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随着江南经济文化的繁荣，建筑上必然有与之相称的发展。但江南地区无唐代建筑遗构，难作进一步的探讨。从文献及考古资料看，隋唐时的长安、洛阳盛极一时，但东南地区的扬州、苏州、杭州同样繁华无比。尤其是扬州，既有“雄富冠天下”之誉，也有“扬一益二”之称。扬州处于南北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成为唐代中后期最繁荣的商业城市。扬州城由子城、罗城构成。子城仍沿用隋江都宫城，为军政机关所在地。城为曲尺形，环以深壕。衙署多设在城的中部，今子城遗址中心偏北处有一方形遗址，相传为唐帅牙所在，也是隋以前的官署旧址。街道多为东西、南北向，今遗址内的测字街村，正好是十字街的音转。今天东西向大道两端仍称东华门、西华门。罗城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东西3.12公里，南北4.2公里。以运河和街道为框架，使罗城的平面布局井然有序。罗城有南北大街6条，东西大街14条，主要大街贯通城门，形成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今已探出罗城南门三座，西门二座，东门一座，北门一座。街道与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河道相平行，形成水陆并行的交通体系。从出土的唐人墓志来看，扬州的里坊分别由江都、江阳、扬子三县管辖。由于商业的发展，已突破城墙的限制。在城区，江阳尽有城内官河以东坊里，如端芝里、布改坊、崇儒坊、仁凤坊、延喜坊、文教坊、庆年坊、通化坊、孝儒坊、瑞改里、集贤里、来风里、太平坊、会义坊等；江都县尽有城内官河以西的坊里，如赞美里、会通坊、通润坊、安邑里、崇义坊、怀德坊等。城郊的坊里主要设置在古运河沿线和驿道近旁繁华地区。罗城东郊运河南岸有属于江都县的弦歌坊、道化坊、临湾坊，北岸有属于江都县的章台乡和归义乡；罗城西郊，有属于江都县的来凤坊，属于扬子县的凤亭坊等。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扬州是“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楼上望神仙”的一片繁华景象。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及北方地区五个政权依次更替，一个吃一个，一直处在征战之中；南方诸国尤其是江南的吴越、南唐等基本上同时并存——这实际上是唐后期两地藩镇不同风格的延续，因为五代十国主要是在唐后期藩镇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期间，中原及北方地区经济和文化因战乱继续衰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则又一次获得了可以安定发展的机会，并确实发展起来了，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吴越国在“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下，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发展手工业、商贸业和文化事业，扩建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着力经营，使吴越国成为南方诸政权中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故苏轼在《表忠观碑》中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繁荣，吴越国的建筑技术和艺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吴越国自钱镠由梁太祖朱温封为吴越王后，传三世五代。各代均崇信佛教，大兴寺塔，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尤其首都杭州，据《十国春秋》的记载，显德二年（955）五月，“周诏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检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由此可见，当时的吴越国境内，可谓寺院如林，故有“东南佛国”之称。着名的杭州雷峰塔和苏州的云岩寺塔就建造于此时，两塔同为唐、宋过渡期间八角形楼阁式砖塔的重要实例。
雷峰塔位于西湖南岸夕照山，建于五代十国末。在塔的砖穴内曾发现板刻印刷的陀罗尼经，内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弘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乙亥当为975年，即北宋开宝八年。雷峰塔属楼阁式塔，平面呈正八角形，塔身砖砌，有内外两层，檐部为木结构。据记载，原拟建十三层，后因财力不足，改建七层。每面转角有八角倚柱，居中辟门，并在墙面上隐出阑额、槏柱、腰串、地栿。
阑额上置斗栱承木檐。每层有平坐。底层塔身较高，原应有一周回廊。塔于1924年倒塌。
云岩寺塔位于苏州市阊门外的虎丘山上，俗称虎丘塔。始建于五代吴越钱弘俶十三年（959），落成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后经多次焚毁和修缮，现存云岩寺塔为八角七层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塔身残高47.5米左右，由外壁、回廊、塔心三部分组成。外壁每层转角处砌成圆形角柱，每面用槏柱划分三间，当中一间是塔门，左右两间是砖砌直棂窗。
柱顶横额上置斗栱承托塔檐，再上为平座栏杆。从外壁塔门至回廊有一条走道。廊内是塔心，八角形，东南西北四面开门。由塔心门经过走道进入塔心室。出檐用砖叠涩结构。塔身由底向上逐层收进，外部轮廓呈抛物线形。塔内砖砌白灰粉底绘以彩画。
杭州雷峰塔、苏州云岩寺塔等在当时应属大型工程，它们的兴建，既反映了吴越国的经济实力，也表明其建筑技术较为先进。吴越纳土后，名匠喻皓入汴梁（今开封），奉命修重要的皇家工程开宝塔，表明这时水平较高的南方建筑技术和新颖的建筑风格又一次北传中原。
喻皓，又作预浩、俞皓、喻浩，杭州人，生年不详，卒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五代十国末年，修筑杭州梵天寺木塔时，塔身木构架颤动，众工束手，经喻皓指点，把楼板钉在梁架上形成整体后，塔即稳定，说明他对木构架受力情况和加强整体刚度的概念有深刻理解。宋初，他主持修建汴梁开宝寺木塔。该塔高36丈，八角，十一级，先做模型，然后动工，历时8年，于989年竣工。相传喻皓曾考虑到汴梁地处平原，多西北风，建造时使塔身略向西北倾斜，以抵抗主要风力。喻皓着有《木经》三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建筑学专着，在《营造法式》成书前曾被木工奉为圭臬。惜已失传，仅在沈括《梦溪笔谈》中略见梗概。
进入宋代，自两晋南北朝以来的经济重心南移过程基本结束。此时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了中原及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经济文化中心。北宋时，除都城汴梁外，其他重要城市大多在南方，如杭州、苏州、常州、镇江、建康、越州、明州、荆州、泉州、广州等。尤其是江南地区形成了以杭州、苏州为中心的城市群。据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以前商税征收情况统计，全国商税岁收1万贯的城市计204座，而在东南地区就有64座，占总数的31.8%。所以陆游在《常州奔牛闸记》中说：“方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
北宋以汴梁为京师，使南北交流更为便捷。其时财赋依赖江南，中原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也开始较多地受到江南的影响，建筑技术也如此。上述宋初喻皓入京主持重大工程就是一个证明。其后，宋真宗建玉清昭应宫以奉玉皇大帝，规模十分恢宏，由宰臣丁谓任修宫使，“尽括东南巧匠遣诣京”，又一次将江南建筑技艺带至汴京。直到北宋后期，江南仍保持这种技术优势，所以苏轼在《灵璧张氏庭院记》中说：“华堂夏屋，有吴、蜀之巧”。
第二节 《营造法式》编着过程与初祖庵大殿建筑特点的启示
一、近年有关《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关系的探讨
1980年，潘谷西在《栀营造法式枛初探》一文中不仅注意到了南方所存的建筑实例对研究《营造法式》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而且明确提出了江南建筑曾对《营造法式》产生过影响的观点。他写道：“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是北宋前期所建的一座木架建筑，它的四根内柱是用拼合法制成的，其中三根是由八根木料拼成的八瓣形柱子。这不仅是国内已知的最早拼合柱实例，也是宋代拼合柱实物的孤例。而在此殿建成后90余年问世的《营造法式》中也载有拼柱法，虽然拼合方法不同，但同是用小料拼成大部件以解决用料的困难。不久前我们为了苏州瑞光寺塔的复原设计，曾去考察了五代末年至宋初的几座石塔和经幢，联系江苏宝应出土的南唐木屋和镇江甘露寺铁塔第一、二层来考虑，感到五代至北宋间江南一带的建筑和《营造法式》的做法很接近，尤其是大木作，几座石塔的斗栱、柱、枋、檐部等，几乎都可和《营造法式》相印证，屋角起翘也平缓，和明清时期江南的‘嫩戗发戗’迥然不同。因而使我们联想到北宋初年曾在汴京名噪一时的建筑大师喻皓，他从杭州去京师后，于端拱二年（989）也就是灵隐寺石塔建成后29年，在东京建成了着名的开宝寺十一层木塔，他着的《木经》则被奉为营造典范而流行于世，是李诫《营造法式》问世前的权威性建筑着作。所以说由于喻皓的活动和《木经》的传世而使浙东建筑做法在京师产生一定影响，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从《营造法式》的内容来考察，除了前述拼柱法以外，还可以在书中找到一些做法在江南很流行而在中原及北方地区则很少见到，例如竹材的广泛使用、‘串’在木架中的重要作用，上昂的应用等。”
潘谷西从江南建筑实例与《营造法式》内容作比较后所提出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建筑史学界的重视。近些年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营造法式》与地方建筑传统的关系，如傅熹年的《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郭黛姮的《栀营造法式枛研究的历程与展望》、张十庆的《栀营造法式枛的技术源流及其与江南建筑的关联探讨》等论文不一而同地对《营造法式》中的地方建筑传统因素进行了阐述。
傅熹年在《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一文中认为，自唐至明，南方建筑曾出现过三次北传，第一次是唐代，第二次是宋代，第三次是明代，这三次北传，对唐代、宋代、明代官式建筑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宋代官式建筑风格的形成，傅熹年写道：“北宋立国时，唐的中心地区关中和中原在唐末五代70余年的战乱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图籍丧失，人民流散，城市丘墟，赤地千里，使这一地区的唐文化传统极大地削弱。宋太宗时，欲效法唐之入阁仪式，令大臣考证，竟然不得其实，则唐代典章制度之沦丧程度可以想见，推之建筑，情况也应类似。但江浙、四川等地战乱时间较短，相对较安定，唐以来的建筑传统未受到重大破坏，而且还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立国后在建设中就要利用南方较高的建筑技术，最后就会有一部分被吸收进逐渐形成的北宋官式建筑中。新中国以来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发现一些北宋初期的建筑物，既证明唐以来在这些地区已形成有特色的地方传统，也为宋代这些南方地方传统与北方建筑传统融合形成新的北宋官式提供了例证。”
傅熹年以更广阔的视角阐述了官式建筑与地方建筑传统的关系，不仅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证明了南方建筑传统曾对唐、宋、明官式建筑风格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而且从历史的断面深入分析了南方建筑传统之所以会影响官式建筑的原因。其中他所提出的早在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建筑发展就已超过中原及北方地区的观点，更是使人耳目一新。
郭黛姮在《栀营造法式枛研究的历程与展望》一文回顾了从中国营造学社成立至20世纪末《营造法式》研究的情况，在谈及20世纪80年代后《营造法式》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时，认为对《营造法式》与各地区建筑传统关系的关注便是其中的一大表现。郭黛姮写道：“南方所存的几个实例和南方宋代以后的建筑对于研究《营造法式》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如《营造法式》所列的厅堂式构架，采用月梁形抬梁式构架的建筑主要分布在江南，江浙地区建筑的若干细部处理也与《营造法式》所定者相同，如斗栱形制、双补间的安排、装修、‘七朱八白’彩画，其中尤其是宁波保国寺大殿为代表，竟可找出十几处之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对此已有许多学者作出过论述。另外，有些木构建筑构造的处理，一直找不到与《营造法式》所记条文相同的实例，例如关于子角梁与大角梁的关系问题，直到近年修缮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才发现完全符合《营造法式》的做法。而保国寺大殿与圣母殿这一南、一北两座建筑，均早于《营造法式》成书的年代，而又采用着《营造法式》言之凿凿的做法，联想起现存早于《营造法式》的其他地区的几栋建筑遗构，也都包含有《营造法式》的做法，却又有不似之处，在这似与不似之间足以说明李诫在‘勒人匠逐一讲说’的过程中是邀请了全国的各路诸侯，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这对于身为将作监最高官职的官员来说，也是顺理成章的。”
郭黛姮所言，一方面反映了近20年来建筑史学界关注江南建筑传统与《营造法式》关系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说明，《营造法式》的内容与南北各地建筑的地方传统存在关联的观点已越来越成了学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