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关南的事情完了，孙先生又重陷于苦闷的境地，但匆匆上关和匆匆下关，这一个像梦一般的故事，回想起来是很有趣味的。孙先生在机关部里曾经和汉民等谈论到这一回事情：
“我当时自己亲自走上镇南关，实在是别有怀抱，不料大家也都跟我上关，毫无疑义，现在想起来，假使我们在爬上山或下山的时候，只要清军派少数的部队截击，可以把我们统统打完。事后仔细想一下，我觉得我们那一回事情确是很危险的！”
“先生所说的话是很对的，不过我们当时有两种想法：第一点，革命者对于自己的性命看得无所谓的，普通所谓不怕牺牲者，有时还为热情所激，就是走人极危险的地方尚且处之泰然，若无所事，何况我们为着革命主义而做事呢！所以我们不管什么，统统跟着先生上关了！第二点呢，我们去的时候很快，回来的时候也是很快，好像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样子，所以也觉得不会碰到什么危险的。”汉民思索了一回，这样回答。
“不错，你说的两点都是很对的。”孙先生说。
这样危险事情，本来在孙先生以及跟从孙先生的革命党人是已看惯了的，但这一次，如果他们在山上多逗留二三天，恐怕就陷入清军的重围中，再不能安然冲出了，所以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不幸中的幸事了，然而革命者的生活毕竟太曲折了，平静中又起了波浪，使孙先生又不能安居河内而度着流浪的生活了！
这波浪的掀起，就是由于那天从谅山跟来的那个警察所造成的，原来他对孙先生侦察明白了，就报告了安南政府。本来安南总督和孙先生是有相当感情的，他对于孙先生的活动，是取不干涉的默认态度。但不能给警察看见，因为警察看见了就要执行他的职权，要依照公事的办法去做，政府也只好依警察的话来办理了，这一回为警察见了孙先生的行迹，他就公事公办，曾经和杨寿彭交涉了几回，因为杨寿彭是当地的帮长，关于这类事情，政府常常先和他谈话的。警察就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晓得孙某在何处了，你带我们去找他。”寿彭听了吓得一跳，简直不能说回话，只是抵赖，但警察更进一步地说：“你一定要带我去找出孙某，我们是中立国，不能做你们革命的策源地。”这样一来，寿彭更想不出应付的话来，就把警察带到孙先生住所了。当时机关部许多人都责问寿彭为什么直说出孙先生的寓所。因为他尽可以一口咬定说我是做生意的人，什么也不晓得，警察也没奈何他。这件事不是不发生了吗？总之，杨寿彭太不老练了。
第二天，安南政府请孙先生去。对他说：
“现在别的办法没有，我们只有请你离开这里了！”
“我也晓得你们认为不方便，离开就离开好了。”孙先生答。
“那么可以坐我们的法国船，先到西贡，到了西贡，你要到什么地方都方便的。”
“稍等几天，就离开这里好了。”
在这里蛰居二百多天，指挥两广革命运动河内的机关部，从这时起。孙先生又被迫离去了，但革命运动是不因连续的遭逢打击而停顿，每个细胞中都充满着革命情绪，孙先生决不会因此而表示退却的，他在每一分、每一刻的时间内，永远地紧张着革命的意识和精神，因此请求安南政府宽限了几天，为的还是在安排着此后革命的运动。那时西南边陲可以继镇南关而起的，还是在钦廉一带，因为王和顺在十万大山，本来预定和镇南关革命军会攻龙州的，但因为路远，没有赶上发动，现在很可以振作士气再来一下。孙先生和大家经过了几次磋商，于是决定派克强再到钦廉去收拾余众，一面还是联络郭人漳。此外，云南的张头目上一回来接洽了以后，还没有什么动作，应该再去更进一步地活动，便可成事，因此派黄明堂到河口去布置一切。这样规划妥当了，孙先生就留汉民在机关部办理未了事情，自己又到新加坡，因为那边有同盟会分会，华侨同志也很多，很可以做发号施令的中心地点。
这是在纪元前五年的冬天，孙先生从安南到了新加坡。这一年内，孙先生从日本到安南，现在更从安南到新加坡，已经三易其地了！在新加坡，仍是住在晚晴园里。不久，河内同志黄隆生和东京同志张继、林时壤等也都先后来此，把狭小的屋子，都占满了，晚上常常二三人共床而睡，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人满之患，只是感觉兴奋和热闹。后来，孙先生搬到Orchard Road一一一号去住。孙先生的行装中，带着曾经竖立在镇南关的青天白日旗，和俘获清军所穿的前后补心等军衣三四件，这时就拿出来给许多同志观看，这是很像一个小规模的革命军战利品展览会，许多同志对着这曾经在战地上飘扬的党旗，都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对它们作最恳挚的行礼。
孙先生现在的处境，已十分侘傺无聊了，但更有比中国革命党可怜的安南人，也跟在孙先生后面起事，同时更牵连到许多中国革命同志，这时也到新加坡来了。安南本来是我国的藩属，1885年中法战争的结果，就沦为法国的属地，这时正当孙先生二十岁，决志革命之年，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他们这二十几年来，也是天天悲愤失国的惨痛，图谋革命光复。因为受到孙先生革命运动的影响，更使他们的热情冲动起来，于是秘密地想趁中国革命紧张的时候起事。可是法国人监视得非常严厉，使安南人无法动弹。刚逢着我们的党人从镇南关撤退下来，安南人心，经此渲染，更跃跃欲动。他们有和我们党人接近的，就请求要帮助他们，这在党人当然是很同情的。但安南人竟急切地要举义，同时因为手无寸铁，就想出了一个妙计：先用砒霜去毒死法国军人，然后夺取他们的军械来起事。放砒霜的是在法国军营服务的安南人，乘法兵不留心时，把许多砒霜放在餐室中的饮水桶里。晚餐时，法兵都据案大饮，不一会，砒毒性发，就一个个倒下来，惨哭哀号，先后死去六七十人。后来经医生检验食品，才知道为是因士兵所饮的水料含有重量砒霜，于是立刻搜查在营中服务的安南人，但他们早已逃去，安南政府就一面下令戒严，一面大事搜捕。在安南机关部下面的我们许多军人同志，因为没有身税执照，也都给法国警察拘去；先后拘去将近二千多人，并且有送回中国官厅处分的消息。这事情闹得真不小了！孙先生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即去电安南政府交涉，证明这许多被羁囚的人，都是他统率的中国革命军人，依照国际公法，避敌的人应受第三国的优待。电商数次，法督才回电允许照办，但必须送出法境。孙先生无可如何，于是叫这许多同志到新加坡来居住，第一批先送四百人。可是新加坡总督知道了这件事情，表示反对。所以轮船一到，这四百多同志，依然不能上岸。孙先生迫得无办法，亲自去见新加坡总督，据理力争。同时安南总督也来电证明，说这是中国革命军，在镇南关战争时，法国曾宣布守中立，已视为交战团体，应该可以上岸。新加坡总督左右为难，终于准许他们上岸，但必须办理交保手续，由新加坡地方法庭去办理。孙先生见交涉已经成功，非常快乐，就托张永福以商人名义，每人以二百元保出。事前并且替他们每人做了两套白帆布学生装，他们出来的这一天，就在市上整队游行了一回。这时在新加坡的保皇党很多。看见这种情形，都咋舌不已。这许多同志出来后，孙先生设法安插在陈楚楠家里，一切布置招待，都非常周到，此外如林义顺、沈联芳、林镜秋等，对于这件事，也都非常出力。这许多同志中如周华和马侣二人，后来都在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中殉难。孙先生这一回竭力为同志策划安全，充分地表现了党人的侠义仁慈的精神，这很忙碌地过了几个月。第二年就是纪元前四年，公历1908年，二月二十五日（公历2月27日）克强在钦州起义的报告就来了。
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克强、汉民自奉了孙先生临行时的命令，就积极进行，一面函约钦州统领郭人漳接济弹药，一方面向河内法商购买匣子炮百数十杆，那时匣子炮只值五十元一杆，由冯自由在香港配置子弹，秘密运送。那时原定计划是想以联络人漳为主力军，但汉民和克强再三商量，觉得有些不妥，他说：“王和顺这个人不中用，郭人漳这个人更靠不住，我们要小心留意才好啊！”克强起先似乎不信，他说要亲自去看郭人漳，于是就到郭营去。那里晓得郭人漳真的不怀好意，克强几乎吃亏。好在克强早已看出他的神气，就不动声色到他底下某个营中要一张护照，营中的人，以为郭人漳与克强本有交情，常常进出的，就毫不迟疑地把护照发了，克强领到了护照，就马上回到河内来。郭人漳发觉了就立刻有电报来要克强再去，发护照的也追来找着克强，苦苦地诉说：“我是发不得这护照，担不了这种责任，请黄先生再到营中去吧！”克强当然再不能理会这些了。这是孙先生离开安南以后不久的事实，后来克强知道假借旁人的势力是靠不住的，于是决心自己编练队伍，计有二百多人，分为二队，一队是原有长枪的，一队就是用新购的匣子炮，就在二十五日绕道安南向钦州进发了。
这一回，因为机关部曾经请了一位社会主义的律师，向安南政府的警察厅办过交涉，说他们不应虐待革命党，所以对于我们党人的活动，似乎不像从前的严格了，当克强率队过东兴附近的大路村时，法国守兵，都鼓掌欢送，于是革命军公然高吹着军号，张起了青天白日的党旗，浩浩荡荡，大踏脚步地走过去。乡民一听到革命军来了，都纷纷燃放爆竹，前来迎接，这种景象，真是痛快极了。但这样声势浩大，却引起了清军的误会，他们以为郭统领来了，因此有一小队清军在半路上发现了这是革命军，便都吓得四面窜逃，一哄而散，克强等趁这机会，就在廿七日下午进占了小峰。当时有三十多个清兵，也听到军号，误为郭人漳到了，都列队出迎，革命军就对着他们毫不留情，开起枪来，立时击毙五人，其余的也就毫不抵抗地投降了。郭人漳知道这是克强的军队，非常气愤，就会合全军出战，依山为阵，革命军假装败退，引诱清军离山，然后分为三路，一从对山攻击，一伏田陇间，一从清军后山暗袭。这样一来，清军只顾到前路二军，却不料还有后面的一军，等到这后路军突然到了，清军就大骇崩溃，死的死，伤的伤，乱得不成样子了。有一个哨官，竟被革命军俘虏而去。清军的损失很大。这样革命军声势大壮，看见敌人的部队就要进扑，并且扬言说：“我们是先锋队，后面还有大队来呢！”清军当者披靡，一路所向无敌。二十九日到大桥，又与清军援兵两营迎战，也不堪一击，把他们打退了。三月初二日到马笃山，清军调工三营来围攻，革命军居高临下，原是处于优势的地位，克强又出奇制胜，命一小队，出绕左道，攻打后方，一部从右方攻打侧面，自己率领大队从正面猛进，击毙敌兵八十余人，于是这三营清军又完全溃散了。管带龙某，身受重伤，郭人漳的军旗和坐马，也都给革命军夺到了：克强就把这马留下来，却派人把军旗送还给他，并且对他说：“军旗是有关你的责任，所以送还给你，表示我们的友谊，这马暂时留下借用了。”这一次，革命军在大胜之余，得了敌军快枪四百余杆，弹药无数，掳哨官二名，都把他们杀死了，降兵三十多人，却要他们完全剪发，编人队伍。这是革命军已由二百人扩充而为六百多人了，于是计划从那楼、大绿等处，向广西边境进攻。但郭人漳到底不能心死，又和参将王有宏合三千之众，取包围形式，跟着革命军赶来。克强知道这是很不利的，于是选募勇士，乘着夜色，到清军驻扎的地方，抛掷炸弹，出其不意，清军就自相惊扰起来，都纷纷不战而逃。革命军又立刻乘胜追击，这清军营长姓杨，是一个胖子，号称杨胖子，急得躲在丛林中，幸没有给革命军看见，保全了他的生命。经过这一次胜利，克强的威名大振，从此纵横出没于隆雁、陈塘、那俣、马路圩、柳缘、凤冈一带，所向披靡，清军疲于奔命，钦廉道龚心湛和郭人漳接连着向总督告急，粤督也电请广西巡抚协助，其狼狈情形，可想而知了。
孙先生对于克强这次艰苦的奋斗，曾经一再称道：他说：“黄克强的威名，是由钦廉革命起的。他在钦廉革命，是用什么武器呢？那个时候我们在安南，到处和他买枪，今日买三五支沙维治，明日买几支曼里霞，东拼西凑，然后才得了杂枪二百多支，每支所配的子弹，最多也不过二百发，他带了这点武器到钦廉，便和龙济光、陆荣廷，打了几个月。后来虽然失败，但是他奋斗的精神很大。实在令人佩服。所以他的威名便大振。”（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欢宴各将领演说）孙先生在另一次演讲中，又把这次克强奋斗的精神，鼓励湖南的同志，他说：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克强。他有一次自安南人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有二万多人。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二百人，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支枪。以那么少的人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两个多月仗。到后来弹尽而援不至，还可安全退出。照这一次战事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像这件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民国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对湘军演说）克强这次在钦廉奋斗的价值，于此可见。林白克赞美克强这时期对于孙先生的帮助革命，也说得很透彻，他说：
克强是天生的一个领袖，孙先生也是。但是两人的心理是不同的；所以天使他们联合在一起，成一种替人类建功立业的力量……克强是一个射击手，单身陷阵，赖他瞄准之能，在奋呼中歼敌的；孙先生是一个指导者，立在高冈上，注意全军的行动，不是管一枪一炮的动作的。克强看到近；孙先生看到远。克强的手常放在刀上，迅疾地预备同敌人决死；孙先生倘使还有磋商的机会，决不轻用武力。克强只有在战阵上面见他表现勇气：打仗对于他像用酒席一样，杀人的血像红的醇酒，越吃越足以鼓励他的勇气。
这几句话，的确很能认识孙先生和克强二人的个性，克强的英勇气概，在革命史上是永远光耀着的。但这时因为他转战数乡镇，已经历时四十多天，河内和香港的接济，非常不便，等到两广清军一齐调到了，到底是寡不敌众，加以弹尽援绝，他知道势难决胜，于是只得又解散军队，退回安南来了，这是很可惜的一回事，孙先生的革命运动，到这时已是第七次失败了！
克强在钦州广州一带辗转苦斗时，孙先生更接到黄明堂等三月二十九日在河口起义的报告。河口是处于云南和安南的国境线上，对岸就是安南的老街，是红河最扼要之地，并且也是扼滇越铁路交通的孔道，上通蒙自、阿迷，直达云南省城昆明；左通蛮耗、普洱；右通剥隘、广南，以达广西边境，四通八连，为铁路工人和游勇会党出没之区。这里既有这样重要的形势，发动革命是最适宜的。所以，孙先生上次在河内时听取了张头目的报告以后，早已决定了一切。经过长期的活动，到现在才开始发动。清军在河口屯驻重兵，及警察汛兵外，更有防务处督办王镇邦亲带二营，岑德桂管带一营，黄元贞管带一营。元贞早已和革命党通声气，镇邦却是一个顽固老物，德桂更懵无知识。镇邦部下有守备熊通，勇而有谋，他想排除镇邦而自为督办，并且愿意率领部队，全部归顺革命军，他这个计划，与革命党已约定二十天左右了，风声传到镇邦那边，他就密加戒备，熊通和元贞二人，于是决意立刻发难。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汉民知道了。就催促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马上发动，因此在三月二十九日这天晚上二时，明堂等率领一百多人，从安南渡河到河口，开始起事。河口城里的警察一闻号声，就起来响应，把管带李某杀死。明堂等怕他们骚扰到法境老街，因此约束他们仍在河口照常巡逻。一面又转攻汛营。汛官某就逃到督办处告急。这时元贞部下的二哨，已经投降了，其余驻在山上的二哨，却还是向革命军攻击。不一会，三腰、那扒各处分驻的清军，都赶来救援，革命军战至第二天早上还没有歇下，镇邦也亲自督战，但没有方法把革命军打退，而元贞部下这时已完全归降，反戈助战，使镇邦更陷入窘境。他急中生智，就秘密地派人到老街来向法国守兵营中求救兵，法军的回答很妙，说这是革命党起事，我们不能帮助你去打革命军。他没有办法，更异想天开，这天下午四时，也派人到革命军来输诚求降，革命军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老物，突然来投降，不免令人怀疑，因此派王槐廷带了两个兵，还有一个法国商人，先到他那边去侦察，并且还想劝他诚心投降。槐廷和他谈了一下，才知道他真的没有那么一回事，就起身告辞，却不提防这老怪物突然拿起刀来向槐廷砍去，槐廷猝不及防，就倒地而死。他更拿短枪把槐廷带来的兵打死了一个，那位法国商人很侥幸没有受害，这时熊通在旁，看得很清楚。知道这是机会到了，就拔枪向镇邦轰击，这杀人不眨眼的镇邦也就完了。熊通杀了镇邦，就把全部军队，归顺革命军，岑德桂逃匿民舍，给革命军找到了，因为知道他是无用的人，仍赦他走了，他的部下，也都缴械，于是河口全境，在二十四小时内，都归革命军所掌握了。这一战计夺得枪千余杆，子弹二十万发。明堂就用南军都督的名义，布告安民，并派兵保护领事和洋人，送到老街，秋毫无犯，居民悦服，远近归附的，络绎不绝，不到几天，革命军人数就增加了一千多，声势大振。
孙先生在新加坡，接连看得到克强和汉民的捷报，非常兴奋。这时明堂既占有河口，本来应当一鼓作气，依照原定计划，于最短期间，分兵四出，攻取蒙自、昆明。那时蒙自的守备非常空虚，并藏有岑春煊的三千杆枪。他们如果乘胜前进，占领蒙自，就可增加军械。而且滇越铁路公司早已由河内机关部接洽妥当，铁路线可以给革命军应用，军用品也可以运送便利，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明堂始终迟迟前进，原来他本人并没有什么作为，正如汉民对孙先生报告所说：“他是好像江湖角色中的宋江一样，自己本来没有什么作为，不过能开大锅饭，能养许多的兄弟们。他带人也没有纪律，譬如他在抽大烟的时候，底下的小兄弟在旁就说道：‘老大哥烟抽得够了，让兄弟们也来抽抽吧！’这样的人，要统率庞大的军队，自然不能指挥如意了。不过他在会党的资格很老，颇得江湖上的人心，做联络的工作，是最适宜的。”这一次，他占领了河口，迟迟前进，大概是他能力所限的缘故，直到四月五日，才派王和顺率领部队沿滇越铁路进攻。那时黄元贞投降以后，早就劝告在铁路上的李兰亭和黄茂兰两营反正，李兰亭并且就于二日晚上亲率全营来降，缴枪二百余杆，子弹二万发，谷一百担。黄茂兰部下的二哨，也在王和顺的队伍开到半路时就来归降了。于是革命军很顺利地直达南溪。这时云南总督锡良已派开广镇总兵白金柱带领四营清兵赶到八寨来抵抗，八寨距离开化城八十里。和顺得报，就分兵袭取古林箐，把白金柱的军队牵制住，白军部下一百多人也都投降了。这时滇越铁路的南部沿线，差不多全部在革命军的手中，很可乘胜进克蒙自，但在后方的明堂，因为没有调度的方法，使饷弹的接济，失了联络，军事又停顿下来了。另一路关仁甫的部队四百多人，也在三日开到蛮耗，想从蛮耗到个旧，会合临安周文祥的部队，进迫蒙自。第二天就遇到清军管带柯树勋所部二百多人，革命军就迎头痛击，到晚上，清军竟不战而走，投降的也有几十个人，驻霸洒管带李开美听到这个风声。知道不是革命军的对手，也自动地带了部队来投降，革命军因此不费一兵一卒，又安然地占领新街。
这次起义，军事进展这样神速，确是出乎意料之外。汉民不断地把胜利的消息，报告孙先生，同时请求筹款接济，孙先生在海外，也很忙碌地向华侨劝募。但占领的地域扩大了，人数也增加了，给养和军械的费用也一天增加一天，很使孙先生焦心。同时因为主持军事的黄明堂，能力薄弱，许多原定的计划，都没有按照实施，更使孙先生忧虑，恨不能立刻赶到阵前，亲自指挥一切，但这是办不到的。然而凑巧的事情，却在这时候发现了，当关仁甫占领新街的这天，是四月四日，克强刚刚从钦州回来到安南的先安，孙先生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就立刻打电报给汉民，委克强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这一位百战疆场的革命战士参加了，就好像增加了一支伟大的生力军。他得了孙先生命令，就马不停蹄地在六日晚上从海防赶到河口。他和明堂见面后，就发觉一切军事布置，都疲玩不振，而且屯兵不进，更误戎机，因此力促明堂赶速进兵，沿着铁路线直攻昆明。但明堂始终说是粮食不继，没有方法督促他们到前方去。经过这样坚持了几天，不能决定，克强几次的催促，他才算决定出兵了。可是这些军队太妙了，第一天开前去，第二天又退回了，第三天开前去，第四天又退回了。开的时候烧了好多纸钱，不晓得又犯了什么神，一定要开回来。克强看了，非常痛心，就和明堂商量，愿意自己带领队伍，开上前去，明堂也很赞成，就拨了一百多兵，跟着他出发。克强骑了马在前面走，但没有走到一里，这些兵向天开了一排枪，齐声说：“我们疲倦极了，再不能前进了！”克强向他们再三抚慰，才继续开前去，但走了半里，一个个都散去了。克强无可如何，只得也回到河口来。他知道明堂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就联想到在前敌的王和顺，也许他有办法，于是派人约他回来商议一下。哪里知道和顺与明堂原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地说兵疲弹缺，不能前进了，克强看看情势愈趋愈下，于是决心回河内招集前在钦州共难的同志一二百人，成立司令部。再用司令部的威权来使他们服从命令。他这个计划，本来是不差的。但不幸当他到老街的时候，因为他的容貌太像日本人，就被法国警察所注意，把他截留起来，等到他说出了真姓名，这警察才知道他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人物，但照例地要送他离开法境，因此就把他送回河内，不久，他和孙先生一样地也由法国轮船带到西贡，再由西贡到了新加坡。
孙先生看见克强来了，知道经过的情形，不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但事情到了这样境地，再没有挽救的办法了。这时河口方面的军事，因为克强走了，弄得更糟，因为军事进行一再迁延的结果，便是给清军一个调度军队的机会。这时满清政府已派刘春霖督办云南军务，未到任前由总兵白金柱暂代，另饬广西左江道龙济光率领南宁防军七营前往协助，并着江督端方，鄂督陈夔龙接济饷械。锡良也大卖气力，亲自督师临安，从两路抄袭，一由蒙自大路，一由开化西南折人黑弯后路，向铁路沿线取包围攻势。在蛮耗柯树勋部下投降关仁甫的残卒，一听到清军救兵快要到了，就和柯树勋里应外合，突然哗变，仁甫无法维持，只得放弃蛮耗，退回河口，这是第一次失败。隔了几天。清军愈集愈多，计桂军三营，川军二营，黔军二营，都已陆续开到。声势陡壮，于是更向王和顺大营进攻。和顺在泥巴黑附近迎战，相持二十天，因为敌势日涨，而自己军队的子弹已经起了恐慌，于是也退下来了，这是第二步失败。和顺到了河口，就和明堂商量，想把全军开到普洱去，准备袭取思茅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攻昆明。明堂也赞成这个提议，约定两部一同开到巴沙集合。不料这次明堂忽然紧张起来了，他竟先开到巴沙，没有等和顺部队开来，又一直前进，在下田房地方，就遇到了敌兵，给他们打得大败，因此仍旧回到河口。和顺听到明堂的部队败退了，知道移兵思茅的计划，不能实行，于是也率领部队向河口退来。这时革命军已到孤城落日的形势，等他们集中河口，想退入安南的时候，清军龙济光、王正雅等部也已经赶到马臼板守候着，两方战了一天，革命军又退到马角寨，晚上又给敌军偷袭，更不能支持，因此都退进了安南的境界，占领了几月的革命军根据地河口，从此也失去了！云南革命的军事计划到这时，也宣告最后失败了。自孙先生在河内成立机关部，规划西南起义，到这次河口失败，已是第六次，从孙先生全部的革命历史上计算起来，这一次已是第八次失败了。这中间所经历的艰辛，和孙先生内心的苦闷，绝不是笔墨所可形容的，我们这样的叙述，不过说到关于这一切事态外形的轮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