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出退守台湾的决定后，蒋总裁又把目光盯到了黄金、白银和外汇上，这黄金、白银、外汇可都是硬通货，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贬值，所以他决定把这黄金、白银、外汇通通带到台湾去，毕竟建设需要经费，部队需要军费，若是没有这黄金、白银和外汇做支撑，根本就玩不转。
可是如何才能把大陆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都搜刮到台湾去呢？蒋总裁冥思苦想了好几晚，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而这个高招共需要两步来实施。
第一步就是进行“货币改革”，肆意发行金圆券，同时禁止民间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则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都服从了这项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了金圆券。如此一来，民间流通的黄金、白银、外汇就统统进入了政府的口袋里。
第二步就是任命自己的亲信。首先蒋总裁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厦门警备司令，然后又把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到台北任财支处主任，属于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简单看来，这只是两个关系不大的职务派遣，但实际上，这正是蒋总裁精心的安排。因为从民间强行征来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券都需要运到台湾去，而这两个职务正是运送黄金的主要环节。如此一来，这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就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了。
194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其上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蒋总裁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拿出一封蒋总裁的“手谕”，命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劵，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回归国库。估计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共合计约为5亿美元。在蒋总裁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了台湾。另外被抢运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总裁还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
正是这批曾被蒋经国称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和“国脉民命”的黄金、白银、外汇在台湾所发挥的作用，才使得蒋总裁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就连蒋总裁本人后期都曾作过如下评述：“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经济状况早已不堪设想，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而实际上，这个行动早在1948年12月1日，蒋介石集团就开始劫运大量黄金白银去台湾。共从上海原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央银行里将277万多两黄金和3526.9万银元，分三批运往了台湾，另有1537万美元则存进了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也有人根据档案指出，被劫运的这批黄金中有2万余两是蒋总裁的私人储藏，不得不说，蒋总裁很有钱，但是这个消息还待进一步核实。
第一批黄金白银，也是最主要的一批，于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由上海装运，这批黄金总数为200.4万余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
在这个夜晚，上海外滩全面戒严。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两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从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侧门走向海边，此时，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正停靠在黄浦江边上。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在巡航监视。
这个情景当时被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的《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看到了。凭借新闻记者的敏感，他断定挑夫所挑的那个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于是他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华商报》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转载了这条消息。
运送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是美国“二战”后退役的猎潜艇。可是蒋总裁为什么要选择海关的船只而非军舰运送黄金呢？这个答案很简单。首先是为了掩人耳目，毕竟缉私艇停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会引起围观，其次则是因为此时的蒋总裁已经信不过自己手中的海军了，因为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党的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民党政府的海军竟然有多达90多条军舰起义，连这次护航的“美盛号”也在几个月后起义了。所以说，蒋总裁在当时避免用军舰运送黄金白银，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说，1948年底，第一批黄金白银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运出的，不仅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对手桂系不知情，他最大的“敌人”中共也丝毫不知。大家完全都没有想到：7个月前刚刚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蒋总裁已经在做逃亡台湾的准备了。
那么，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里去了？根据台湾大溪档案，这笔黄金最大的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台湾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80万两黄金和1000万美元，做了2亿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
第二批运走的金银足有90万余两，仍然由“海星”号装载，除此之外，还有一艘“美盛”号护送，在厦门登陆，然后转达台湾。而在1949年1月20日，正是蒋总裁正式下野的前一夜。又有一批90多万两黄金及大量纯银，一共151箱，被蒋总裁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交给了海军，并且用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先从上海运到厦门，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里，也就是在现在鼓浪屿岛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军攻破福州以后，这笔黄金才被转移到台湾财务署在台北信义路边上的保管库里。
1949年2月，解放大军已逼近南京浦口。在蒋总裁的施压下，继俞鸿钧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不得不同意继续将中央银行的黄金转移出去。1949年2月7日，12万两黄金又被民航飞机运到台北，但这一次运送的手脚不干净，走漏了风声，香港的《华商报》登载了此消息。担心李宗仁会出面阻挡，蒋总裁干脆指示出动军用飞机，在2天内将剩下的48万两黄金运送完毕，就连蒋总裁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都出面执行了此项任务，可见蒋总裁对此事的重视。
1949年5月初，上海也岌岌可危，蒋总裁决心将上海国库的最后一批黄金白银取走。5月14日，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奉蒋总裁之命、从台北飞来的蒋经国在秘密的运作下，由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出面，向中央银行下手令，“除暂留5000两黄金、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这个所谓的“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汤恩伯很听话，亲自派人用武力从中央银行劫走了黄金19.8万余两、银元120万元，合计共约5亿美元。（而《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先后达875吨，约合28000000两，这个数字更加可观，不过较前面的数字要高出10倍，暂且存疑）。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背着代总统李宗仁，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那时候，人们经常看到每到黄昏时分，就有军舰停泊在靠近中央银行的黄浦江上，沿途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个大箱子从中央银行的大楼里抬出来，然后搬到军舰上，夜深人静后，军舰便悄悄离开码头，朝南开去。后来李宗仁虽然撤换了俞鸿钧，让刘攻芸亲自坐镇中央银行，但也未能阻止国库“大搬家”行动。毕竟汤恩伯手里握着枪杆子，刘攻芸也是敢怒不敢言。
从5月18日开始，近20万两黄金和120万块银元被陆续用舰船运走。还有少量银元和银锭没来得及运走，就散乱地在扔在码头上。其中运送黄金的105号登陆艇，出了吴淞口后还发生起义事件，结果两天航程走了两周，才磕磕绊绊的到了台湾。
第二批黄金运到厦门后，经财务署清点发现多出9万多两，气得蒋总裁连骂“央行糊涂至极”。其实这也并不是央行的粗心，因为这些黄金都是用金圆券兑出来的，计算上肯定有误差。而且这笔黄金又是用军舰运的，数量也不会那么精确。而第一批是用海关的舰运的，所以数字很精确。
这些被秘密运送到台湾的黄金白银，都是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取出来的，而这些黄金的运用，则完全由蒋总裁一个人所控制，即便是时任财政部长徐堪也无权调用。而蒋总裁调用黄金的指示完全是口头的，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被抢运到台湾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总裁还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此外，蒋总裁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总裁则命令统统炸毁。总之，就是坚决不能留给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