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舆[1]注（下简称苏注）：“此篇说《春秋》大旨，盖亦自序之类。董子元书散亡，藉此窥见著书次第，得其用心。读者当宝贵之。”
张三世例。
“俞”，答也。“俞序”，答序。此篇为《繁露》序文，可知孔子何以要作《春秋》。
《俞序》讲“张三世例”，张明三世之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据乱世，告诉百姓：乱世之可怕！江山，父传子、兄传弟，永远不能太平。据乱世，把持得完全不放，出了个大胆的就革命，谁都想要，但有人胆小。此天下之所以乱。升平世，超乎据乱世，仍有领袖，尧舜是升平世。太平世，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改变制度，但大本不能变，技术上变而已。
仲尼之作《春秋》也，
凌注：“安昌侯张禹说曰：‘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
古时以孟、仲、叔、季作为排辈。孔子为老二，故称仲尼；其母祷于尼山之丘，而得孔子，故名尼。
《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孔子于《论语》何以无提《春秋》？证明《论语》并不全。《孟子》提孔子作《春秋》。古书丢太多，可惜！
上探正天端，
上下，有先后之义，即指层次。《大学》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端，物皆有端，即始；末，为终。《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始终，直线；终始，终而复始，圆。人生曰始，最后曰终。《孝经》“续莫大焉”，是圆的，终始之道。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人死的是肉体，有儿子则续莫大焉，乃生生不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不曰始终，其义更深。树被砍，但籽落地，又生出新树。“生生之谓易”，生生就是易，中国人的人生观。
“探正天端”，“探”，秘探究竟，求其所以然。合于天之始的道，最先应探正于天之端，以天之端为标准。“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乾卦》），此即天之端。《大易》与《春秋》相表里。读《读经示要》，知“天之端”绝非空话。做事以“乾元”为准，政府立一大法——洪范。法天，以天为准。天端，乾元造就天，此为求其所以然。一开始，即将思想确立，识源才能立本。《春秋》为法天。“上探正天端”，求其所以然，有“另辟天地”的气势，创一个新天地、大环境。
先“探正天端”，探的功夫多么仁慈！作《春秋》的目的，第一步先识源正本，即探正天端。用“探”的功夫，试验性地正天之始，表明前面的已经受污、被糟蹋了，要领到一个正路。“探正天端”，求其所以然。派侦探来，在求其所以然。
《大易》与《春秋》，是中国最难懂的两部书；这两部书没有读，就难以懂传统文化。读《春秋》必要仔细，是开智慧的东西，每天都用得上。
对任何问题，不假思索就说，有求其所以然？读书，一字不明白，就不能懂深意、精义。昔日先读《千字文》，至少认识一千字了，再读书。为文只在五六百字内转，能看？看破世情惊破胆，你们都不知自己懂几个字。必要认识自己。说“试试看”，搞政治能拿人的性命试试看？
必先有求其所以然的功夫，识源正本。第二步，则是正一切的不正。自己不正，看什么都不正，“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慢慢地自不正经处正（此作动词）起。以谁做标准？天绝对可靠，以天为模范，慢慢地试探。
“天端”，“端”是什么？读书，每字都不能放过，没明白就用不上。“执其两端”（《中庸》）、“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事皆有两端，并非两头，如好恶、美丑、是非、黑白等。
天之端，开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元为天端，乾元为万物之端。自本上认识，识源才能立本。一开始，即将思想确立。
《大易》与《春秋》相表里。《大易》体元，“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易经·乾卦·文言》），昔日有“体仁阁大学士”。《春秋》奉元，讲实践，奉元行事。奉元书院，自天德开始，天有好生之德，生生之谓仁，仁为中国之道统。
何以称“天端”，而不称“乾元”？元，为体；端，为一事之用。天有端，有其作用。因“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中庸》），一切皆主观。法天，以天作标准，正己之偏见。
“探正天端”，识源正本。孔子立一标准，作《春秋》，首求一切事之所以然。
〔正〕王公之位，
自天子以下正起。天子以下，就是“王公”。
“正王公之位”，因为王公是国家最有权命的人给的，不管出身，受封即成王公。《春秋》的王公，重在其表现，必具王公之德，故要正王公之即位。
何以不正天子？天的儿子还要我们正？天子，上天之子，必要“继天之志，述天之事”（《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我们都是他的兄弟，叫“天民”（《孟子·万章上》）。天无私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第十章》）。
“王公”，人最大的。“王”，《白虎通·号》曰：“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看天下人是否都拥戴他？天下所归往者，为文德之王。“公”，《说文》云：“韩非曰：〔苍颉作字，自营为厶，〕背厶为公。”《白虎通·爵》曰：“公者，通公正无私之意也。”公正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如天地、日月之公，大公无私。
五等爵名号，皆有深意，有德才有爵。
《白虎通·爵》：“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爵者，尽也，各量其职尽其才也。”《白虎通·号》：“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
新王，为主人，看其德与职是否相称，有无私心？中国的王，就孔子的“文宣王”够格，历代的王公皆酒囊饭袋。以后的王多是大盗盗国，没有人归往你，要正你的不正，使归于正。
以什么标准正王公？自公。正王公，简言之，即正礼；“立于礼”（《论语·泰伯》）是结论。不正，即失礼；正了，即“立于礼”。正王公之位，第一步是“立于礼”，先从王公开始。
〔正〕万民之所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以什么领导社会？民之所欲不正，要慢慢正之，得德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春秋》新王，为主人，要领万民到一个正路。正欲，因人人皆有欲，无欲乃刚。
当政者莫大于正万民之所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先进》）今天台湾，赌博的社会，从“大家乐”到“六合彩”、到股市。
《论语》无不谈政事，中国人长于政事。读书人不谈政治，没有读书。都在暴风圈，要提高警觉。今天台湾青少年杀、掠，怎能不正万民所欲？怎么正百姓偏僻之欲？正，自去私入手。天下何以乱？欲使之也。正端，正欲。时代之所以不正经，乃因一个“私”字害尽天下苍生。有欲，才有私。
孔子为“素王”，素王的气派，有其德无其位，空王。读《春秋》，应先正己之所欲。没比书呆子再没用！正万民之所欲，去万民之私欲。正欲→欲正。欲正了，才能“起贤才”。人欲正了，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天下皆正。孔子何以作《春秋》？古人几个字就可以讲明白了。
周，原为殷之封国。问：“臣弑其君，可乎？”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一夫”，独夫，一人。
儿子，继志述事。天子，继天之志，述天之事。天子应照顾宇宙的事事物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圣人虽做许多仁德之事，但不以己为仁，以民胞物与精神，视百姓与刍狗同一重要。刍狗，乡下小路上细嫩的小草，细而柔软，虽是至贱，亦是万物中之一物。天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皇帝郊天，供一把刍狗，祀上帝：以万物一视同仁。此即公，无私也。为政者正视自己是否大公无私？
《礼记·学记》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君者，群也。我解：“君，群之首。”中国造字之美在此。为师者可以为君，“作之君作之师，为配上帝”（《尚书·秦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祭孔，用八侑舞。
孔子以正德为主。人的欲无止境，领导人得正民之所欲。台湾之有今天，有些人应负莫大的责任。钱太多，只有断送台湾，逼得没办法就出问题。民国时期上海打老虎，乃最后一张王牌，以小蒋（蒋经国）去救亡图存，碰次要的，枪毙黄金荣，黄是孔家（孔祥熙家族）大将，母子积仇，如洪水冲击；一垮，乃往外国跑。
你们遇正事特别纯洁，遇闲事则比什么都跳得高。人都有欲，应知何样的欲应该正。私欲，呆头呆脑，既像半痴又像疯子。“再世奇缘”，夫子之自道也。
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
“明得失”，得，有看不到的失。“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国家的得失，即民之得失。
人要明得失，做事绝对有分寸。“有守”，才“有为”，有守有为。如是有为有守，岂不是贪一百亿元，就此守住？有守，是“有所不为”（《论语·子路》），有所不为才能有为。
判断一事，总似是而非，说“差不多”。明得失，“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得失，亦必合于道。明得失，就不昏。什么都正，乃能起用有德有能的人。
“起贤才”，是主动求贤，起用贤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领导人必须有德，做事的人必须有能，“养贤以及万民”（《易经·颐卦》），此为孔子改造社会之思想。
凌注：“哀十四年，《传》：‘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
“以待后圣”，多么慈悲，是待后人用。“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此即中国人的精神。“却观未来，豫解无穷”，是为别人预备的，非为儿孙预备。每代皆必完成其责任，道义无新旧。
没有后圣，焉能用贤才？以待后圣继起。“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儒家是进化论。现在未达目的，后生慢慢可以达目的，承认后生可畏，越往后的越比前辈好。而在乱制、专制思想下，总教你自感不如古人，偶像崇拜、神化古人，无论如何努力，总也赶不上古人。法古人，忘了自我，亦步亦趋，此“愚民”的第一招。儒家则以“有教无类”“后生可畏”相配合，“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父母的好坏，并不影响儿女的纯正。
昔日三教九流不能应科考，唱大鼓戏的不能和正经人坐一起吃饭，此愚民政策也。如真实行孔子思想，就不会如此。封建制度下的思想，和孔子思想实完全不同。
孔子“拨乱反正”，在使“乱制”回到正道。孔子的大原则在此，“以俟后圣”。如有理想，存“成功在我”之念，不但不能成功，还显得小器，小家碧玉的观念。器识很重要，要有“以俟后圣”的胸襟，只要开始做，何时完成不管。
孔子何以要作《春秋》？《俞序》一开始即予交代，立出大纲。何以古人头脑如此致密？看董子文章之美！
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记·太史公自序》：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
凌注：“隐元年疏：闵因序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
作《春秋》，必有所本，有所据，乃“引史记”，即“不修《春秋》”，鲁国的历史，以之作为借鉴。以天下为家，《诗·小雅·北山》云：“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循）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独劳）。”劳逸不均，贫富悬殊，弄到最后，乱到极端，即亡国。
孔子修《春秋》，是根据当时已有的“不修《春秋》”而修成。“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修史，因历史材料是前人留下的，必要加以修剪。如修身，去掉自己之所欲。有了修的《春秋》，乃把原来的《春秋》称“不修《春秋》”。孔子作的《春秋》，叫“修《春秋》”。
凌注：“师古曰：‘是非，谓本其得失。’”
“理往事，正是非”，必有标准。“理”字包含多少智慧？用智慧去理往事。理之，则知往事的真是真非，如此，孔子的学说才能站住。以什么标准理往事？一般人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故而有争吵。我们的标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
孔子删《诗》《书》皆有理，《尚书》以尧、舜为始，《甘誓》之前为法，之后为戒。一般不讲《甘誓》，今文经重此篇，存此篇，意义深长，“至禹而德衰”（《孟子·梁惠王上》）的证明。
《淮南子·齐俗训》云：“昔有扈氏，为义而亡。”（东汉高诱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天不佑扈，此败，天民尽制于鸟兽之群，几千年家天下乃起。
“正是非”，道听途说，凡民也，人云亦云。天下就是是非，人就在是非里打转，天天在是非圈中打转，此普通人也。一死遮百丑，中国人易于同情死者。
“正万民之所欲”，必有一标准，要正是非，立见地。儒家开始学的是什么？正。“蒙以养正，圣功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正天下之标准。怎么学正？止于至善，止于一。吾道一以贯之。
从一到元，经过一个层次。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证明孔子接受道家之学。孔子晚年喜《易》，体悟深了，乃改一为元；修《春秋》，变一为元，立新王之法，在死的前一年。
“序王公”，将够标准的序出。王公混乱了是非，王不像王，公不像公，过去了也不可原谅，必刺讥之。
《春秋》一开始，即“元年，春，王正月”。元，止于至善，止于道，以道为至善；春，天地开辟之端；《易》“蒙以养正”，以“正”正天下，都正，天下就正了。欲正，天下无不正。必要自真知入手。
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
凌注：“《白虎通·礼乐》问曰：‘异说并行，则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择其善者而从之。’”
“史记”，此指未修之《春秋》，记十二公之事，皆衰世之事，将此材料修《春秋》。
“十二公”，为周朝末年桶饭的衰事，衰败时代的事。“治起于衰乱之中”，无衰败，怎会有太平？给人无尽的盼望，不悲秋也不自杀，否极泰来。
孔子曰：“吾因（动词，根据）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凌注：“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离娄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窃”，私也。参加意见，即王心，“加乎王心焉”。或以为素王之心，将新王之心加在里头。或解以为王心，用《春秋》之大法，以王天下。
《春秋》固为史事，《春秋》之义则为孔子加入，故孔子修《春秋》，乃成经学，非史学。东汉犹有此主张，见郑玄《六艺论》、卢钦《公羊序》。
《太史公自序》，四大名序之一，为《史记》之序，当细看。司马迁与董仲舒为师生关系。
“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此表示孔子为“知行合一”的实行家。
史记载十二公之行事，亦是空言，过去的行事就是空言；觉其行事不对，就得亲自去干，实际去行，知其非而力行之，这才是“拨乱”的功夫，光讲不行。
孔子根据史记“十二公（旧王）的衰事”，加上其“新王的理想”，有“王天下”的心（志向）。“王心”，新王王天下之心，孔子之志。《春秋》以鲁当新王，新王之心。孔子为素王，新王。素，空，有王之德，无王之位。
王心，新王之心（古以“心”为思维器官，后沿用为“脑”的代称。心藏神，《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心为思想之源。心之所主，曰志。新王之心，新王之志。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诗言志”（《尚书·尧典》），《诗》可以兴人之志，察人之志，群人之志，怨人之志。不学诗，则无以言志，不能有志。“诗，持也”（《诗纬》），“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礼者，理也，履也，行也。“不学《礼》，无以立”，不能脚踏实地去做，就不能立身、立业，行的结果就是立。能言，就能行，立功、立德、立言。知而必行，深切著明，就能立。
好好温习《四书》，中国的真材实料太多了。“智周万物，道济天下”（《易经·系辞上传》：“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易经·泰卦》：“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知此，才知人何以要活下去。
我一生尽在衰世中。自己不正，有何权势，都帮不了你的忙。本身无才能，太座有高才，但欲胜于才。欲不能没，但得正欲。“可欲之谓善”，恰到好处，当其可之欲。
古人智慧，是“况”，是“象”，哪个时候都有。活泼脑子，否则没用。官大，总统也会坐牢。要做思想家，不要做书呆子。脑子必要活一活，否则读八十年也不明白。
新王之志，要见之于行事，孔子为知行合一的实行家，知而必行，必干出来，此为中国的政治学。干，不能等他死。《春秋》不是历史，是孔子之志，孔子志在《春秋》。
“吾道一以贯之”，即此章的注解。贯，行，“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论语·子张》），一般人办不到。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著书立说；“行事”，实际上去做。“见之于行事”，知而必行。历史写得怎样，仍是空言，比不上真的去干。“见之于行事”，真实行，才能“博深切明”，即革命。
以《史记》相印证，显见《繁露》有脱文。司马迁原文较深切，《繁露》可能经后人所改。
“余闻董生曰：‘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为三个标准。当时，天子、诸侯已经没有实权，政在大夫，必讨大夫。孔子一上台，即付诸行动，诛少正卯。《春秋》宗旨：拨乱反正。“拨”，除也；“反”，返也。“正”，王道也。
看权势在谁手中，谁有权谁做主。行动，也得有目标、有步骤。人不能太忠厚，多说一句，即是非。连说假话的本钱都没有，如何做事？能干事，很周到，有用。被揭穿了，犹不脸红。教书，非法院。做事，胆、量、识皆必具备，否则只是废物。我在台做的事，你们连想也不敢想，被看在此。现剩下两人，腿都不能动了，我还去看他们。
从权达变，但行权必反经，《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何注：“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变，不能离常道。毁灭一腐败集权，能拯救多少人，杀恶人即做善事。我一生“私”字特别轻，不太想自己的事，吃水饺，喝水饺汤。人算不如天算，有抱负要做。行事不能盲目，见什么人用什么手段。不打落水狗。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无入而不自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想发财，不必假惺惺，按目标，一步步去做。
小不忍则乱大谋，应当有计划地做一件事。卖地就卖一次，买地绝对有用，先忍耐。人要吃小亏，别吃大亏。大事要精，小事要愚，大智若愚。多说话，必失败。成功，绝不是因多说话。随机应变，不必多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什么事，不必说那么多，招忌！人善于嫉妒，“忌者不能修，怠者畏人修”（韩愈《原毁》）。做事要有原则，多说出毛病。
你们不能读《春秋》，但不能不读《史记》。中国文化悠久，在汉有高的成就。司马迁受辱了，他之所以不死，乃要完成其志，修《史记》。《史记》上承“麟书”（《春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读《春秋》，也不能深懂《史记》。
读书，必要当智慧读，否则是读“输”了！懂得孔子何以作《春秋》，为一活学问，那人人都可以作《春秋》。仔细听，将我问的话都背起来。知道了，必要去做，并非“博学而识之”。
《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论语·述而》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繁露》片语只字，都宝贵。董仲舒在汉一段，极受打击，其徒孙上书皇帝，应选贤让位，乃罪及老师、师祖。
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其旨）切（恳切）而为国家资（资，鉴。官本作“贤”）也。
《易》为体，《春秋》为用，在达“见群龙无首，吉”。
乾，以龙为象；六爻，况人生的六个环境。龙德具备了，但因时、位而有别，或为潜龙，或为地上龙，或为飞龙在天。必要认识自己，才能素其位而行。人人都是龙了，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见群龙无首，就吉了。
其为切而至于弑君亡国，奔走（流亡在外）不得保社稷。《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春秋》可以给我们许多借鉴：弑君亡国，流亡不得保社稷。
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览”，阅览，展览。不览《春秋》，故“不明于道”。“道”，“率性之谓道”，是人人皆能接受的。
故卫子夏言：“有国〔有〕家者，不可不学《春秋》。
凌注：“《孝经说》云：‘孔子曰《孝经》属参，《春秋》属商。’《论语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春秋说题辞》曰：‘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春秋》属商”（《孝经纬·钩命诀》），子夏传《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
凌注：“《太史公自序》：‘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春秋》为治事之道，汉以《春秋》决狱。
“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前后左右环境必有杀君、亡国之危。危境，有警惕心。不明白者，在刀尖上跳舞，犹不自知，有些人有明天的观念？当有警惕心。为个人利益而争，学《春秋》，才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危险。“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史记·太史公自序》）
“国之大柄”，重要操持，环境有的是大柄，小国则必随波逐流。个人想成功，必知大柄之所在。自己毛病必去之。持家，自小夫妇始，不能改造父母，去掉夫妇本身毛病，为成功大柄之所在。人皆想成功，失败必有原因。
《大易》与《春秋》相表里，一为体一为用。《易》为智海，《春秋》是智海的表现。
“国之大柄，君之重任”，治国者必持其大柄，对国家应负重责，即知重点之所在。或自人民思想着手，即教育、文化、学术思想；或制造导弹，发展武备，着重点不同。历代虽有战争，却是短暂的，而冷战天天有，人与人无一会儿不斗的。每人所重视的不同，应随时用智慧，多吸收智慧，什么环境皆可应付。
有许多人真狠。看清社会，“官”真是一文不值！社会想真好，知识分子必真负责。知识分子专给有钱人做走狗或打狗棒，无用！重视你，虽才华高，乃出身正，为渔民之子。应回头看你老爸为谁受苦！读一辈子书，一个字卖一块，还为人做打狗棒？应为国计民生写东西。
旧时代，以君主有国之大柄；民主时代，人人皆可以持国之大柄，因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百姓何以传说李有病？李这群，不能正视事之端。练习思想，不在那群小丑。李根本不知自己临危——“前后旁侧之危”。忽传李有病，忙着否认，何以如此？百姓怎么想？否认者，没有思想。有知识者，马上明白何以如此。国民党失败，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信心，换个人算了！什么时候，都可能有纣王，心理永一样，“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殷人恨纣，其理一也。
当国者不知“国之大柄”之所在，却负国家的重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人要真聪明，真是看破世情惊破胆！个人想成功，也必知“大柄”之所在，自己的毛病必去之。
老祖宗留下许多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我将小时所学的教你们。今天走遍各国，所学皆政治概论，能治国平天下？真想找冷战（天天战）的智慧，必自老祖宗学。《孙子》讲热战，还讲以“全”胜敌。有志于政治、爱国，必要接受传统成熟的智慧。到外国学斗争之术，太笨了！根本是瞎猫碰死耗子。美国的经济政策，智慧何在？走国际路线的，必叫“土包子”死了。
做事，有主观的利益，也有客观的环境，要成功地达到目的，必须主、客观配合，常识、知识必要丰富。重视时，亦步亦趋。昨天的报纸，今天才看，可不行。把国家带到成功的路子，很难！盛世的宰相，没有不累死的。为完成责任而读书。乱世悠哉游哉，没有心！
“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
阿斗乐不思蜀，越南的吴廷艳（1901—1963）掩杀于位。
自己行不正，连命都玩完了。只要搞钱的事，什么都做，怎么不胁穷失命？社会环境固然危险，也应设法躲避。人在家中坐，祸自天上来。做不做皆有是非，视自己如何善用智慧。张群（1889—1990）很会做官又会养身，可以盖棺论定。
处世当善用智慧，否则动辄得咎。到任何地方，必要懂得察言观色，方知前后旁侧之危。要懂得明天，重视今天，检讨昨天。今天不做，明天绝达不到标准。
隔墙有耳，即说话要加以小心，不可以随便说。你说一，就怕别处就说很多。人有耳朵，墙有缝。别人事可以不管，自己事应重视。父母可以关心儿女，但儿女长大，可不听你的了。
“苟（诚）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
凌注：“哀十四年，《传》：‘其诸君子乐尧舜之道与？’疏言：‘孔子德合于尧舜，是以爱而慕之，乃作《春秋》，与其志相似也。’”
“述”，父作之，子述之。孔子志在《春秋》，“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继孔子之志。知自己责任之所在，焉有工夫做坏事？看一人所为，可以知其类。
“法”，则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尧则天，法天。有责任者，不做隳颓之事，作践自己。别人践你没关系，就怕自己看不起自己。“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每天应做可知的事，使自己能行《春秋》之道。读完《俞序》，真明白即站得住。
《春秋》是载道之书，治世之道。“乃尧舜之德也”，诚能述《春秋》之法，“祖述尧舜”，只要能述尧、舜之德，致行其道，干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但“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尧、舜为“选贤与（举）能”，犹有小范围，有首；孔子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比尧、舜尤进一步，《易经·乾》“见群龙无首，吉”，无首的境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大同思想，养老、育幼皆义务。
明白否？明白，则无一废话，皆金科玉律。有工夫，注解应细看。我一天看书，最大的享受，喝茶，焚香，慢慢想。
应先知怎么培养自己，“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改学电脑，为找职业方便。
故世子（世硕）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王之德，莫美于恕。”
凌注：“《汉艺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名硕，七十子之弟子。此所引即其人也。按王充《论衡》，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在所养焉，作《养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据此，则世子周人，而《艺文志》注作陈人。师古曰：恕，仁也。恕己之心，以度于物。”
“恕”，如心，“恕己之心，以度于物”。“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心生万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日新己德。
“圣王之德，莫美于恕”，《说文》云：“恕，仁也。”没有比“恕”再美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简言之，即一个“恕”字。
君子之道贵乎恕。但虽恕对方，仍要知其所以，必知他何以要对我如此。“犯而不校”（《论语·泰伯》），但可知你侵犯了他，绝不同于白痴；不知犯，根本称不上德。“回也不愚”（《论语·为政》），懂得人家犯，不校为其德；下次则躲你，不再与你处事，使你有机会再犯我，此“不贰过”（《论语·雍也》）也。
人家谈话，最忌讳说“是吗”。不相信，没有做朋友的必要。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智慧培养，是锻炼过来的，聪明的如兔子，横草不过。骂人的话！随机应变，环境不对应变，权而不反于经。“不害人以行权”（《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不对别人有害，自己能躲过害。经，常道也。行权不可违于经，“道途不争险易之利”（《礼记·儒行》），走路不争险易之利。
今天，书如工具，不必藏，书太多，满街都是。古人难买书，不好找，故要藏书。现如要研究1988年，马路上的都是好材料。成立研究图书室。你们要是有我三分之一的精神，就成功了。老师无成，因呆呀！
故予先言：《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
“详己而略人”，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责己也重，责人也轻。
先问自己：能干什么？不必净扯闲。一般人对人知多，而对己知少。辅相，彼此帮助。拿镜子照照自己，别净照别人。对别人的错误，不必像对自己般的重视。懂得“详己”，绝非废物。别人的好坏，不干你的事，是非者即是非人。看你们做事，我真是哭笑不得！不知为什么而活，什么都不懂就出家。年轻的乞丐，不事生产，等谁来养你？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可以窥见一斑。
“因其国而容天下”，以鲁当新王，《春秋》王鲁，以鲁为化首。素己位而行，干到一个境界，先把自己的国家治好。一部《大学》，先治其国。“因其国”，根据自己的国家为基础；“而容天下”，以自己的国家向外发展，容纳天下之国。“大一统”是我们的责任，先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第一等国，才能容天下。大同，大处同，小处不必同，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宗教、信仰。非凡人物必有非凡智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心胸窄小！《公羊》的最高思想“因其国以容天下”，大同。
思想可以变，可是要义永远在。是读中国东西，必要当思想读，智慧无新旧。教你们活用。误人子弟，能不下地狱？当老师可是不容易。
会用智慧的人，把智慧用到人生实事上，用到有用之处，事其所事，事人之所事，活着必做人的事。能事人，才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自己的信仰，就是宗教；自己认为自己是神，就能发挥神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读古书，食古不化，“不是诗书误你，是你误了诗书”，你把深意耽误了。读书贵乎得启示，“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中庸》）。
何不因己之能而容家、容天下？连父母都不能容，畜生！还容什么天下？不能齐家，焉能治国？我净说恳切的话。亲兄弟能容？“亲兄弟明算账”，真是有智慧！我没有和亲姐妹算过账，要什么给什么。孝父母，得敬其所亲、所爱，父母才能顺心。人就自私，总为儿孙计，但自己无德，儿孙能好？儿女不必管，全靠德行感。说没用，必得做。
责己也重，责人也轻。学术对后世影响很重要，中山先生亦受今文家影响，“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因民国以容天下，以民国为化首。鲁为新王之国，故要“因鲁国以容天下”。《春秋》以鲁为化首，此为思想，并非文章。书有古今，思想、智慧无古今。讲书带稿子，绝不能听，自己都未成熟。
读一部书容易，思想的吸收融合最难。必须重经义。每人写书，皆有其思想抱负，教后人接棒，哪有教人研究错字的。能否接棒，就视个人的智慧，体会其思想抱负。读出深意，要有超人的智慧。要有特殊的立场，才有特殊地位。如何为自己造就特殊的立场？无论怎么密的东西，必有间。只要是个体，必有间、软弱之处。和强人斗，往豆腐腰下手，天下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往坚固的地方，浪费时间。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一统，大一统，仁统。“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即仁者。
床头置《四书》，失眠翻阅。我每读一次《读经示要》，都得到不同的启示。《新唯识论》文章极美，可以学笔法。
《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
“大得之则以王”，“王”，文德之王，以文德王天下，故曰“文王”。“法其生，不法其死”（《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注），文德之王，未指谁说，只要有文德。
“小得之则以霸”“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孙丑上》），借着仁号召。霸，统一，硬把人统了。王，仁政，王天下，大一统，公天下。一统天下，仁统天下，一视同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至今犹无一统天下。统一不可靠，仍会分；应是一统，因为是一，才要统。
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但有何区别？“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霸，假仁假义，久假而不归，焉知其非仁？假惺惺一辈子，亦不易，只是很苦！人要假也行，假得好亦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立了法，必按步骤去行。良法亦得有良人。讲了这么多，能做多少？要认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最重要。大家在不言之中，就是力量。
传统主张王道一统，但不能不经过霸道。大小，比较级。霸必有大国。安仁者王，王不待大，而自然大，故曰一统。一统了，不就是大国？
平天下，是入手处。容天下，天下平，大同，为终极目的。
非读书，是读知识。没明白，就不会做事。
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
凌注：“《仲尼弟子列传》：‘公孙龙子，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
三世各有其法。据乱世，先求安定。
据乱世，小国大国不齐等，国力不同，有强有弱。赞美霸者“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成为五霸之首。
霸王之道，皆本于仁。
王、霸皆以“仁”为本。王道，是自霸道来的。久假而不归，焉知其非仁？假仁者为霸，王者自霸者来。“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成为五霸之首，不再自霸道往前走，而成王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由霸道而王道，由王道而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我讲了五十年，也没教出一个鬼灵精。撼山易，撼学生难！
在据乱世，要天天想大同世，愚人也！要赞美霸者之业，才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事。
仁，天心，故次以天心。
恕，仁也。仁，天心。恕者，如天之心，仁。怒，奴其心，《说文》“怒，恚也”，愤。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每字每句，皆当金句读。
“天心”，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有天心，能不是民主？修天德，得天爵，则人爵随之（《孟子·告子上》“修其天爵，则人爵从之”）。“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因我们有天德、天爵、天禄，故富故贵，而人爵随之，如资政。不要争人世的富贵，人人皆可与天地合其德，因未修故不合于天之德。
仁，天心，好生，不杀，“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易经·乾卦·文言》），生生之谓仁，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即尊生，“生生之谓易”。一部《易经》就讲尊生。必要知其所以。天有好生之德，因有好生之心。天心，爱人之心。
天心，“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阳生了，一元复始。懂得元，奉元。奉元的意义太多，必要知什么是本源。
天民，人人皆同其德，“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不要忽略了先民的思想，把自己看得多么重要，自己就是宇宙的主宰，天心就是民心，自己就是上帝。许多人受道、佛思想的影响，自己不能做主，很少人有纯中国的思想，恢复民族精神最为重要。
“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要觉世人，把自己看得多么高！自己认为自己有尊严，行事就不致堕落，一念之差！职业的坏人，应同情他，仍有性善。人的尊严乃与生俱来的。
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
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如何爱法？爱什么人？爱人最重要者，没有比“思患”再重要。“圣人贵除天下之患”，“思患而豫防之”，要防未然。居安必思危，危急时，人皆各使手段，防人之心不可无，不可以大而化之。
你们还认为现在不是“患”？一个“中”，忠；两个“中”，成患。不纯，就为患。自根本彻底解决，据乱世，先求安定。教你们要自救，就是要釜底抽薪。但釜底抽薪之术，不可以随便传。
小人物，思己之患。“贵除天下之患”，非看人不睁眼，走路不踩蚂蚁，而是活活泼泼地。每天傻呆呆地，吃亏了还不怕。吃亏了，还算牺牲，能有多少东西牺牲？
仁者爱人，初步，应以行为表现出。除众人之患，即晋级为圣人。“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知此，必累死，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吾未见蹈仁而死者”（《论语·卫灵公》）。
讲东西，应有层次，不乱！我骂人，是看桌上摆的东西！
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
“得意”，占便宜。到北京，当地人问你：“在哪儿得意？”即做事。乡下人问：“在哪儿发财？”
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亲近），
人相处，难免有积怨。积怨的人，不要太亲近。“怨”，《说文》曰：“怨，恚也。”“怨人”，详人略己者，是非者即是非人。和你有怨的人，不可与之太亲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要懂得择交、择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敌国不可狎（亲热），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
人家不喜，和人亲，皆“狎”。朋友数日不见，一见面开玩笑，摸肩膀，此为“狎”。
“敌不可狎”，对你们结过怨的人，千万别再与他亲近，因其肚内不知想什么计要报复你。
“敌国不可狎”，敌国不要故意亲近。走国际路线，美、法、英又在中国用“八国联军”之伎俩。英国在香港支持亲英势力，法国出售台湾飞机。美国已穿不上裤子，但仍存坏心。靠哪一国？靠完，就坏了。
当年在租借地，日本抓住反抗分子，置于狗槛中，不枪毙，而叫狗慢慢咬死，这就是日本对付中国人。我反对入外国籍，更反对走国际路线。哪有国际路线？奸淫掳掠。我一见日本就恨，比享福的心还重，过来人，感慨！你们有梦想，但我生来也不就是老莱子，也曾有梦想。我恨透作恶的外国人，抓住，就剥他的皮七天，还不许剥皮者剥得快。
国之强弱，真是天命！“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恐怕不是假话。就怕你们走错路，要好自为之！有经验了，不再烫到。
我小时在日本住过，每天都想日本，但五六十年都没再去过，因“敌国不可狎”。狎，当妓女玩。
“八国联军”以前绝对是中国的敌国，但最深的则是日本。南京大屠杀、九一八事变。
互相占便宜，“不可使久亲”。总想占人便宜，吃人喝人，永无真朋友。朋友之道，施不求报。有时，明知吃亏，也得吃亏。
入外国籍，认贼作父，“久亲”，哀莫大于不知耻！
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
上好下甚，领导人应为民除患，圣人贵通天下之志，贵除天下之患。看《春秋》的药方，才是读《春秋》的目的。
怎么做事？必本天心，即仁。做人之道：“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
真有智慧，得重打锣鼓另开张。过去的都过去了！美国与全世界，不过是大贪、小贪，也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一代失败了，就应再研究。国民党统一过中国？
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
“渐”，“履霜，坚冰至”（《易经·坤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渐也。
“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
“生弑于位”，没比做官再傻的，做百姓多自在！官大，门都不敢出。
“死生有命”（《论语·颜渊》），我一生履险如夷。国民党看我不顺眼，太没有审美观。你们净读无病呻吟的书，又读几本正经书了？
故善（当动词）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
不乘人之危，但必真大国，方可如此。
许到美国访问；陈隔海打许，专趁人之厄。欺师灭祖！我在台喊五十年，绝无一领袖人物，就器量不够。
《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
凌注：“太史公曰：‘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变习俗”，社会有好现象必赞美，不好现象应口诛笔伐，才能渐渐改善。现没有好坏事的观念。
“成王化”，以德成王化，成新王之化，即大道实行。“王化”，自“变习俗”来的，将社会变成最合理的生活现象，即古圣王之化。
正视问题，认识真的东西在哪里？知责任之所在。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肆宣传“王道乐土”。“满洲国”也讲“王道主义”，有“王道书院”。人生是为什么？从历史看，无人能解决问题，都是自然而然解决的。
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
“《春秋》重人”，即重视人权、人格，人之自由、尊严。《春秋》正视问题，人之所为皆应重。必自此认识孔子思想，历代皆挂羊头卖狗肉。
汉以《春秋》断狱，原心定罪，即重视人权。美国懂得人权？好好处理自己的黑人问题，就不错了！美国以“人权”压中国，但自己境内又如何？美国以人权到处横行，向全世界卖膏药。美国“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是新帝国主义”。
老祖宗留下无尽的“冷战”智慧。社会是天天冷战，热战很少。我坐山看狗斗，品茶，听新闻。但他们斗得无章法，遇谁就咬一口，无轨道可循。
“诸讥皆本此”，讥各国之政，所有的讥评，都按照你是否尊重人权。一字之褒、一字之贬，皆本于重人。《春秋》“刺王公”，王者如非天下人所归往，公者非天下为公，则刺之，说话带点余音，刺讥。
要有批评过去事的能力，和掌握现在事的智慧。不能人云亦云，净跟着跑。“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就是王公，我也不答应。为天下人做警钟，历史都得重新整理。
历史如棋谱，史评如棋评，子书如棋术。历史，即事理之切，其理与行事相切。《通鉴辑览》是民间读物，不是学术读物，眉批很重要，乾隆帝为雄才大略之主，批此书高明，在其本身立场上，必有见地。民主时代不喜此书，何必排斥？棋评，乃棋赛后，找名家评。《过秦论》过得不中肯，因贾谊实际官做得不太高，没做过的事，不可能想得出来。子书是棋术，治国平天下之术。谱、评、术，三者缺一不可。
专制时代把诸子压低，乃愚民政策。诸子所言皆绝招，一生的抱负不得施展，乃笔之于书。历代“儒其表，法其里”，认识愈高者，愈重视子书。董子超过诸子，故不称子书。《繁露》熟，才能生巧。喜哪一家，熟读之，终生玩味，行住坐卧不离。多加一分功夫，必得懂子书的利弊。子书有流弊，最后多自身不保。
抱着截长补短的心读书，可不是宗教式的迷信，对任何智慧都加以选择采取。宗教成了死的，已不发挥作用。生于乱世，凡事皆尝试。中国文化有高人之处。见地有远近深浅，每个人皆有救国之心、拯世之念，但智慧是由读书而来。
其他民族文化断断续续、零零乱乱。我们所图为真强，与自私集团相违。做任何事，切本身之利才去做，盲目跟着做，虽无心卖国，却已卖了国。
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
你们要革面洗心。
“奢”，大者，《说文》曰：“奢，张也。”“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侈，自多以陵人。“奢侈”，超过本分，追求享受。好环境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能再乱花钱了！提醒你们，应多去领悟。
讲书，重视民族精神，不重文字。思想被俘虏，所以自杀。传统上有“否极泰来”的观念，所以不自杀。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每天如临大敌般处理事情，才能有成。“士可杀不可辱”（《礼记·儒行》），辱之，就起来了。
没有情报，必须小心。提供情报者，如不是死党，危险！情报不准确，则全盘皆输。生环境很少出事，熟环境愈胆大愈出毛病。不要以为对方所想我都知道，一招奇，招招奇，跟不上了。
可以往好想，但不能没有最坏的打算和准备，先想失败，不能天塌大家死，转折之点不能不注意。国家的中坚分子，不要把自己看得很轻。出奇制胜，只能一次，因出奇乃非常道。道，人人能懂、能行之事。
真会治国、平天下，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之道，无为而治也，“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经·系辞下传》）。忽略民之好恶，以己之好恶立法，乃“人之为道而远人”（《中庸》）。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传统上很早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自己有能力必要帮助别人。
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
凌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刻意”，必尽其形象，刻得惟妙惟肖。
台湾有些男儿没有豪气，男不男、女不女。我到哪儿都无所谓，到阴间亦然，大有包公之风。我在狱内当研究生，书读得很好，常交读书报告。有些人太可恶，没有真理！有的抓住，问都不问，宁可错杀一万。
抓住重要问题好好研究，如何真正解决人类问题。中国人有应变的智慧，但得看得懂中国书。
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内恕，求备于人。
凌注：“师古曰：‘恕，仁也。以仁爱为心，内有己志，施之为人也。’”
“不内恕”，心理不平衡，特别苦，不懂原谅别人。必修内恕之德，任何人不可能有意对你不客气，要“以人治人，改而止”（《中庸》）。推己及人，恕道。
用人时，“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任何人不可能万能，用人，必用其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领导人不同，必要有品。修电灯的，修完电灯就好。
一般人易患“求备于一人”的毛病。打工别到暴发户，其必“求备于人”，要求你是万能的。做事时，也得找一个好的老板。连鸟都择枝而栖，“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人更得择主而事。
昔日各有分职，做完事可以聊天，其他事皆必拜托。《红楼梦》中丫环各司其事。昔人有修养、有训练，不在其事，帮你的要谢他，心里舒服。
鲍超（1828—1886）是一粗人，不碰到曾文正（曾国藩，谥号“文正”），焉能封侯？给你官就当，没德的都得死于位。知人的修养很重要。至今曾文正犹为世法、世表，找他的书、传记看一看。曾为清朝延长了六十多年的国命。我“不喜”他，早“亡国”早做平民，岂不好？老蒋的孙子今天多不舒服，现在连拍马腿的都没了，小时人见到都得拍屁股。
人就是人！孔夫子也没有娶母圣人，到危险期了，标准也要放低。当初架子摆得高，而现在？求备之害！侄孙女嫁的人，是骂他的野小子，我说：“有种，要嫁这种人！”是山东人，有所长就够了。如无爱心，加以对人完全挑剔，结果就是死！
故次以《春秋》缘人情、赦小过，
“缘人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即人性，“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就是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人情，“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就是用。《易》“类万物之情”，就是为了类情；“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就为了通情、类情。人最难的就是情，弄不好就被杀。乱动情，早晚得吃亏。
“缘人情”，用“缘木求鱼”之缘，即顺也，顺着人情做事。
“赦小过”，有损于己、不足于己曰“小过”。小过，没有加害到别人，有损于自己的修为而已，于别人无大影响，可以赦免之。小过可赦，大过不可赦。大过有害于人，杀恶人即是做善。“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论语·述而》）
而《传》明（表明）之，曰：“君子辞也。”
解经者曰“传”。《春秋》有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传》。《易》的“《彖》曰”，即“《彖传》曰”。
《春秋》中的“君子”，传统皆以为孔子。“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易经·乾卦·文言》）成德之谓君子，孔子为德的象征。
传统要发挥的东西太多，对传统学问深入的人太少，有几人可做到如我般的书呆子？我在屋中讲学五十年。真善用，就不会有大毛病、做糊涂事。我的孙子说：“爷爷写的书，太硬！”
孔子〔为天下〕明得失，见（现）成败，疾（讨厌）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因行事、赦小过。《传》又明之，曰：“君子辞也。”
“明得失”，将得失之道给大家看。“明得失”为第一步，必要无得失的观念，“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人最难时，就在得时，要看合不合乎义，“义者，宜也”（《中庸》）。得了，得知得之所以。饥不择食就坏，人真得励志！失了，也得检讨检讨！
“见成败”，将一切事的成败，现于众人面前。
“疾时世之不仁”，讨厌时世之不仁。今天，实“时世之不仁”。
传统讲王道，《孟子》里谈王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王道”一词，首见于《尚书·洪范》：“无偏（偏比）无党（朋党），王道荡荡（平易）；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便便，辨治）；无反（反道）无侧（倾侧），王道正直。”中国传统就有传统王法的标准，为王道主义，昏君、明君之划分在此。
“满洲国”有“王道书院”，训练政治人物，郑孝胥主持，与日本唱反调。日本有“大同学院”“建国大学”。郑孝胥凌晨两点半起床，我三点半起床。他早上先上《资治通鉴》，再上朝。郑愚忠，死后陪葬太祖。历代有“复国”之功者，均陪葬太祖。郑、陈两人均为福州人。我不喜福州人、浙江人讲官话。
王道，天德之显，天德黉舍。天聪（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一个年号，后金时期）、崇德（皇太极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到康德（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所使用的第二个年号），天德。王道之义，体，天德，即仁，天有好生之德。王道，即天德之用。见《读经示要》。“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奉仁以养成万物。“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注），《春秋》为奉元，成立奉元书院。
孔子曰：“吾因（根据）行事，加吾王心焉。”
“因行事”，《春秋》之事齐桓、晋文；“加吾王心”，加吾素王之心。因齐桓、晋文之行事，加吾新王之心。“王心”，孔子的政治思想。孔子为“素王”，立了新王之法，即素王之法。素王，空的，有王之德，无王之位，为文德之王。
《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代表据乱世。“因行事”，根据“据乱世”之行事，不必另起炉灶。“其义则丘窃取之”，把素王之心，加在十二公的行事上。过去的行事不就是空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不如亲身去做，以他们不对，知其非而力行之，行对的才是拨乱功夫。
假（因，借）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
“假其位号”，借事明义，孔子革命，不全否定过去。《春秋》“隐为桓立”，为“况”，表明让，公天下。“祖述尧舜”，以尧舜为公天下之制，有别于“自禹而德衰”家天下之乱制。
“以正人伦”，正人伦，政教之始（《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注）。父不父，则子不子，传染病重。新王之心，先自大本入手，即正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今天可得真的正人伦了！现在一切的不正常，皆自人伦不正来的。想一切上轨道，必自“正人伦”入手。
“因其成败”，因前事之成败。“以明顺逆”，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两者是对立的。根据旧王的成败，以明其为事之道的顺逆。
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成）；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
要去伪存性，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
是亦始于麤（cū）粝（cù），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
凌注：“隐元年，注：‘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
“麤”，粗也，《玉篇》：“不精也。”“粝”，《广韵》：“麤也。”二字音同义同时，后一字念cù。
“士”，《说文》曰：“士，事也。数始于一，合于十，从一从十。”推十合一为士。人立身的第一个职务，执干戈以卫社稷。
“士”，“尚志”（《孟子·尽心上》），人生的第一步。“君子”，成德之谓。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孔子的期望。《春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孟子》“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易》“见群龙无首，吉”。
“见群龙无首，吉”，《易》变动不居，“乾道变化”，以龙为象，六爻六龙，代表人生六个环境，并非六条龙，是一条龙，龙德千变万化。“初九。潜龙勿用”，“阳气潜藏”，隐藏以蓄养生机，运气不好时，不潜则危险至矣；“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在地上，早晚有人发现，“天下文明”……六个位，各有所守，素位而行。要自我认识，不能忽略所处的环境。认识自己，才能素位，超过位就有危险。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是龙，人人皆可为尧、舜，见群龙无首，此为孔子超乎尧、舜之处，尧、舜仍有首。
“夏，中国之人也”，入中国则中国之，华夏，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
《春秋》讥二名，乃是去伪存诚。诚，非学来的，乃与生俱来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者，自成也”（《中庸》），要存住固有之诚，将本性完全存住，此乃天之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经·系辞上传》）。天道之诚，乃性，去伪存诚。
“讥二名，二名非礼也”，太平世。
《春秋公羊传·定公六年》“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何注：“《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春秋》之制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何注：“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
《春秋》之义，不许有二名。但中国传统，愈有学问的人名号愈多，字、号、堂号、斋号一大堆，多半自号。有德者才给贺号，同官礼之命字，也请客。死后，有德行的才有谥号。孔子佩剑，有称压书的，但孔子时代有书？至汉时，有功大臣走到哪儿皆可佩剑。一个男儿没佩剑，就如今天没服兵役般丢脸。
都是谁有钱谁享受，富人是从穷人来的。台湾地区五十多年虽有不平，但没如此宁静享福的。当年在大陆随身必携带枪，因为国民党无《征兵法》，到处抓兵。
在台湾应很知足了！现在吵吵闹闹，忘了当年吃甘薯的日子，那时绅士人家才吃甘薯丝饭。你们不满意这个时代，但这个阶段是台湾有史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泰一过，即否了！泰特别短，否则特别长。
我这一生，就台湾这一段安宁，之前是“亡国”“复辟”、搬家、奔波！你们应善用这段安宁，好好造就自己。想造第二次台湾奇迹，不容易！任何朝代都有一段太平，然后就坏。
台湾才十多年，就斗至此。如有定力，如能“保合太和”，就能享受一段；不能“保合太和”，就坏了！必吃活跳虾，以此为乐，反常，逆也，要“明顺逆”。
你们如稍微冷静些，真是看破世情惊破胆。时一到，谁也管不了。明理，必要调不合理的事，“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智慧！以此作标准，看许多发生的事。
注释
[1]苏舆（1874—1914），字嘉瑞，号厚庵，今湖南平江人。幼年随父苏渊泉读书，又从王先谦受学，为王氏得意门生。著有《春秋繁露义证》《校定晏子春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