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和日本
1950年初，亚洲局势的焦点很快转到朝鲜半岛。在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后，金日成加快了武装统一朝鲜的步伐。毛泽东在分析朝鲜形势时，主要担心的是日本的军事力量。5月，金日成访问北京，与毛泽东商谈朝鲜统一问题。毛泽东认为，一旦战争打起来，美国不会为了朝鲜这一弹丸之地而出兵，但日本则可能派兵援助南朝鲜。虽然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意图，但他对朝鲜局势会变得复杂化的判断却是有远见的。正因为如此，他不得不考虑一旦金日成在统一朝鲜遭受挫折时，中国应当采取的对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官员认为，这场战争是苏联在亚洲发动的共产主义攻势，其最终目标是日本。凯南指出，美国重新扶植日本是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一个原因。负责谈判对日和约的杜勒斯认为，北朝鲜的进攻旨在破坏美国对日和约的准备。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苏联控制了朝鲜，那么，它就可以北从沙哈林岛，南从朝鲜，两面夹攻日本。
正如美国官员在审视朝鲜局势时经常强调战争的国际背景一样，中共领导人在追踪朝鲜战争的发展时，关注的往往不仅是朝鲜半岛局部的形势；他们的目光更集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反应上。他们担心，美国会利用朝鲜冲突，重新武装日本，在东方压制革命。8月26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朝鲜战争的国际意义。他说，朝鲜“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美帝国主义利用朝鲜战争，将联合国旗帜拿到手，以对付和平阵线。对其国内也企图利用朝鲜战争进行动员。美国的战略虽然以欧洲为主，但也尽量利用朝鲜战争来动员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使它们服从美国支配。美国另一企图就是利用这个时机，将日本和西德武装起来，并取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意。同时，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很多学者在研究美国冷战政策时，都注意到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对美国领导人思维的影响，即美国决策者经常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的胜利会波及邻近国家，引发那里的类似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在分析朝鲜局势时，用的也是多米诺骨牌逻辑。他们认为，革命运动在一个亚洲国家的失败，会危及亚洲其他地区的革命。
1950年9月，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美军在朝鲜南部消灭了金日成部队的主力后，迅速向北推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10月，毛泽东在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派志愿军去朝鲜，援助金日成，抗击美军。毛泽东的决定不仅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打掉美国的气焰，挫败美国扶植日本、压制东方革命的计划。10月24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解释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时说：“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利用日本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周恩来的话清楚地表明，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在中国领导人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进攻北朝鲜并直逼中国边界的行动强烈地勾起中共领导人对过去日本通过朝鲜侵略中国那段历史的回忆。
因此，中国强烈抗议并谴责美国利用日本军事基地支持其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行为。1951年3月，《世界知识》发表社论，指出“日本已成为美国侵朝和轰炸我东北边境的海空基地，成为美军的补给基地，而且有不少日本人直接参加了侵朝战争。美国武装日本的行动正在加速。我们必须百倍地警惕，加紧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斗争，用一切方式动员并联合我们可以动员和联合的力量，以孤立敌人，加深敌人的困难”。
中共与对日和约
中共领导人在援助金日成抵抗美国进攻的同时，还十分关注美国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从1950年6月开始，杜勒斯先后访问日本和英国，策划召开对日媾和会议，并意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会议之外。为了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英国主张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但是，杜勒斯为了孤立和遏制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的建议。最后，为了争取英国支持对日和约，美国提出妥协方案，即在召开对日媾和会议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都不发邀请；将来由日本择一签约。美英就此达成默契。
1950年6月，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政治小组讨论会上强调对日和约是目前“远东斗争中心”，谴责美国搞“单独和约”的阴谋，主张“否认蒋匪代表”，要求迅速缔结“全面和约”。12月24日，他又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英勇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
在反对美国垄断对日和约的准备与签订的问题上，中苏保持密切磋商，统一步调。1951年5月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和约问题拟定的给美国政府复文的主要内容。其要点是：准备对日和约草案，不应由美国政府单独进行，而应由中、苏、英、美等国共同进行准备，并吸收所有对日参战国一起参与；对日和约应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宣言》的基础上制定，并以日本应当成为和平民主的独立国家，限制日本武装力量使之不得超过自卫的要求，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对日本和平经济事业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等作为指导原则。同一天，毛泽东回电斯大林，表示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对美国政府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1951年7月，美英发表对日和约草案。7月20日，美国向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国家发出参加将于9月4-8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会的邀请，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台湾国民党政府，但没有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8月12日，苏联外交部指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苏联已经决定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以及苏联在会议上将采取的立场。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美英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项破坏国际协定的草案，而将于9月4日由美国政府强制召开并公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并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会议。同日，周恩来还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美英对日和约的目的在于分裂亚洲并威胁亚洲安全。只要大家一同努力阻碍美国阴谋的实现，美国对亚洲的侵略便无法得逞。
9月8日，旧金山会议签订对日和约。9月1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起草和签订，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因而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在中共领导人眼里，美国的对日和约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文件，而是一个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的批准书。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的同时，美国和日本又缔结《美日安全条约》。该条约允许美国在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为了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逼迫日本承认台湾国民党政府。杜勒斯威胁日本首相吉田茂说，如果日本拒绝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那么，美国国会将不批准对日和约，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也将继续下去。在美国的高压下，吉田茂不得不就范。他于1951年12月24日致函杜勒斯，保证日本将同“中华民国政府”缔约。1952年1月2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就吉田茂致杜勒斯函件发表声明，指出这是日本政府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和最露骨的挑衅行为，也是同日本爱国人民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战争状况并恢复和平关系的愿望绝对不相容的。4月28日，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并建立外交和经贸关系。5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吉田茂-蒋介石“和约”。
中国是日本的传统贸易伙伴。4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贸易的呼声一直很高。1949年，吉田茂首相说：“我不管中国是红色，还是绿色。中国是一个自然市场，日本必须考虑市场问题。”吉田茂的言论代表了日本工商界广泛的共识。日本企业界希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贸易协定。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在经济上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迫使日本参加由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的对华贸易禁运。朝鲜战争结束后，吉田茂曾考虑恢复日中贸易，但是，美国极力阻拦。对华贸易成为50年代美日关系中经常争吵不休的问题。美国不但重新扶植日本，还在政治和经济上将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绑在一起，阻挠中国的统一。这一做法无疑是在中共领导人的仇美情结上火上浇油。
结论
日本在冷战初期中美对抗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开始在东亚建立反共屏障。日本由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和工业资源，被美国决策者视为这一屏障中关键的一环。从1947年开始，美国在日本采取措施，恢复经济，稳定局势，扶植亲美势力，压制左翼运动。美国的这些做法对中共领导人在冷战中所采取的政策起了很大作用。自从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努力失败以后，中共对美国的政策就不抱任何幻想。美国援蒋反共的政策使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充满敌意，而美国扶日的做法更加深了他们对美国的仇视。美国的日本政策证实并强化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威胁的认知，使他们更加感到有必要与苏联结盟。1949年，毛泽东做出向苏联“一边倒”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联合苏联力量来抗衡美日同盟。1950年，中共做出抗美援朝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用支持朝鲜革命来对抗美国用扶植日本来压制东方革命的战略。50年代初，毛泽东在对日问题上，始终和斯大林保持一致。中苏两党经常协商，互相配合。他们共同促使日本共产党采取反美强硬立场，并一致反对美国的对日和约计划。
［本文最初发表在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收入本书时，做了补充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