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字省三，安徽肥西人，生于1836年9月7日。他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小时候得过天花而导致脸上留下了麻点，又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六，所以当地人称他为“刘六麻子”。
刘铭传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外国侵略势力凭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对古老的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51年1月，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当时的清朝皇帝咸丰帝先后派出李星沅、乌兰泰、赛尚阿、向荣等名臣虎将前去镇压，皆因清政府所依赖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战斗力低下，而以失败告终。1953年3月，太平军攻陷南京，改南京为天京，洪秀全正式建立与清王朝对立的政权，而且还声称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57年6月起，太平军先后攻占了安徽的安庆、桐城、六安、庐州等地，安徽巡抚也被太平军击毙，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自杀身亡。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太平天国轰轰烈烈地兴起所形成的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之势，让各级地方上都各自办团练以求自保。面对如此富有生气的太平军，在家乡保卫乡里的刘铭传一度想加入它的行列，但是由于祭旗时狂风吹断旗杆，众人认为是不祥之兆，只好作罢。对于清军与太平军的火拼，刘铭传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中立态度。太平军攻陷六安和庐州时，他都是不参加任何一方而绝对中立。
当时合肥县知县英翰在合肥县城被太平军占领后曾逃至西乡向刘铭传求救，但刘铭传坚决予以拒绝。不久刘铭传因此事被清政府逮捕入狱，但不久被赦免释放。刘铭传被赦出狱后，因感激朝廷的不杀之恩，加之他的家乡合肥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下，亦成为灾区，所以他决定率领所部团练归顺朝廷，投入对太平军作战的行列。而此时由于太平军的势力越来越大，清政府寄希望于各地组织的“团练”，刘铭传这几百人的队伍很自然地成为当地办团练者拉拢的对象，而刘铭传此时也急于寻找日后的出路，两下里一拍即合，刘铭传遂成为本乡团练的小头目。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出现转机，他开始效忠清王朝，镇压太平军以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秩序。
此后，刘铭传一方面招兵买马、积谷练兵，扩充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效忠清廷，积极镇压北方黄河流域的捻军和南方的太平军。他所训练的军队基于对敌作战的需求，迅速地接受西式枪炮，学习西方练兵操法，成为后来湘军、淮军接受类似训练的典范。1859年9月1日，太平军一部攻打合肥的长城镇、官亭，刘铭传奉命率部“协剿”，将太平军击退。后被安徽巡抚福济褒奖为千总，赏五品顶戴。1861年11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合肥招募勇丁，编练淮军。刘铭传受荐组织一支500人的队伍，号称“铭字营”，随同出发。1862年，刘铭传率所部加入李鸿章的淮军，这支队伍号称“铭字营”。与淮军中的其他队伍一样，“铭字营”也是依靠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在这支队伍中，刘铭传职位最高，辈分也最高，这种既是长官又是长辈的关系，使他更容易驱使部下。
1862年4月，李鸿章奉命援上海，刘铭传带着“铭字营”，乘英国轮船由安庆到达上海。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便着手更换军械。至9月，“铭字营”中小枪队已改为洋枪队。以后，全营都换成清一色的洋枪。11月，刘铭传聘请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教演洋枪，后来又四处购觅新式炸炮，委任他充任亲兵炮营营官。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变，作战形式也就改为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实施突击的新式战法。刘铭传先后参与了进攻上海外围和苏南的太平军，攻占了南汇、川沙、江阴、无锡、常州等城镇，由于他指挥有方和所部团练（“铭字营”，后改为“铭军”）作战勇猛，在镇压捻军和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中屡立战功，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指挥出色、成绩卓著，所以地位不断得到迁升，从千总五品顶戴经都司、游记、参将，一直升到记名提督、头品顶戴，深受李鸿章和曾国藩的赏识与器重。他所部的“铭字营”发展成左、中、右三军，每军6营，共18营，加上炮队、亲兵队和募僚人员，总兵力达七八千人，成为淮军的主力之一。
清同治三年（1864年）对清王朝和刘铭传来说都是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了，清朝的肘腋之患终于去除；而刘铭传也由于在镇压太平军中的出色战绩赢得了极大的荣耀。就在这一年，刘铭传攻陷了常州，生擒并处死了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因为这一大功，他被赏穿黄马褂，晋升为直隶总督。就是在这一年刘铭传率部占领常州后，住在原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刘铭传听到院子里有金属撞击之声，急呼亲兵到院中搜查，结果发现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声音。他命亲兵将马槽移开并刷洗干净，这才发现原来是一个铜盘，上面还有蝌蚪形的文字。后经人鉴定，这个铜盘叫“虢季子白盘”（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西周时期的宝物。刘铭传自然十分高兴，告诉家人妥善保管。后来刘铭传回乡养病（原拟3个月，实际赋闲13年），各地名士纷纷慕名参观此盘，刘铭传也很是得意。据说这个消息被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知道了，这位酷爱古文物的老夫子赶紧派人游说刘铭传，说是愿以重金购买，结果被刘铭传一口回绝。后来，翁同龢又派人向刘铭传表示结好之意，刘铭传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谢绝了这种好意。这下彻底惹恼了翁同龢，也为刘铭传以后的官场生涯埋下了祸根。
刘铭传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儒将，他看到被士兵当马槽使用的“虢季子白盘”底部有古文字，“读之不能尽晓”，意识到“非寻常物也”，秘运回家，后来又多方找到金石学家吴云的考释，自写“跋语”，编印成《盘亭小录》一书，昭示世人，并在故居刘老圩造“盘亭”珍藏，即已显示出他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物鉴赏能力。
太平天国被镇压几个月后，1864年12月，“铭军”奉命移师安徽六安、霍山一带，参加镇压捻军的战争。刘铭传鉴于僧格林沁马队全军覆没的教训，向“剿捻”主帅曾国藩提出“定长墙圈制与扼要设防、分道兜剿”的建议，被曾国藩采纳，于是以运河、黄河、贾鲁河、沙河、淮河为界，沿河筑起长堤碉堡，分兵防守。刘铭传部负责防守从周家口到槐店（今河南沈丘）的地段。为了追击捻军，刘铭传率先组建了马队，配备了双响短洋枪，但仓促组成，远不如捻军的骑兵。
1866年9月，捻军突破清军沙河防线，曾国藩计划宣告破产。12月，淮军统帅李鸿章接办“剿捻军务”，他继续沿用曾国藩的故技，用“扼地兜剿”之法，重新策划对捻军的围攻。1867年正月，李鸿章为了剿灭东路捻军，和曾国荃商定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淮军方面的刘铭传率“铭军”西上，曾国荃派鲍超率“霆军”东下，在尹隆河一带对东路捻军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刘铭传与鲍超约定正月十五日上午七时出兵，但为了争头功，刘铭传率部上午五时就出发。结果，“铭军”与捻军遭遇，被杀得大败，刘铭传与幕僚逃入一个废堡，脱去衣冠，坐地待死，险些成了俘虏。这时，鲍超的“霆军”赶到，架劈山炮连环轰击，将包围刘铭传残部的捻军击退，不仅救出了刘铭传及其残部2000余人，而且使战役反败为胜（尹隆河战役）。但刘铭传却推卸责任，一方面责备部下刘盛藻“浪战轻敌”，另一方面责备鲍超未能按时赶到合击敌军。结果李鸿章据此上奏朝廷，使得刘盛藻和鲍超受到严厉处分。鲍超本来等着朝廷嘉奖，不想却差点儿丢了脑袋，真是又急又气，当即晕倒。后来，鲍超抑郁成疾，回乡养病，从此一蹶不振。这一事件引起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强烈不满，李鸿章也十分被动，不得不出面上奏朝廷为鲍超请功。虽然事情总算得以平息，但刘铭传以怨报德的行为却让包括同僚旧友在内的人们觉得过分。他以后长期赋闲在家不被起用，不能说与此无关。
1867年6月，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渡过运河进入山东半岛，兵锋直指烟台。刘铭传整天疲于追击，不见成效，遂提出“守运河、进扼胶莱”的毒计，企图将捻军“挤入登、莱海隅，趁势围逼”。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胶莱河近300里的地段上，部署了近百营的重兵把守，在河西修筑长墙壕沟，每营负责3里宽的防御正面。8月，清军王心安部营垒建成，河墙未筑的情况被捻军侦知，于是捻军趁机由此突围，向南转移。刘铭传紧追其后，先后在淮县、赣榆大败捻军，并收买叛徒杀害捻军领袖、鲁王任化邦，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于年底败亡在扬州东北瓦窑铺。东捻军被围告急之际，正在陕北作战的西捻军闻讯回救，取道山西，进入直隶，威胁北京。清政府慌忙调集多路清军围追堵截。而刘铭传则怨恨朝廷赏罚不明，愤而南还合肥养病，在曾国藩的坚决催令下，方于1868年7月27日回到铭军老营，参与镇压西捻军。
这时西捻军在各路清军的围堵下损失殆尽，又局处黄河、运河，陡骇河间狭窄地域。8月16日，刘铭传部淮军和郭松林部湘军，与西捻军在陡骇河边决战，西捻军覆败，领袖张宗禹不知所终。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血腥战争中，刘铭传的“铭军”已扩编为1.2万余人，分步、骑、炮诸兵种，全部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淮军及整个清朝军队中一支十分凶悍的武装。刘铭传攻打北方的捻军，历经数十战，屡立战功，受到清廷的极大奖赏，清政府先是赐予他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又封他为一等男爵，他的祖上三代也因为他立下的丰功伟绩而被朝廷追封为一等官爵，实现了他少年时“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的誓言。到这个时候，肥西刘家的名声响彻天下。
同治五年（1866年），在镇压捻军的戎马生涯中，刘铭传出人意料地编辑出了一卷诗集《大潜山房诗抄》，收录自己几年来的诗词作品114首，曾国藩序言曰：“省三所为七律，往往以单行之气差于牧之为近。”“省三用兵亦能横历捷出，不主故常。将其诗风比之于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亦与其独特用兵风格相类。”大意是说刘铭传的诗风近似于唐代大诗人杜牧，这个评价颇为难得。此诗集两年后刻板刊印，成为淮军诸将第一本诗文集，名噪一时。刘铭传因此获得“儒将”的赞誉。连帝师翁同龢也说他是“淮军中的名士”。刘铭传不仅在军事指挥上有方、作战勇猛、出奇制胜、功勋卓著，而且在文学上也有自己独到的造诣，真可谓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