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是两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它们既是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独特表现方式。中越两党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既互相支持，互相借鉴，“同志加兄弟”，又时有矛盾，时有分歧，最后甚至反目为仇。周恩来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长期处理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见证了两党交往的起起伏伏、恩恩怨怨。他是和越南领导人来往最多、交往最深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当中越关系出现矛盾和龃龉时，比如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和在1971-1972年中美和解的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国的主要外交代表，首当其冲，要直接面对来自越南劳动党方面的不满和阻力，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沟通和说服越南领导人，以图化解中越分歧和矛盾，求得共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讨论周恩来与越南交往的所有事件和经历，只能通过择其大端，来考察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援越抗法
周恩来与越共领袖胡志明有着长期的交往，两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们先在巴黎，后在广州，有过多次接触与合作，过从甚密，相知颇深。周恩来后来（1973年7月20日）对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松说：“胡志明主席艰苦奋斗几十年，我们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胡主席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为了保密，我们在地下铁道见的面……从1925年到1926年，胡主席在广州主办青训班。我和邓颖超也在那里。当时，胡主席没有担任黄埔军校的具体职务，主要负责东南亚各国的革命运动。有时到黄埔军校讲演越南的革命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胡志明的交往继续加深。胡志明先在桂林与叶剑英一起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任办事处俱乐部主任，后又随叶剑英前往湖南衡阳，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最后到达重庆，和周恩来会面。在重庆，胡志明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奔忙，周恩来给予大力支持，向国民党友人介绍胡志明：“这是我在巴黎留学时认识的越南朋友胡志明……”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德保县被国民党逮捕，关进柳州监狱。周恩来闻讯后，多方奔走，想方设法与国民党交涉，营救胡志明出狱。周恩来亲自到国民党将领冯玉祥的官邸，商量解救胡志明的方案。冯玉祥找到李宗仁，然后，同李宗人一块去面见蒋介石。后来，在国际舆论和各抗日组织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3年9月释放胡志明。
1945年8月，日本战败，胡志明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法国不甘心失去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帝国，在英国的支持下，很快重返越南，迫使胡志明及其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撤出河内，退入越北地区。在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前期，中共由于忙于完成自己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无暇顾及越南，不能向胡志明的抗法斗争提供大规模和有效的军事、经济支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越两党合作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中共领导人同情并支持越南革命。对于他们来说，越南革命的胜利，既有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又符合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越南革命的成功有助于在东南亚扩大共产主义影响。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可以为亚洲的革命运动提供借鉴的模式和样板。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越南革命的胜利有助于消除中共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从南部威胁新中国的后顾之忧。因此，当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向中共提出要求援助的请求时，中共领导人立刻毫无顾忌地予以全力配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刘少奇安排援越事宜。
1949年12月，中共任命罗贵波为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在他赴越前，周恩来约他谈话一次。周恩来说：“胡志明同志早年叫阮爱国，在法国参加法共，同我、李富春、蔡畅等都很熟。大革命时期胡志明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同在广州，不仅同我，同邓颖超、陈赓、叶剑英也相熟。抗日战争时期到过延安，后来在桂林等地活动，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为掩护，胡志明同志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现在中央正在考虑和越南建交。1945年越南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如果中国承认了，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业可能陆续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对于他们打破孤立和提高国际地位很有好处。现在法国很注意中越两国的关系，你去了要注意保密。”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已先期到达的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2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要他代为问候刚刚到达北京的胡志明。毛、周在电报中说：胡志明“在为越南民族独立与建立越南人民民主政权的英勇斗争中起了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中越两国已互相承认，并即将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已承认越南，其他各新民主国家估计亦可能承认（越南请求各国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的申明文件，我驻苏大使馆已为转达各新民主国家的主苏使馆）。我们为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反帝民主大家庭致深切的庆贺，并祝越南全境统一早日实现。胡志明同志及其战友们身体健康。”
刘少奇随后又安排胡志明访问苏联，胡志明在莫斯科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并一同与斯大林商谈援越事宜。2月17日，胡志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他先到中国东北参观，然后于3月3日抵达北京。毛泽东随后在中南海为胡志明举行欢迎宴会，周恩来也出席。
日内瓦会议
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他处理对越关系的经历中，最耗费精力和心血、最需要表现耐心和智慧的一段时间。会议上，关于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谈判一波三折，先是围绕从印支三国撤出外国军队问题，后是涉及在越南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决定。在第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代表团表示，如果法国从印支三国撤军，越盟也必须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作战人员，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一开始不愿承认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有越盟的军队。越方的僵硬态度一度使谈判陷入僵局。从6月11日到15日，中苏越代表团举行数次商谈，周恩来提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同的办法，主张“对于高、寮两国关于禁止自境外运入军人、军火问题可以适度的满足对方要求”。他指出：目前谈判的焦点是我方是否承认越盟有部队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如果我方坚决不承认，那么，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就谈不下去，越南问题受到牵连也就谈不下去。
所以，为使谈判有所进展，应当承认过去有越盟志愿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但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遵循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原则办理。“宜以承认在老挝、柬埔寨有越南志愿军的让步来争取在越南划区问题上求得补偿”。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赞同周恩来的主张。鉴于中苏的立场已经一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不得不改变态度，表示同意。按照计划，周恩来于6月16日和17日分别会见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和法国代表团团长皮杜尔，表示目前仍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越盟志愿军队可以撤出。随后，范文同又在6月18日举行的限制性会议上，按中苏越代表团事先商定好的口径，在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的问题上表了态：“过去曾有越南人民志愿军在高棉和寮国作战，但是这些军队已经撤出两国。如果现在还有，自然也应撤出。”中苏越三方的新举动使谈判出现积极的转机，6月19日会议达成双方军事代表就老挝和柬埔寨军事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
从印支三国撤出外国军队的难题解决后，如何在越南划分军事分界线就成为下一个棘手的问题。法国主张军事分界线划在北纬十八度线，因为法国希望保持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不远的九号公路以及十六度线附近的出海口岘港（又称土伦港），九号公路是连接越南中部和老挝的战略通道，岘港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越方，特别是范文同，希望军事分界线划得越往南部越好。6月17日，中国、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代表团就曾开会，讨论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划区方案。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我方方案应以越南为争取重点而在高、寮可以酌情让步。在高棉不划区只求政治解决，把寮国南北划为边区。根据高棉抗战政府的实力情况，要求在高棉划区不可能，只有按就地停战、双方协商、中立国监察、政治解决的方针进行谈判。
6月1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介绍三国代表开会情况，并指出：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我们在老、柬问题上作出让步，“则在越南就可以多要一些，求得补偿”。“越南各方面的力量较强，不但可以保得住，而且能够逐渐巩固和扩大影响”，“目前形势是：如我在军事会谈中提出合理的具体方案，即可争取与法国迅速解决问题，达成停战。这样即可推动法国新政府抵抗美国干涉，又可拖延欧洲军问题。这对东西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些关键性问题必须谈清楚”。但是，现在只凭电报的往返交换意见，是不易取得一致的，因此，在日内瓦会议各国外长休假期间，我“有必要于访印后返国途中去广西南宁一行，请越劳中央的负责同志多去几位。由我向他们报告情况，说明重点划区的方针”。在谈到对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看法时，周恩来说，孟戴斯-弗朗斯虽然有摇摆性，但与皮杜尔不同。
6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关系的原则。7月2日，周恩来到达柳州。7月3-5日，同越南劳动党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举行了八次会谈，围绕关于恢复印度支那三国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会上，周恩来作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和会议中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指出：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它超过朝鲜战争的国际化范围的程度。当年在朝鲜，苏联、美国都想把战争局部化。所以，朝鲜战争停下来了，形成双方相持的局面。在越南，由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所谓扩张，因此绝不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本身是三个国家的问题，而且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日内瓦会议今后的谈判应首先谈越南，先把越南局势肯定下来。关于划区问题，最后的底盘是：（1）在越南，准备在十六度线划线，如不可能，拟以九号公路为界。（2）在老挝，要求是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到上寮、中寮有一块地方。如果不行再议。（3）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胡志明、武元甲同意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力争在划区问题上达成协议，迅速把印度支那战争停下来。
柳州会议结束时，胡志明作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以“七·五文件”的形式发给在日内瓦的范文同，要其照办。文件明确规定：谈判的指导思想是：应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应消极等待，并应主动地提出我方方案。具体谈判方案是：在越南仍争取以十六度线停战，但考虑到十六度线以北的九号公路是老挝出海必经之地，对方可能不会让步，因此可在十六度线的基础上再作若干小调整；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争取政治解决。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柳州会议上的工作。7月6日，周恩来回到北京。次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参加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诸问题的汇报。他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联合法国、英国、东南亚国家、印度支那三国，即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孤立美国，限制和打破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促成印度支那的和平。根据既定方针，中国、苏联和越南代表团在会议上就是要实现印度支那停战。两个月来的会议取得了若干成就。它使国际紧张形势缓和了一步，使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受到阻碍。照现在的趋势，实现印度支那停战的可能性是大的，是要达成协议的。听完周恩来的发言后，毛泽东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今后继续这个方向，估计可以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