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的文章家中，欧阳修最为推崇的是韩愈。他认为唐代“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从其一生为文的传统来看，毫无疑问是继承韩愈的。喜爱韩文，学习韩文，校补韩文，写作古文，贯穿着欧阳修的毕生，这个历程在其晚年所写的《记旧本韩文后》中说得十分明白。
“予少家汉东（指随州），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娃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由此可见，欧阳修在儿童时期已经接触到韩愈的文章，虽是残卷，但已为其“深厚而雄博”而喜爱之，然而由于研习时文准备科举而无暇多顾。
“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kuì）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欧阳修十七岁时，对韩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的爱好，因牵于利禄而仍未暇学，但他已下定决心，一旦考中进士，有了利禄养亲，自己就会弃时文而尽力学习韩文。即是说，欧阳修此时已立下学习韩文的志向，学时文只不过是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门一敲开，砖头即可扔掉。
“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欧阳修二十四岁中进士，官于洛阳，与尹师鲁等一起学习韩文，写作古文。他在《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中写道：“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欧阳修弃骈文而致力于古文创作，致力于推行诗文革新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阻力和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巨大的。他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写道：“及得第以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写骈文）则获誉，为此（写古文）则受祸，此明效也。”写骈文，获誉；写古文，受祸。这与韩愈当年写骈文，人称好，写古文，人称恶何其相似！
欧阳修在“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并且“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的情况下，慧眼识珠，认定韩文为楷模，学习之，鼓吹之，和一些“年相若，道相似”的朋友共同努力，不遗余力地推行古文运动，使韩文大行于世，而他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北宋文坛无可争议的领袖。
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的最后，深情地写道：“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这是对韩愈之文之道的高度评价，移之评欧阳修之文之道，亦不为过。
苏东坡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就开一代文风，为一代文坛领袖而言，此言不虚。然欧阳修只是“似”韩愈，而不能真的“是”韩愈。时代不同了，欧阳修不可能只靠照搬韩愈的东西而取得与韩愈同等的地位，他必须有自己的新理论，新实践，为古文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欧阳修的确无愧于时代的要求。
《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说：“唐之文涉五季（五代）而弊，至修复起。”情况的确如此。如果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那么，欧阳修则是起唐文之衰。韩愈学古而不拘于古，欧阳修学韩而不泥于韩。这正是他们的过人之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