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费西斯和诺摩斯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对人类生活境遇进行现象学还原，从而促使人们进行情感判断与美学判断，这是艺术家的自由选择方式。例如，荷马史诗中充满的关于费西斯和诺摩斯矛盾的解决策略，就具有直观启示性，每当诺摩斯与费西斯产生对抗时，荷马总是倾向于支持保护费西斯，因为只有合乎人性的东西，才能引起人们情感上的感动。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愤怒，是因为海克托杀了他的战友；他从战场上退出，又是因为主将阿伽门农抢了他心爱的女俘。
在这种矛盾冲突中，荷马试图让情感战胜理性，让自然本性战胜社会习俗，所以，荷马在史诗中力图显示出这样的基本人生价值信念：“费西斯高于诺摩斯”。当赫克托被迫出征时，不得不与妻儿诀别，对于这个肩负民族、国家和家庭重负的人，他既受儿女私情缠绕，又受城邦责任的重压，最终，从理性出发，让理性战胜了情感，坚决选择出征，由此，显示出崇高的精神力量。在这里，荷马史诗明确告诉我们：“诺摩斯高于费西斯”。谁不爱妻子和儿女，谁不爱家庭和安宁，但国家有难时，他只能挺身而出。当赫克托牺牲时，阿伽门农又允许赫克托的父亲为儿子收尸，并举行盛葬，这是由于“费西斯高于诺摩斯”，可见，荷马史诗创作非常重视人性自身的表现力量。他不是局限于感性和理性的一般思考，而是重视生命本身，在不同人物形象上，荷马表现了人性与习惯法则的冲突，带给人审美的快感和精神的振奋。
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不需要抽象的思辨，只需要对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人物进行真正的分析。在艺术家看来，人的天理良知和生命原欲总是值得重视的，是无法真正改变的。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智谋，他的意志，他的勇敢，都充分体现了费西斯和诺摩斯的冲突，奥德修斯最后杀死无赖仇敌，与妻儿团圆，正是费西斯和诺摩斯冲突的合理解决。这种冲突，在古希腊悲剧中更加突出，例如，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女神》）所展示的，正是费西斯和诺摩斯之冲突。阿伽门农杀女祭神，为情理难容，才有妻子的反抗；妻子与人合谋通奸并杀害丈夫，又为情理难容，才有俄瑞斯特的报复；俄瑞斯特杀母为父报仇，也为情理难容，最后才有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裁决。可见，费西斯和诺摩斯的冲突，在人性深处，在人类的情感生活之中，是无时不在的，它正好反映了人生的荒诞性和困惑性。在追寻前进目标时，人们往往容易丧失自我本性，仿佛一切只取决于本能之行动，而无法获得理性的解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甫斯》和《安提戈涅》，将这种人性与法律之冲突，通过情节与行动描写表现到了极点。俄狄甫斯力图逃脱命运，结果还是弑父娶母，最终无法逃脱诺摩斯之制裁；在《安提戈涅》中，克瑞翁与安提戈涅的冲突，也表现为费西斯和诺摩斯之冲突，唯有费西斯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我们永远无法回避这样的根本问题：即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本性如何得以维护？西方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作探求人性的历史，探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法律多元冲突之合理解决的历史，这种探求本身，证明了人类生活与人性生活的复杂性。
西方思想史上的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悠久而深邃，显示了思想的剧烈冲突和人性问题的复杂性。从诗性意义上说，但丁显然在告诉人们：只有当费西斯与诺摩斯取得一致，灵魂才能在神圣中升华；莎士比亚显然又在进行着形象地说明：费西斯与诺摩斯的矛盾无法调和，只有费西斯的自由表现，才会创造出“世界的美”。卢梭是那么渴望回到自然、重视人的本性，而力图从诺摩斯中逃离。康德虽然倾心于卢梭，但他对实践理性的强调，显然重视诺摩斯对人性之调节作用。费西斯与诺摩斯的冲突，是不会暂时获得解决的，它展示了人类文化的复杂性，也表现了人类的潜在渴望。在渴望和平秩序与理想社会的创建时，又渴望人性的自由发挥；当人们渴望人性自由发挥时，又不愿人类的积极价值观念被现实生活欲望冲动所摧毁。人的问题、人的文化问题、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选择，正是如此奇妙复杂地作用于艺术家、思想家和美学家的审美意识。人的问题与生命存在的真理，这正是费西斯和诺摩斯之争的关键。费西斯和诺摩斯之争，表现了人性的全部复杂性，谁无法回避这一焦点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一焦点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只有做出了某种合理性判断，才能理解人生与人性，才能创造出自由的美，建构富有启示性的生命艺术和生命美学。
2.回到人本身：情理冲突乃永远的生命难题
从智者之辩中，可以看到：费西斯和诺摩斯的矛盾，无法获得真正调和。虽然一方坚持以费西斯去克服诺摩斯对人的规范和压抑，另一方则坚持以诺摩斯去调整费西斯，但是，究其根本，这只是理论的可能性，而与现实生活有着很大差异。在这种矛盾对立中，人们所能寻求到的解决方略只能寄望于人自身，于是，“arête”是否可教的问题，在智者之辩中被不断提出。
“arête”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德性”或“天性”，即，人们试图通过“arête”去克服费西斯和诺摩斯的矛盾，为此，智者必须回答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以及人的才能品德能不能传授的问题。从希腊哲学史的历史描述和分析中，可以明白，在希腊文中，“arête”原指任何事物的特性、用处和功能，人、动物和任何自然物，都有自身所固有的而他物却没有的特性或品性。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arête”，就是指每种事物固有的天然的本性。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指人的才能、优点、特质，这是任何人都共有的德性或本性。“arête”，是从优点和本性方面去看的，所以，事物或人性是好是坏，皆与“arête”有关，因此，所谓美与善，就是守护着“arête”；所谓坏和恶，就是失去“arête”。人如果失去人的“arête”，就不成其为人，但是，“arête”，在历史与文明生活中逐渐获得了伦理意义，经过了文明生活的自由的发展过程。希腊人看到：人不同于动物，需要依靠共同体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人们就需要遵守某种共同的规范，以便确立能够得到大家赞赏的共同价值观念；这种共同价值原则，适合于人德性要求，虽然也会随时代变化，但是，总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标准。就此而言，希腊智者，也找到了解决两者冲突的基本准则，因此，“arête”这一概念，由指称人的天然本性和天然功能，转向指代人的社会本性，即人的“德性”，最终，被提升到伦理学与美学的高度，赋予了它以存在学意义。
在智者之辩中，哲学家们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即美德或德性的重要性，这直接引导了后来的美学思考。美学问题与道德问题，由此出发，可以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也直接影响到了苏格拉底的思索。所谓“德性”，在苏格拉底那里，不是自然概念、理论概念，也不仅是理论的知识，而是实践的概念；它不是静观的，而是能动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德性，就包括了人的一切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能动性，也可以理解为人的本质特性的显示。亚里士多德区分的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诸如明智、聪明、正义等一切品质，可谓集中了人之优秀品质，所以，德性是人之为人的理念，这样，对于德性的知识，就是对理念的知识，就是人的自我认识，就是认识人自己。苏格拉底的讨论本身，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重视诺摩斯之建立，因为合乎人的德性的诺摩斯，只要不反人性，就必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进步。德性的认识，既是真理的认识目的，又是道德的实践目的。
苏格拉底的“德性与知识同一”的思想，主要规定了“德性是否可教或可学”这一问题解释的方向。讨论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在柏拉图对话中，集中于《普罗泰戈拉》和《美诺》两篇对话中，苏格拉底的辩论，完全是针对智者学派而发。问题的核心是，智者学派以教授知识为业，在自然哲学方面，苏格拉底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表明，那些自称最有知识的人，实际上，并无知识，他们自称是“智者”，但不是“爱智者”。前者把知识当作现成的产品拿去出售，而后者则永远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他对永恒确定的知识，心向往之。苏格拉底在西方人文主义者那里，一直是个理想的化身，因为他以美德来规范人性，这一美德原则的建立，需要克服人的许多原欲、战胜许多私念，因而，这种以人的本性去迁就顺从美德的理论，受到了尼采的激烈攻击。
尼采主张彻底地放纵生命欲望，因为生命欲望的表达充满了意志和力量，当然，这并不表明尼采与智者一致。智者们号称可以训练人的勇敢、公正、克制等道德品质，但并不知道“道德品质”为何物。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承认：“德性是可教的”；在苏格拉底看来，德性的可教性在于：“美德即知识”，如果德性不是知识，则就是不可教的；按照智者们的理论，德性不能是知识，他们自己对德性也并无知识，因而，在他们的学说中，德性本不可教，他们的确也不能教人以德性。在苏格拉底心目中，什么才是可教的德性？
就苏格拉底整个哲学思想倾向而言，所谓可教的知识，必定是可以普遍传达的东西。智者们所自诩的知识，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没有普遍性的、必然性的，因此，德性作为知识就应该是可教的，也是可以普遍传达的。智者的哲学出发点，是感觉的人，这样的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是个别的、偶然的，他们对世界的观念，是一些意见，而不是确定可靠的必然知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个别的感觉式的意见，为个人所有，出于个人，但不属于个人，因而是不可教的。任何人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但真理却有强制性，柏拉图的《会饮篇》和《斐布斯篇》，就是接着这一问题讲的。从希腊文化史的有关描述中，可以看到，“会饮”，是当时希腊社会普遍流行的习俗，在宴会上，通过歌颂诸神和唱颂诗歌来举行庆祝活动。柏拉图的《会饮篇》，对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而认为，在一切美德中，智慧是最高的，这是西方思想中理性主义的主流，但是，柏拉图也发现：在获得真理的过程中，情感和意志占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知、情、意三者的关系问题。在柏拉图对话中，他通过神话故事，完成了关于爱欲问题的解释，在对话中，斐德罗对厄罗斯的歌颂，可以分为三层。“Eros”，即人的爱欲，这种爱欲，如何对人产生影响呢？对话者认为：第一，厄罗斯在诸神中是最古老的，第二，厄罗斯是最高的幸福和善的源泉。希腊人最崇拜的是趋善避恶的英雄精神，在这里，斐德罗将这种英雄精神的产生归之于爱情的神圣力量，认为它就是人类最高的善的源泉。第三，厄罗斯还能为所爱的人提供献身的勇气和意志。人们为了爱欲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见，爱欲是多么伟大的情感和意志，所以，对话者认为，在诸神中，厄罗斯最古老、最神圣、最值得尊敬，对于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厄罗斯都能给人带来美德和幸福。其实，柏拉图并不赞成这一看法，但是，在对话中，他通过不同的人对爱欲发表的看法，揭示了理解爱欲的多种可能性。他赞赏的是精神之爱，事实上，在关于爱欲的探讨中，他涉及了不同的理论，但他自己的观点并不明确。
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古今的冲突表现在：古代的“Eros”理论，重视情，而现代的“Eros”理论，则重视欲。寻求自我完善的动力，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原来的形式是完全的、完整的，后来，由于情理冲突而造成了思想的分裂，所以，追求这种完整的力量，便叫作厄罗斯。人本来是自由的生命整体，由于自己的罪过，神将人分割开来了，所以，只有在厄罗斯的庇护中才得到幸福。全体人类，不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幸福就是实现爱欲，找到与自己配合的爱人，回复人原来的本性，达到完全，就是爱欲。人们必须这样做，在当前的情况下，绝好的事情，便是将人的爱欲放在和人最情投意合的性质上。厄罗斯最值得尊敬，就因为他能使人回复原来的完整状态，得到最大的幸福。继而，悲剧诗人，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诸神中，厄罗斯是最值得赞美的，因为他是最美的，也是最好的。之所以说，厄罗斯是最美的、最可爱的，是因为，厄罗斯在诸神中是最年轻的，是最娇嫩最敏感的，是最随和的。之所以说厄罗斯是最好的，是最高的善，是因为，厄罗斯是正义，是自我，是勇敢，是智慧。爱欲给人带来了和平，使苦痛沉睡，也带来友好和欢乐，他是欢乐、文雅、温柔、优美、希望和热情之象征。无论是神和人，都要跟随他，赞美他，歌颂他，柏拉图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涉及各种爱欲观念，这些观念，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而且具有流俗的影响力。从柏拉图对话中，也可以看到，智者所辩论的问题，在当时非常引人注目，这说明，爱欲力量高于理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