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居士集》序中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并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说欧阳修之道“似韩愈”，说欧阳修在文坛的地位相当于韩愈在中唐的地位，这种说法基本是恰当的。就欧阳修的思想而言，崇儒学而斥佛老是其根本，也是他“似韩愈”的主要依据。
欧阳修无疑是一位儒者。他在《与李秀才第二书》中讲到自己的“文”与“道”时曾说：“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在《本论》一文中，他所反复强调的“义礼”，也主要是指封建等级制度及其伦理道德观念。不过，欧阳修虽崇六经，但对于儒学经典并不一味迷信。唐代以钦定的《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不许士子们随意发挥。宋初的经学，也因循此例。欧阳修对此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在《论经学札子》中指出：“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chènwěi，汉代流行的神学迷信）之书，以相杂乱，异乎正义之名。”并要求对《五经正义》加以删正。他还用详密的考证，对《周易》系辞、《诗经》小序等的真伪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作为宋代儒学新风的开创者，他首开疑经、议经之风，对宋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欧阳修虽崇儒，但又不同于宋代正在兴起的理学。他认为：“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圣人所不言也。”（《笔记》）“故圣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怪竹辩》）这种朴素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观点，即与理学抽象的哲理思辨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并且他反对理学家们所谓“性理之说”，没有陷入明心见性的泥潭中去。崇儒而不拘泥，尊经而敢质疑，这无疑是他的高明之处。
在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唐宋时代，三家思想的互相渗透是明显的，但其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大凡真正的儒者，必反佛、道，欧阳修也不例外。唐代韩、柳并称，但韩反佛、道，柳则信佛颇笃。欧阳修对柳大加非议，认为韩、柳文近而道不同，“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不但把柳宗元排斥于“圣人之徒”之外，视之如夷狄，而且称之为“韩门之罪人”。在其《本论上》中，他激烈抨击佛教之为害：“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年，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之去。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历来反佛未见成效，主要是不得其法，即方法不对头。他认为佛既为千年之患，反佛也就“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也非“操戈而逐之”所能奏效。因此，他并不赞成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制手段，而强调要“修其本”。他认为：“礼仪者，胜佛之本也。”“使吾民晓然知礼义之为善”“修其本以胜之”（《本论下》）。即要用儒家的“礼义”作为思想武器，通过持久战的方式去战而胜之。他对于儒、道二教在理论上的批判是相当到位的。他有一篇学术著作叫《唐华阳颂·跋尾》。文章先议唐玄宗：“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唐玄宗“肆情奢欲”，却以“上清弟子（道家弟子）”自居，既贪富贵，又慕神仙，淋漓痛快地奚落其畏死生。接着，文章写道：“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佛徒，讲“无生”乃“畏死”，老徒讲“不死”乃“贪生”。欧阳修则说，佛、道徒们畏死，贪生，刻意求之而终无所获，是因为他们违背了“天地之常理”。人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界不可变易的规律，“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该死就得死，绝无例外。欧阳修此论，可以说是唐宋时期攘斥佛老最重要的理论，最精辟的见解，充满着辩证唯物的观点，在理论上给予佛、道以深刻的批判。当然，欧阳修晚年，在“更罹忧患”之后，也产生了“超然物外之志”，曾向荐福寺颙（yóng）华严和尚“问其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想了解佛理。但这也和韩愈反佛而不拒绝与和尚交往一样，交往和“闻其说”是一回事，信佛是另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崇儒道而反佛老，这是欧阳修思想之根本，是其一生为人、为文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其疑经、议经、不拘于传统的思想，及其强调“修本”，从理论上深入批判佛、老，则又明显地带有宋学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