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宋代在建筑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首先是城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宋首都汴梁地处大运河中枢，水陆交通发达。城内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突破了春秋以来的封闭并实行宵禁的坊市制，变成临街设店铺、沿巷建住宅的开放性的新型城市。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东京城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在皇城四周。外城平面近方形，东墙长7660米，西墙长7590米，南墙长6990米，北墙长6940米。东、西、南三面皆辟三门，北面四门，此外还在流经城市的河流上设水门十座。全城道路从皇城通向各城门，其中御路是从皇城南门至外城南门的南北向干道，宽200米，成为全城的主轴线。河道也成为城市的重要交通命脉，史称“四水贯都”。宋东京城因袭五代旧城而建，从营建始就没有封闭的里坊。以坊巷为骨架的宋东京城，城市面貌颇发生了诸多变化。《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东京商业街的大局与盛况。东京城在城市结构上冲破了传统的里坊制，较多地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历史上都城布局的重要转折点，对以后的几代都城有较大的影响。
北宋官式建筑融合中原与江南的特点而成，以风格绮丽、装饰繁复、手法细腻着称，不同于唐、辽的饱满浑朴、简练雄放。宋代遗留的木结构建筑尚有多座，如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等就是着名的实例。晋祠圣母殿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崇宁元年（1102）重修。面宽七间，约26.83米；进深六间，约21.2米；重檐九脊殿。平面中减去殿身的前檐柱，使前廊深达两间；内柱除前内柱外全部不用。前檐副阶柱身施盘龙，檐柱侧脚、生起显着。斗栱形制多样，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及上、下檐铺作均不相同。殿内神龛内外两侧的宋代彩塑，是文物珍品。位于殿前的鱼沼飞梁，为中国现存古桥中仅有的实例。隆兴寺摩尼殿落成于北宋皇佑四年（1052），面阔七间，约35米；进深七间，约28米；重檐九脊殿。檐柱有侧脚、生起，柱间砌以封闭的砖墙，四面正中皆出抱厦。抱厦突出于主体建筑，使整个大殿平面呈十字形。内部柱网由两圈内柱组成，次间面阔较梢间为狭，和通常处理方法不同。
南宋偏安江南，其宫室为旧杭州治所，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临安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城市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宫殿独占南部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部，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成为全城繁华区域。御街南段为衙署区，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及文娱活动集中的“瓦子”，官府商业区则在御街南段东侧。遍布全城的商业、手工业区在城中占有较大比重。居住区在城市中部，许多达官贵戚的府邸就设在御街旁商业街市的背后，官营手工业区及仓库区在城市北部。以国子监、太学、武学组成的文化区在靠近西湖西北角的钱塘门内。临安不仅将城市与优美的风景区相结合，而且还有许多园林点缀其间。
临安的南宋建筑皆已不存，但从江南的地方建筑如江苏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建于公元1179年）和福建泰宁甘露庵（建于公元1146年）的结构来看，虽为抬梁式建筑，但大多带有一些穿斗架的特点。南宋园林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与诗、词和画意结合，造景幽邃，意境深长，从现在的南宋绘画中即可知其大致情况。
金代迁都中都后，对中都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修建皇城、宫城，形成了宫城居中的格局。
原属辽南京范围内的城区仍保留着唐代里坊的形制，新扩建的部分，则采取了开放性的街巷形式。两种不同形式的城市街坊共处于一个城市中，是金中都的规划特点。其宫室等官式建筑因袭北宋，向繁复方向发展。现在习见的明清时期黄瓦红墙、白石栏杆的宫殿形象，便源于金中都。金代地方建筑多用托脚、蜀柱、檐额等组成纵向复合梁，近似桁架，为官式所“四水”即指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
无，如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建于公元1137年）、山西朔县崇福寺观音殿（建于公元1143年）等。
这一时期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砖石塔形式丰富，结构多样，构造做法也有显着进步。从平面看，有方形、六边形、八边形等，北宋中期以后，以八边形为主。从外观看，有密檐式、楼阁式、花束式等不同类型。在密檐式塔中也出现了八角形密檐塔。楼阁式塔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塔身用砖造，外围的平座及腰檐用木构；另一种是全部用砖或石砌筑，而形式完全仿木构；第三种是简化的仿木楼阁式塔。花束式塔则完全不同于以上类型，与历史上的塔没有继承发展关系，为新出现的一种形式，它的上半部外作花束式，下半部仍为塔室形。
二、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江南建筑的发展
历史上“江南”一词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左传》昭公三年有“王以田江南之梦”的记载。江，指长江；梦，即云梦泽。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洞庭湖及长江中游南北的湖南、湖北地区。《尔雅》释山第十一记载：“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此处所谓的江南，当指长江以南地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史记·秦本纪》中又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由此可见《史记》中“江南”的范围之大，其南界直达南岭一线。由于江南涵盖了湖南、湖北之地，所以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
唐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包括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地区。虽然其范围仍然广阔，但江南的概论已比秦汉时要明确得多。开元二十一年（733），朝廷将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部分。江南东道，包括了今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地区。唐代中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唐代区域的细分，为后代狭义江南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北宋朝廷为了财政的管理方便，设置了转运使。至道三年（997），全国被分为十五路。
唐代的江南东道在此时分属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相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是北宋时期南方人口的集中区。元丰时有户520万，崇宁时有户570万。其中两浙路（即今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人口最多，元丰时178万，崇宁时198万。两浙路自唐以来，就成为南方最富庶地区，也成了明清时所指江南的核心地域。
从东汉以降，江南的经济发展势头开始加快。三国鼎立，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就是立足于当时的三个经济发展中心地区——中原的洛阳、西南的成都和东南的建康（今江苏南京）。以江南为中心的东吴政权维系了半个世纪以上，此后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又都建立在这一地区，时间长达270年之久。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与东南一带经济文化的显着发展密不可分，此时南方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能与中原及北方地区抗衡之势。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的兴盛与东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密切相关。隋朝开通大运河，虽说是北达涿郡（今北京附近），事实上却以洛阳为中心，主要目的是从江南往关中长安运粮物，而不是往东北输送战略物资；唐代更是如此。这样，南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更为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并且通过南北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唐中叶“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及北方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的财政更加依赖江南，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记述当时的情况是“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所说的“江南”，虽是广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但当时真正发达的地区集中在扬州、楚州、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太湖流域附近的长江三角洲一带，主要属于浙西、浙东两个观察使辖区。
伴随着南方的开发和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南方的建筑技术和艺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虽然南方地区没有唐代及唐之前的木结构建筑遗存，但从史书记载和文人学士对江南繁华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东晋、南朝时期，随着北人南来，江南地区就出现过营造佛寺建筑的高潮。东晋的帝室、朝贵、名僧及知名之士（如许询、王羲之等），很多热心于佛寺的营建，历史上着名的东林寺、道场寺、瓦官寺、长干寺等，就营建于这时期。南朝佛寺的建筑，更是盛极一时。“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江南春》的诗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仅建康的佛寺数已超过了500座，与同期北魏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规模宏大，其“经营雕丽，奄若天宫”。或许杜牧的诗句带有些许讽刺味，但却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佛教建筑的盛行和江南建筑的快速发展。
可惜南朝建筑既无实物又无形象资料，好在日本仍保留有一些带有南朝建筑式样的建筑遗存。在日本，飞鸟时代的建筑如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等，被学界认为是通过百济传入的中国南朝后期式样。法隆寺五重塔和法起寺三重塔均为全木构塔，中心有一大础，础上立刹柱，柱外为多层塔身。每层塔身檐柱的柱列间加阑额，上为斗栱及梁组成的铺作层，承托塔檐。在塔檐椽上置水平卧梁，梁上立上层檐柱。如此反复至塔顶。各层内柱围在刹柱四周，柱上架枋，形成井干形方框，限制刹柱活动，并承托上层内柱。塔身较高者，刹柱可用几段接成。据史料记载，南朝建了很多木塔，三、五、七、九层均有，大都平面方形，有上下贯通的木制刹柱，柱外围以多层木构塔身，柱顶加金铜宝瓶和若干层露盘形成塔刹。这种塔的形象和特点与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十分相近。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虽是较小的三、五层塔，但仍可据以推知南朝建康大爱敬寺七层塔、同泰寺九重塔等大型木塔的构造情况。
对测量数据分析后发现，日本飞鸟时代建筑在设计时都以栱之高度为模数，建筑各间的面阔、进深和柱高都是它的倍数。在多层建筑中，其总高又是一层柱高的倍数，如高二层的法隆寺金堂高为其4倍，五重塔为其7倍，法起寺三重塔为其5倍，都以一层柱高为扩大模数。飞鸟时代建筑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后最早出现的不同于此前日本传统的新风格建筑，它所体现的运用模数进行设计的方法应是当时中国的方法，这就证明在南朝后期木结构设计中已运用了模数。因此，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等日本飞鸟时代建筑，也可作为南朝木结构建筑技术较先进的旁证。不过，日本飞鸟时代建筑间接来自南朝，故它所反映出的模数设计水平，只是南朝建筑的一般水平。可以推想，南朝的一些重要建筑，其规模和水平显然要高于它们。
唐代官式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南北建筑的融合密不可分。如果把敦煌壁画中初唐、盛唐时期所绘木构建筑形象与北朝壁画中的土木混合结构建筑形象相比较，就可以看到两者的巨大差异和唐代建筑的明显进步。这种进步正是南北统一，建筑传统互相融合，尤其是南朝先进的木构建筑技术北传中原和关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