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表明，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中有一个比较隐蔽，但又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利用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矛盾，破坏中苏团结，在中苏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从而削弱美国对手的力量，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利益。不管是杜鲁门政府，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的内部讨论中，都曾把如何分裂中苏，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和政策考虑。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同，两届政府在具体实施分裂中苏这一政策考虑时，采取的却是不同的策略。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离间中苏关系的这一政策企图，美国学者已作了不少研究。但是，他们的论述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他们有过分强调美国领导人在私下场合的政策考虑的倾向，忽视美国在公开场合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敌视立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本文旨在根据美国最近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追溯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的所谓“楔子战略”的产生和发展，比较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为实施此战略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并对这一战略作一评价。
希望中共走铁托的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华盛顿对战后东亚地缘政治结构中出现的势力真空极为关注，因为美国今后在亚洲的地位将取决于何种势力来填补这一真空。美国领导人担心苏联在东亚的势力扩展，因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已经在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了影响。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西欧复兴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在亚洲发挥作用的能力有限。有鉴于此，美国决策人希望在东亚扶植一个能够抗衡苏联的亲美势力。
二战结束后，美国官员曾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指望扶植蒋介石集团作为美国在东亚的代理人，阻止共产党势力坐大，维护美国利益。但是，从1948年开始，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迅速发展，蒋介石统治的江河日下，华盛顿对国民党的信心越来越小。无可奈何之中，美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开始考虑不同的政策选择。他们觉得，美国不应该把鸡蛋都放在蒋介石一个篮子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应该保持灵活性。因此，杜鲁门政府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开始物色所谓自由主义“第三种势力”，并盘算是否能在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上做文章。他们希望挑拨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在中国复制南斯拉夫和苏联分裂的局面，从而使中共疏远苏联，削弱苏联在东亚的影响，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国务院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们研究了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将会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有鉴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与苏联决裂的例子，他们希望中共也能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走铁托的道路，从而削弱苏联阵营的力量。
在美国国务院内，由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牵头的政策计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认为，蒋介石政权太腐败无能，失败已成定局，美国应该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乱局，保持政策的灵活性，第一步就是和蒋介石政权脱钩。政策计划室内的主要中国事务专家是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Jr.），他深受凯南的赏识。由于凯南是苏联问题专家，对远东事务知之甚少，所以，他在处理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时，总是听戴维斯的意见和建议。戴维斯在中国四川出生，父母是美国传教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戴维斯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并为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约瑟普·史迪威（Joseph Stiwell）将军服务。在中国任职期间，戴维斯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写了批评国民党的报告。他主张美国加强和中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当凯南在二战结束后筹组政策计划司时，他首先想到戴维斯，很快把他延揽入内。
戴维斯认为，美国不应该在中国的内战中陷得太深，应该逐步减少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动向的关注，等待中共和苏联的矛盾的出现，并加以利用。他深信，中共完全是独立制定自己的政策的，没有对莫斯科言听计从。凯南基本同意戴维斯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和对中共与苏联关系性质的分析。凯南认为，世界上有五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五个中心是：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以及日本。他强调，中国贫穷落后，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并且在近期内也不会成为工业强国，中国要在亚洲大陆以外的地区炫耀武力的日子，遥遥无期，因此，中国发生的事态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他怀疑中共是否有能力建立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怀疑苏联操控中国事务和未来走向的能力。鼓励和利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促使中共和苏联分道扬镳，是凯南遏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杜鲁门政府的对苏战略有很大影响。
和凯南一样，国务院政治事务司（Office of Political Affairs，UN Desk）司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也对中共能否在中国长期掌权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国地域辽阔，长期一盘散沙，军阀割据，任何政治势力要想有效控制中国都很难。同时，他又强调，如果毛泽东上台，美国应该鼓励他奉行一个独立于苏联的政策，促进中国的铁托主义倾向。他也主张，美国对蒋介石政权采取脱离的政策。腊斯克和凯南的区别是：他更重视第三世界的重要性和更强调美国价值观的作用。
1948年7月，美国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华盛顿增加给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引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的代表反对军方的建议。为了更明确地阐述自己的立场，9月7日，政策计划室出台了一份由戴维斯起草的《政策计划室第39号文件》，文件的标题叫《审视和定位美国对华政策》（PPS/39 paper，“To Review and Defin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文件重申了政策计划室关于蒋介石政权已经不可救药的判断，指出，唯一可以挽救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失败的办法就是美国的直接军事干涉，但那样做的代价太大，后果太不堪设想，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文件强调，“中国的命运在中国自己手中”，美国对中国应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不应只支持中国内战中的一方，不应把自己拴在一棵树上。文件特别提到中共可能出现铁托主义的倾向，认为苏联要实现对中共的完全控制并非易事，因为毛泽东在中国拉起自己的队伍、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的时间已经很长，这个时间要比铁托掌握权力的时间长十倍。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是其民族主义诉求，一旦中国内战结束，民族主义就会在中共与苏联之间引起矛盾和纠纷，这样的结局将会给美国提供很多机会，只要美国保持自己的政策灵活性。文件并没有建议美国对中共采取任何示好的具体举动，只是呼吁美国静观中国事态发展，和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等待中国出现美国可以利用的机会，特别是等待中共与苏联交恶的机会的露头。
必须指出的是，杜鲁门总统在考虑对华政策时，并不只是听国务院一方面的建议，他还得照顾军方以及国会内外亲蒋势力（即院外援华集团）的态度。国会内的挺蒋保守派议员对杜鲁门总统施加很大压力，威胁说如果杜鲁门总统不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那么，他们在国会讨论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有关欧洲的议案时，不投赞成票。为了平衡国务院和亲蒋势力的立场，杜鲁门总统不得不采取了对国民党政府若即若离的做法，使美国对华政策经常处于混乱状态，经常向外界发出矛盾的信号。
进入1949年以后，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及美国驻外大使馆的外交官都在继续跟踪和观察中苏关系的发展，盼望中共和苏联之间矛盾的出现。1949年1月25日，戴维斯向凯南报告说，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已经发出“臭鱼那样的强烈气味”。美国驻中国和苏联的外交官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中苏之间出现摩擦和分裂的可能，从而加强了国务院关于中国有可能出现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给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报告中说，在中国的“苏联使馆人员对中国，对中国人，甚至对中共，都远不是热心的”。他列举了三个可能的理由，来解释苏联为什么对中共的胜利采取冷淡的态度：第一，苏联和中共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满洲，政策上的分歧；第二，苏联担心，“在其后门口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强大和团结一致的中国”；第三，由于20年代苏联在中国的失误，斯大林因而对中国人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在给国务院的几份报告中，也阐述了他关于中苏分裂不可避免的看法。
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费伊·柯勒（Foy Kohler）认为，中共和苏联在政策上能否保持永久的一致性，是一个大问号，因为，毛泽东享有很高的个人威望和受人爱戴，这是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所不具备的。中共并没有像其他共产党政权那样，变到完全崇拜斯大林的地步。因此，美国应该下工夫、花力气来扩大中苏分裂。
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沃尔顿·巴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在和英国官员就中国问题进行磋商时表示，贸易和承认为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在和中共交往时可以讨价还价、施加影响的机会。和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恢复贸易关系是保持和中共的联系的“最可行办法”，让中共进口西方石油产品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样中共“可能建立起对西方的依赖关系”。
1949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在其第41号文件中，采纳了国务院的下述建议：美国应当对中共执行一条自由的贸易政策，以便把中共从苏联那里拉过来。文件不赞成对中共采取严厉的贸易政策，因为这会“迫使中共扫除存在于党内的意见分歧，会把中共推到完全依赖苏联的地步”。与此相反，在适当的安全措施下，恢复西方和中共的贸易，“可能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共的政策之间制造严重的分歧，从而可能引导出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解放南京。司徒雷登大使并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是选择留在南京，以观察中共的动向，寻找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机会。5月至6月，司徒雷登多次和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办公室主任黄华会谈。在谈话中，黄华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对此，司徒雷登不做正面答复，却侈谈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所谓三原则：新中国必须：（1）实际控制领土和国家的行政机器；（2）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3）获得全国人民的承认。司徒雷登提到的三原则反映了美国在20世纪应对那些摆脱外部政治压迫和经济依附的“革命国家”的基本态度。
司徒雷登的立场表明，美国并不准备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讨论同新中国的关系。它所谈的“承认”只是一个用来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和特权的工具，新中国要想得到美国的“承认”是可以的，但是有条件，条件就是新中国必须遵守美国规定的“国际义务”。说穿了，美国就是要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继续接受过去旧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继续承认美国在中国的大量侵略特权和利益，继续对美国俯首称臣，听凭摆布。对于美国的这种蛮横无理的帝国主义要求，中共当然是不会接受的。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寻求国际承认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即民族独立，平等相待。毛泽东在1949年初先后提出“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1-2月间，毛泽东在和米高扬谈话时，说到“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另起炉灶”的思想。他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治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4月17日，周恩来在向前来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和北平的一些大学教授作的报告中说，新中国并不急于和西方国家建交，“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