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王树声夜袭青龙观
1932年寒冬，转战川陕的红四方面军迅速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一大片红色区域。相互厮杀中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预感到他们共同的不妙前景，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立即停战言和”的敦促，暂停了在川西的火并，宣布枪口一致对付红军。
蒋介石委任在军阀争霸中得势的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120余个团共20多万人马向红军发起6路围攻。“三期总攻”过去，刘湘被愈战愈强的红军在东、西两线打得焦头烂额，损兵折将3万余人，原定“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赤匪”的野心破灭了，原本就“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矛盾进一步加剧，面临散伙的危险。刘湘只得拨款400万大洋和400万发子弹奖励各路军阀再战。为确保“剿匪”的全胜，还请出他的最高军事顾问、军师“刘神仙”为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全权指挥。
“刘神仙”名叫刘从云，本是威远县一个浪子，当算命先生骗乡民钱财。正当他穷困潦倒之际，恰值刘湘、刘文辉两大军阀为争霸在泸州和老君台爆发激战，打得难分难解。他为刘湘胡占一卦，说道“两战必胜，全川属君”。这无非想讨个欢心骗些钱财，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老鼠”，居然测了个正着。生来迷信的刘湘，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拜刘从云为师父，言听计从，奉为“活神仙”。
徐向前定计将刘湘引到东线作战，并决定由王树声在西线多作点文章，把这股祸水引向东去。为实现“诱敌东歼”的战略，分管西线的王树声副总指挥，巧施妙计，将“迎击”变为“迎敌”。1933年6月27日，红军佯装败退，撤出敌人急欲占领的通江城；又虚晃一枪，分兵向东进击，攻占城口，造成红军将出巫峡、奉节，直捣刘湘老巢万县的声势。刘神仙果然中计，举兵东进万县，即钻进我军布下的铁阵。刘神仙使出浑身解数，驱赶数万人马，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红军进行了轮番猛攻，可遗憾的是，攻势完全不奏效。黔驴技穷的刘神仙孤注一掷，下令农历七月初五与红军决一死战。
战场形势对我极为有利，方面军决定总反攻开始。战略部署是：先集中兵力击破敌人第五路，尔后再挥戈向西，横扫西线敌人。东线敌军第五、六路七八个师分布在东起万源西迄通江东南100多公里战线上。我军把反攻的突破口选在万源东南的青龙观。青龙观位于万源城西南70里的青龙山主峰，形势险峻，两侧全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刀切斧削般的悬崖峭壁，只正面有一条羊肠小路可通。
总指挥部之所以选此处为总反攻的突破口，一是由于这里恰系敌主力第五路左、右两翼的结合部，一旦攻取，就能将敌拦腰斩断；二是由于这里易守难攻，敌人防备较松，较适宜我军采取夜袭方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夺下；三是由于刘神仙最近常出没青龙观玩神弄鬼，说不定还可来个“擒贼先擒王”。
突破青龙观的任务由擅长夜战的第31军274团担任，这是一支由王树声在鄂豫皖根据地亲自带出来的素以攻如猛虎、守若泰山名扬军内外的部队。王树声针对川军畏惧夜战的弱点，亲率二营向青龙观出发，穿山越涧，攀藤附葛，登悬崖，爬峭壁，过暗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青龙观。正披头散发“作法”的刘神仙，听到枪声一响，感到大事不妙，这个长期花天酒地、外胖内虚的妖人，手中宝剑掉地，从祭坛上栽了下来，便一命呜呼了。
夜袭青龙观，歼灭敌师部和一个营。后续部队紧接着投入战斗，乘胜追击。从8月9日到9月22日，我军在40多天反攻作战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6路军阀，使敌人“空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发动起来的6路围攻，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摘自《华兴时报》）
标：张爱萍进敌堡夺牛
1941年农历十一月十九的晚上，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张爱萍，把警卫连战士集中起来，进行战前动员。他说：“前几天，日伪军下乡，把老百姓的耕牛全抢去了，大家都愁着开春没法搞生产，我们要为老百姓分忧解愁，今晚就去把牛夺回来。”
出发前，乡农会主任陈元，抓来一只红毛公鸡，手提钢刀，大步向前，一刀剁掉鸡头，鸡血滴进酒碗里，双手端起碗，大声说：“有决心把牛夺回来的，过来喝酒宣誓！”哗地一下，几十个战士一齐拥向酒碗。
半夜，没有月亮，天色漆黑。队伍在紧靠海关镇的草滩上隐蔽下来。张爱萍带着几个战士，一直摸到敌人的土圩子下边。
“什么人？”敌人哨兵大声喝道，随着拉动枪栓的声音，两条黑影窜了出来。
“送钱来赎牛的，找王子磐乡长！”陈元不紧不慢地答道。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嗨嗨，白天不方便。不信，这里有通行证。”
一个敌人走过来看证件，说时迟，那时快，张爱萍立即用手枪顶住这家伙的胸口，缴了他的枪。另一个敌人还没来得及出声，就成了战士手下的俘虏，被捆了丢在一边。伏在圩外草滩里的战士趁机潜入进来，陈元在前领路，一部分人往牛栏摸去，一部分人负责掩护。突然，手电筒一亮，一个敌人朝牛栏走来。张爱萍飞身上前，将麻绳套到他的脖子上，转向一背，那家伙两脚离地，枪落在地上。旁边一个战士，上来把他的嘴塞住，捆绑结实。
就在这紧张时刻，敌人警犬突然“汪汪汪”地狂吠起来。内圩的碉堡上“啪啪”射出两颗探照弹，把海关镇照得通明透亮，夺牛的战士只好隐蔽埋伏下来。
突然，“嗒嗒嗒嗒”，东南方向枪声大作，负责掩护的三排与内圩敌人交上了火。
陈元带领的一排战士，在据点内的养牛人配合下，抓住机会，用刀割断牛绳，赶着牛出牛栏，骨碌骨碌地过了圩河，进入草滩飞快地跑了。
一颗通红的火球飞上天空，又慢慢落下。一排战士按照事先计划，放出完成任务的信号弹，表示撤出据点了。而敌人的枪，还“嗒嗒嗒”“咚咚咚”地在响着。陈元大声地喊道：“王八鬼子听着，王子磐也听着，牛我们如数收到啦，用不着打收条呀！钱等丰收以后再送来吧！”
敌人的枪声更紧了，炒豆似的，连成一片。
这时东方已经大亮，阳光照在牛身上，像涂上了紫红的油彩一样，十分惹人爱，它们也好像知道要回到久别的主人身边，得意地甩着尾巴。张爱萍和战士们一起钻出草滩，跑上一片高岗，停下来休息，这才发现自己的衣裳撕破了，脸上也划出了几条血道道。战士们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包扎一下，他却说：“不要紧。”当张爱萍和战士们回到唐家洼，老百姓们满怀喜悦的心情牵回自己的耕牛时，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如今，唐家洼老人还常常讲起张爱萍带战士进敌堡夺牛这段故事。（据《党史纵览》）
标：陶成章病房遇害
这时是武昌起义发生后约3个月，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14天。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也在两个多月前被革命党人光复，到处充满了革命的气象。
然而，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夜幕低垂，路静人稀，却有两个人来到广慈医院，敲门而入。门卫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回答，有要事要见在这里住院治疗的陶成章先生。来人上楼推开陶成章的病房，见陶正躺在床上，面孔向里，沉睡未醒，遂大呼一声：“陶先生！”陶成章惊醒，刚转身向外看时，来人早已拔出手枪，向陶头部打去。子弹从陶的左颈喉管旁边穿入脑部，陶当即死去，鲜血流了一床。刺客见事成，立即持枪逃离医院，转眼无影无踪。
陶成章被暗杀立即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重大案件。在南京才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10多天的孙中山闻之“不胜骇异”，第二天就致电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指出陶成章“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要求陈其美“严速纠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黄兴等革命党领导人也发电给陈其美，要他迅速严缉凶手，并要保护好陶成章的好友章太炎。陈其美在上海立即表示：已派遣都督府的全部暗探严密查拿凶手；同时饬令都督府交涉司转饬会审公廨委员及函请租界捕房，一体协缉。
然而，陈其美所做的这一切只是遮人耳目的表面文章，因为暗杀陶成章的主使人正是陈其美本人。
陶成章是辛亥革命期间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他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78年，很早就投身反清民主革命。1904年，他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人创立革命团体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为了发动革命武装斗争，他多年来积极奔走于江浙各地，联络会党，组织起义，常常日行八九十里，腰束麻绳，脚穿芒鞋，蓬首垢面，废寝忘食，冒险犯难。他曾四过杭州，与家乡仅隔一条钱塘江，却没有回家看望家人。他说：“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表现了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陶成章在浙江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但是，陶成章有个很大的缺点——具有浓厚的宗派思想与排他性。1910年2月，陶成章与章太炎公然成立新组织，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分裂。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陶成章回到国内，在上海主持光复会与光复军的领导工作，发动浙江武装反清起义。但与此同时，他又和以陈其美领导的江浙同盟会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斗争越来越激烈，竟发展到互相仇杀领导人的地步。光复会的领导人李燮和遭到狙击未死。光复会威望最高、能力最强的陶成章更成为陈其美必欲除去的对象。
陈其美是同盟会的一个重要领导人，他追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举为军政府的都督。但他同样具有政治上的狭隘性与自私性，陈其美作为同盟会在江浙地区的领导人，早就与陶成章及其领导的光复会有矛盾。为争夺上海与浙江的领导权，上海、浙江光复会这两个革命组织的矛盾日益激烈，斗争也更不择手段。陈其美对陶成章更是憎恨，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时正逢陶成章生病住入上海广慈医院，陈其美闻讯，就召来担任沪军第三团团长的部属蒋介石密议，制订了刺杀陶成章的计划。
蒋介石先出面收买了光复会的一个叛徒王竹卿，让他打听陶成章的行踪。他们得知陶成章秘密住入上海广慈医院治病，就让王竹卿在1月14日凌晨潜入医院刺死了陶成章。
事实证明，刺杀陶成章是陈其美一生中所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上海、浙江光复会案发生后，真相很快就披露出来。它不仅没能消除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反而加剧了矛盾与斗争，破坏了团结。陶成章被刺死后不久，凶手王竹卿就被光复会中人杀死在嘉兴家中，蒋介石被迫避往日本。
（摘自《民国大案》经盛鸿/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标：彭德怀的“家私”
彭德怀的“家私”只有四件“珍宝”：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奖章、8块银元、一包历史资料。在中南海工作时，彭德怀一直把它们珍藏在保险柜里。
左轮手枪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战利品，彭德怀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留作历史的纪念。激战太行山、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赴朝参战，一直没有离开过他。那是他的心爱之物。
红星奖章是在中央苏区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他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也都有。提起这枚奖章，彭德怀真诚地说：“这不是个人的荣誉，它记载着无数革命战士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那8块银元，是红军时期分给他的伙食尾子。他常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伙食尾子就是节约下来的伙食费。那时候，干部和战士的生活很艰苦，都没有零用钱，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当时官兵平等，有了伙食尾子，分得一样多，可用它买日用必需品，是零花钱。我很少花钱，就把它积攒下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竟然会将一分一分的伙食尾子，用心积攒出8块银元，这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是极好的革命爱国主义生动教材。
那包材料，是彭德怀的笔记本和一些油印的战斗经验总结。其中有一份《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是1941年10月他在北方局党校的讲课提纲，他一直用红布裹着，精心保存。有一次，他打开这包材料，拿起《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翻了几页，对警卫员说：“革命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可惜这些材料过去没有保存好，喂了老鼠了。”说着，他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在这份材料的首页上写道：“已被老鼠啃了不少，这虽然是素材，但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实际材料。”
这位人民解放军和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爱金钱，不爱美女，执著追求共产主义信仰，保持一种崇高精神，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和青年人学习。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时，动情地说：“这几件东西，我保存几十年了，它来自人民，现在应该还给人民。”然后亲自动手，无限深情地一件一件地把它们整理好，包裹好，把这四件珍贵的纪念品全部交给了党。
（摘自《如皋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