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和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二人终生不曾交往，非但不曾交往，而且相互视若仇敌。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比苏洵整整小十二岁，而他于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时，苏洵仍在读书游学；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在京任群牧判官，欧阳修始见之，并盛赞其文，而苏洵也于次年五月到京以布衣谒见欧阳修，同样受到欧阳修的称赞。此时，王安石名气始盛，而苏洵亦因欧阳修、韩琦等称引而文名大噪。按说，他们有极好的交往条件，而实际上他们却成了仇人。原因何在？历来众说纷纭。
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称：欧阳修曾劝苏洵与王安石交往，王安石也愿和苏洵交往，但苏洵说：“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认为王安石是不近人情之徒，将来必为天下之祸患，遂拒绝与之交往。这里有个很大的疑问：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识，何由知其为“不近人情者”？方勺在《泊宅编》卷上中说：欧阳修有一次请客，苏、王均在。散席后，苏洵留下来对欧阳修说：“适（刚才）坐有囚首丧面（头不梳如囚犯，脸不洗如居丧）者何人？”欧阳修告诉他：“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听说过他）乎？”苏洵说：“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誑（kuáng）惑（欺骗迷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按此说，苏洵连王安石都不认识，只看其“囚首丧面”就知此人为奸，必乱天下，这也太有点玄乎，不合情理。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卷二中有个说法：嘉祐初年，苏洵初来京师，一时人们皆崇其文章，而此时王安石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称赞）之，屡诋于众（多次当众诋毁苏洵）。故明允恶荆公（王安石）甚于仇雠（chóuchóu，仇人，冤家对头）。“此说似乎有点道理。因为王安石是经学家，研究儒家的五经，而苏洵多不拘儒家经典，王安石在其所修《英宗实录》中说苏洵”有战国纵横之学“，并说苏洵的文章”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因此，王安石不喜苏洵文章的纵横家风格。按王安石的性格，贬低苏洵是完全可能的。苏、王的文章都写得好，两人又都十分自信，表现出文人相轻，以至相诋，并非不可理解。
王安石看不起苏洵，苏洵也不买王安石的账，拒绝与之交游。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载：安石之母死，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当时见者多为不然，曰：“噫，其甚矣！”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时王安石在京知制诰，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在京编《太常因革礼》，二人也算同朝为官。王安石母亲去世，士大夫皆往吊丧，而苏洵独不往，故时人多以苏洵为过分、失礼。而苏洵替自己开解，写下《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王安石当然不高兴，两家遂为世仇。
关于苏洵写《辨奸论》刺王安石一事，文章写于何时？是否是苏洵所为？也是历来多有歧见。
此文写于何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说是写于嘉祐初年，因王安石屡诋苏洵，苏洵视之如仇，而张方平和苏洵素善，也受王安石排挤，所以苏洵就写了《辨奸论》一文，私下交给张方平，而不让欧阳修知道。直到苏洵去世后，苏辙请张方平为其父撰写《墓表》，张方平才将苏洵所写《辨奸论》一文全文载出，苏氏也有意让人传之于世。而据张方平《墓表》所载，此文写于嘉祐八年王安石之母去世之后。现在看来，张说较为合理。
此文是否是苏洵所为？清代之前，均无异议。而清代的李绂（fú）和蔡上翔发难，认为此文为邵博之伪託。李绂认为张方平的《墓表》，苏洵的《辨奸论》及苏轼的《谢张公作墓表书》均为伪作，与当时情事不合；蔡上翔认为《辨奸论》一文“乱杂无章”，非“千古文豪”苏洵所为。然我们从《辨奸论》的行文风格和苏、王交恶的史实来看，此文确为老苏之作。
至于苏洵《辨奸论》一文，无疑，其主旨在论王安石之奸。文中把王安石比作晋代误国的王衍和唐肃宗时的奸相卢杞，其理由就是说王安石表面上伪饰自己，“衣臣虏（奴隶、俘虏）之衣，食犬彘（zhì，猪）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而背后则“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因其“不近人情”，故必为大奸，“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王安石生活俭朴，不可认为是其有意伪饰；王安石实行熙宁变法，变法有失误之处，在变法失败后，反变法者诬其为奸误国，显然是一种偏见和不实之词。宋人以王安石变法失败来说明苏洵有识人的先见之明，看来也是基于对王安石的偏见。
王安石是杰出的社会改革家和文学家，这已是历来之公论。王安石以道德、文章和政事为后世所推重，所以苏洵以此文论王安石为奸佞，确属偏激情绪左右下之偏见。然其文“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少有）不为大奸慝（tè，邪恶）”的立论，倒是可以供历代执政者借鉴的。
苏洵与王安石交恶，并非政见不同，亦非有深仇大恨，实为文人相轻之痼疾和各自性格的缺欠所致，后人不得不深为这两位文学巨子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