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评说知识分子有两条普世标准：即道德、文章。曾巩对其恩师欧阳修佩服之至，首先亦在于欧公的道德、文章。曾巩一生追随欧公，其道德、文章亦多有似欧之处。在道德方面，曾巩不愧为一位守道君子，一生严守儒家的道德规范。
曾巩是一个严谨正直的人。他在二十四岁时已经结识了欧阳修，并深得欧公的赏识，但直至十五年后，他才考中进士。十五年间他与欧阳修有相当亲密的交往，但从未利用欧阳修的名声和地位谋取个人的好处。即使是他在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时考中了进士，也是靠自己的本事，而不是靠与欧阳修特殊的师生关系。曾巩在考中进士前，不仅结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交结了王安石这样才华出众、少年得志的朋友，而且和当时政坛一批风云人物如范仲淹、杜衍等都有书信往来，并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的为人处世态度等，但从未以“干谒”为目的求他们引荐。如他写于庆历五年（1045）的《上杜相公书》，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脱掉官服）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虽是给名相杜衍写信并投献文章，但却是在杜衍、范仲淹等人因庆历新政失败而被贬黜离职之后，显然只是表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而绝无趋炎附势之意。曾巩在三十九岁中进士之前，家境是很不好的，他很需要做官，也更需要钱，但他并未为官、钱所诱惑而失去自我。
曾巩自在闾里，已关注天下之事，但到不惑之年才入仕做官，由于其耿直，不肯苟合世俗，所以转徙六郡，历十余年，并未晋升。人们都以为曾巩会因此而耿耿于怀，但他却不以为意，处之泰然。曾巩每至一州，均立有规矩绳墨，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约束其部下不能有毫发出入。由于曾巩生性正直，故往往与任事者不合，而小人又乘机想排挤他。曾巩无论官职大小，也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朝廷，他都能“挺立无所附，远迹权贵”。由于他一贯虑患防微，不攀附权贵，自己行为端正，从不“废法自用”，所以小人也抓不到他的把柄，无法对其中伤、陷害，而曾巩也从不为小人的作为所动。
曾巩更严于交友之道。据其弟曾肇所撰《行状》载：曾巩“于朋友喜尽言，虽取怨怒不悔也。于人有所长，奖励成就之如弗及。与人接，必尽礼。有怀不善之意来者，竢（sì，同”俟“，等待）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悦而去。遇僚属尽其情，未尝有所按谪（举劾、查办）……”就是说，他对朋友能真诚相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得罪了朋友也从不后悔，别人有长处，奖赏惟恐不及；与人交结，必以礼相待，即使有不怀善意的人来，他待之愈恭，使其人能高兴而去；对自己的部下，则能曲尽人情，从不找毛病查办他们。
曾巩一生，仕途不算顺利，但他长期辗转于州郡而不怨天尤人，受朝廷重用而不趾高气扬。元丰四年（1081），神宗降诏书：“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他便做了“史馆修撰，管句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让曾巩一人负责“典五朝史事”，无疑是朝廷破例的信任和重用。但曾巩却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上《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极力表示谦让之意。元丰五年四月，曾巩擢拜中书舍人，这是历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一个职位。但曾巩接到任命后，上《辞中书舍人状》，叙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借口年纪大，头脑不清醒，希望辞去中书舍人一职，让朝廷另选贤能。同时，他还上了《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谦退之意甚明。
由此可见，曾巩确实不是一个贪恋高官厚禄的人物，而是一位诚实、宽厚、实事求是、一心考虑为国做事的人。其一生所表现出的精神情操，让后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