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吕公著的话大概是说对了一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未必然；说曾巩“政事不如文章”，则颇有道理。
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学上都推崇欧阳修，追随欧阳修，也近于欧阳修，但又不同于欧阳修。
曾巩是一个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学者，所以在为文的理论上，他明确主张先道而后文。在《答李（yán）书》中他指出：“大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他特别强调文章要重道，重视修身、齐家、治天下的作用，而不应过分重视文辞，适当讲究文辞，那只是“不得已”的事情。韩愈和欧阳修虽也说过重道的话，但他们都是重道而不轻文的；曾巩虽也不排斥文，但比韩、欧更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宋史·本传》称他的文章多“本原六经”；宁瑞貍在《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序》中称其文“乃六经之羽翼”，很有道理。先道德而后辞章，是他一生为文之宗旨。
曾巩中进士、做官较晚，但其文章写得好，早已是天下共知了。“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矣。”（曾肇《南丰先生行状》）其文在当时受欢迎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曾巩认为，“大贤者”之文，应该“明圣人之心于百代之下”。故其文多为“明道”之作，“皆因事而发”，“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致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涉及到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绝少空谈。这些文章既是珍贵的文学作品，又往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曾巩的文章长于叙事，用极少的文字即能写出复杂事情的始末梗概。如其名作《越州赵公救灾记》，记熙宁八年越州知州赵抃（biàn）主持救灾工作的始末，事件千头万绪，文章却写得层次分明，细密而有条理；《秃秃记》仅用五百余字便将秃秃这个五岁小儿的悲惨经历叙写得有声有色；《李白诗集后序》更是仅用短短的三百字便记叙了李白一生曲折坎坷的经历。曾巩的文章说理透彻，且极少枯燥的说教，多是通过叙述事实来阐明道理。如他的名作《墨池记》，表面上是在记王右军墨池，然其本意则在借事立论，提倡深造儒家道德，同时他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再如其《鹅湖院佛殿记》，名为记佛殿，实则借此来解释佛教对国计民生有害无益。曾巩的文章虽不刻意追求文采，但其语言朴实自然，文从字顺，别是一家。曾巩文章虽不及韩、柳、欧、苏（轼）之汪洋恣肆，多姿多彩，但其委婉稳重，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言简朴，便于初学。《宋史·本传》称：“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纡徐”“简奥”，可以说是概括了曾巩文章的主要风格特点。
曾巩为文，力追韩、欧，也确有似韩、欧之处，但终不能超越韩、欧，而往往不及韩、欧。然其儒者之见，学者之风，又使其文力追韩、欧而不失自己的特色。曾巩之文，之所以能在高手如林的唐宋两代，跻身于“八大家”之列，即在于其有自己独特之处。
当然，对于曾巩入选唐宋八大家，历代都有人持不同意见，如清代的袁枚就说过：“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安得与半山（王安石）、六一（欧阳修）较伯仲也？”（《书茅氏八家文选》）。曾巩之文，成就的确比不上韩、柳、欧、苏，也比不上王安石和苏洵，这是事实；但在唐宋两代，八大家之外的古文家中还真找不出能与曾巩抗衡者。这也是事实。所以尽管历来有人有意见，但都未能动摇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地位。
曾巩之文不仅在当时名声很大，而且也以其文必及道和文风严谨平正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的朱熹等理学家都十分推崇并有意模仿曾巩之文；到清代的桐城派，更是深受曾文的影响，“曾文定公”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
曾巩一生为官二十余年，在地方、在朝廷都做过一些有益之事，史称有政绩，但大多是历代清官循吏之所作为，并无突出的政绩而言。所以，他名闻后世的，不是他的政事，而是他的文学，尤其是他的散文。他以杰出的古文家名传千古，而不以政治家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