩来说：“在万隆，曾同巴基斯坦总理在会谈中有争论，也有和解，在会外还痛快地谈了两次，互相都很直率地谈，不隐蔽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中巴是能够和解和友好的。”“我们两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遭遇，因此容易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也容易找到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并为此目标而共同奋斗。这是一个有利的基础，我们应该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之，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会上会下，处处表现得通情达理，温文尔雅，不挑起对抗，不强加于人，不摆大国架子。他呼吁彼此宽容，善意相待，和平相处。周恩来的和平外交打破了美国把中国说成是蛮不讲理的侵略性大国的反华宣传和孤立做法，增进了亚非各国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了解，为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周恩来的国际影响
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的评价最能反映大多数与会代表对周恩来外交的钦佩和折服。1955年4月25日，周恩来在万隆寓所与马利克谈话，马利克说：
这次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旁的人犯了错误，例如，尼赫鲁先生有一两次发了脾气，不得不事后道歉。旁的人也许赢得了一点，或者这里那里的一场战斗，但他们没有赢得每一场重要战斗。关于你，我想可以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我们在政治委员会和各小组委员会中同你进行过接连几小时的辩论，我们对你的想法有了一些了解。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作了许多愉快的和甚至恐怕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你并且用你那一天表示愿意同美国谈判分歧的声明，使这一切卓越的表演达到最高峰。这样，整个会议对你说来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
很多媒体观察家和学者都注意到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得尼赫鲁大为逊色。b报道会议进展的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伯契特（Wilfred Burchett）后来回忆说，就魅力和精力而言，周恩来远远超过尼赫鲁。c美国学者高龙江（John W.Garver）认为，尼赫鲁在和亚非小国打交道时，总是带着“说教”的派头，喜欢表现自己是代表一个古老文明，他的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周恩来的谦逊精神形成强烈反差。d一位印度国际问题专家如此评骘：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表现出的“礼貌与温和”使得“言辞激烈、情绪亢奋、居高临下”的尼赫鲁相形见绌。
代表菲律宾出席万隆会议的罗慕洛一向以反共强硬着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他曾积极推动成立一个反共的“太平洋同盟”。周恩来万隆会议上表现出的温和与友善，大出罗慕洛之所料，使他难以忘怀。很多年以后，他还时常回忆他和周恩来在万隆的难忘交往以及他对周恩来的良好印象。罗慕洛1975年回忆说：在签署万隆会议公报的前一天晚上，我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所有亚洲和非洲已经获得自由的国家自己确定未来的发展道路。周恩来非常诚挚地重申了中国希望和平的愿望以及要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友好相处的决心。1985年，在万隆会议召开30周年前夕，罗慕洛接受了《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的采访。他说，在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美国官员非常害怕中国会在万隆会议上批评美国，担心会议会给中国提供一个扩大国际影响的机会和场所。他们试图用宣传战的手法来抵消中国的影响：他们先是暗中鼓励亲美反共国家的代表团在会议上发表诋毁共产主义的言论，然后，在会场上报道会议进程的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代表迅速将这些反共言论发回华盛顿，由“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VOA）向全世界广播。美国操纵亚洲舆论的做法引起印度的不满。1955年5月，印度外交部官员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古博（John Sherman Cooper），抱怨说：尼赫鲁总理感到印度政府受到干扰，因为他听说美国“赞助了印度报纸和人员”。这位印度外交部官员指出，他有证据表明美国在操纵当地媒体。他提出的证据是：在同一天，一篇攻击中国的文章被同时发表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报纸上。古博否认美国赞助了当地的报纸。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和解态度与和平攻势使美国官员大为意外，一时不知所措。他们原来估计，周恩来会利用万隆的讲台，来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指责美国是制造东亚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来为中国解放台湾开绿灯，但没想到周恩来却和颜悦色地表示中国愿意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在一份评估万隆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取得很大的成功”；“他在公开亮相时总是表现得温文尔雅，沉着镇定，和蔼可亲”；“他讲话的语气和内容都很温和”；“他深深地感染了媒体、与会代表和会议观察员”；他在台湾问题上的建议“打动了所有的会议代表，使美国处于守势”。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重新塑造中国和平形象的努力有力地回击了美国官员有关中国人好战的说法。就连以强烈敌视中国着称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在会议上表现出了外交魅力。杜勒斯在1955年4月29日给内阁的一份分析万隆会议结果的报告中提到：“万隆会议对尼赫鲁先生来说是一个严重挫折，相比之下，周恩来取得了一定的个人成功。”
万隆会议以后，很多美国人感到，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对抗中，正在一步一步地输给中国。不少美国官员担心，周恩来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代表了共产党人哄骗自由世界放松警惕的一种策略。尤其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安的是，反美主义不仅在很多新兴独立国家中迅速蔓延，而且在不少西欧国家中抬头。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出现：一方面，出于对欧洲殖民主义的仇视，很多亚非发展中国家虽然口喊中立，实际却偏向共产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对待第三世界的中立主义的态度上，西欧国家要比美国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因为他们抵制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主义步骤，同时，他们不满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核大棒政策，害怕被美国拖进一场在第三世界的核冲突。法国官员不厌其烦地告诫美国人，法国出现的反美情绪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万隆会议上所提倡的不结盟主义之间有密切关系，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不仅会使法国转向中立主义，还会使法国反对在第三世界推行冷战政策。1955年10月4日，法国外交部长安东·比内（Antoine Pinay）提醒美国驻法大使迪龙（Douglas Dillon）：美国没有充分认识到万隆集团和苏联集团结合所造成的危险，这一危险是对世界稳定的最严重威胁。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文化渊源
周恩来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他在外交领域中运用其“和而不同”和“求同存异”哲学思想的结果，反映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为贵”的戒条，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将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相结合这一特点的体现，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指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应该做到能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而既没道德又不学无术的人常常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而不能和谐相处。如果将“和而不同”的思想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它对于化解和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中，“万物并育”和“道并行”讲的是“不同”；“不相害”和“不相悖”指的是“和”。《国语·郑语》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矛盾对立双方的和谐相处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种思想为不同的文化共存共荣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保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同”的成语比比皆是：“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同心同德”、“求同存异”。
必须指出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积极因素，又摒弃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中国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因此产生天朝观念和朝贡制度。中国的帝王视自己为“天之元子”，奉天承运，因天的授权而君临天下，统治天下，负有维护“天下太平”的责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崇尚一种所谓“华夷秩序”或“夷夏观”，把中国与世界简单地划分为“内夏”与“外夷”。这种以中国为天下中心、以“华夷之辩”为思想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服从于农业文明对和平与稳定的需求，为中华帝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互动的框架。但“华夷秩序”有其非常消极的一面。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中华帝国并不是将自己放在和周边国家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关系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习惯以“中央大国”的心态，看待周边的弱小国家和民族，要求遵循一种各国向中国朝贡、中国为各国提供保护的交往规则。“华夷秩序”不是建立在各国平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之上，美其名曰“万方来朝”、“四夷宾服”来满足民族虚荣心和自大感，它反映了一种大国的傲慢心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思想是对这种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的批判。有些学者指出，在中国外交关系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宋明时期，中国的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常常不是按儒家的“和为贵”和防御为主的路子出牌，而是经常大动干戈，耀兵异域，以强凌弱，开疆扩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对中国历史上这种尚武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的否定。
从国际关系演变的角度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以大国霸权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的重大冲击，它反对“雅尔塔体系”所代表的大国主宰和强权政治。从新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角度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遵循的“一边倒”政策的调整，它赋予中国外交更多的自主性。正如中国学者章百家所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长期诉求，因而它要比‘一边倒’更有生命力，影响也更深远。”
（作者在为撰写此文而收集资料时，得到北京大学高艳丽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张静教授和南开大学张秀阁教授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此文曾发表于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实践篇》，澳门：澳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