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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陶渊明读《山海经》，写了十三首诗，表达了他的畅快之情和愉悦之心，其一为：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可以想象，诗人尽管离开了官场，居住于幽僻的村巷，却也有前来探访的老友，因此留下深深的车辙印痕。在初夏之时，微风阵阵兼有细雨，更添一番田园之间的清新与惬意。作者陪同友人，采摘园中的蔬菜而食，在稀疏的树影之下，酌酒而饮，远离了尘世间的污浊，没有了喧闹和干扰，是多么悠然自得。
等到送走了来访的客人，在清幽的草庐之中，一边读“周王传”，一边览“山海图”，所收获的是通晓宇宙的快乐和欣喜。诗歌中的“周王传”指《穆天子传》，记叙了周穆王驾八骏游四海的故事；“山海图”则指《山海经图》，是依据《山海经》而绘制的图卷。诗人最后说，在俯仰之间，凭着这两本书任凭心思驰骋于九州之内，纵览宇宙之间的种种奥妙，难道还不快乐吗？世间怕是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了。
作为一本讲述上古之时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的古籍，《山海经》的内容丰富而神奇，这也是它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凡人们所想听闻、所想识见之珍奇之物，无不有所记载。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金石矿物，神话传说，祭祀仪式，奇病怪症，日月运转，无不间杂有之，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内容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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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内容不够专一，略显庞杂，自古以来对《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多有不同看法。西汉刘歆将其看作是地理书，他在《上山海经表》说：“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东汉班固把《山海经》归入数术略形法家类，看作是巫卜星相之书。
明朝胡应麟则认为《山海经》是“古之语怪之祖”，把它看作是神怪之类的书。清朝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辩驳了诸家说法和归类，认为“核实定名”，应是“小说之最古者”。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把《山海经》称作“古之巫书”，可谓巨眼卓识，就其性质及成书来说，这一论断是比较确切的。
《山海经》可以看作是一本巫书，是上古之时的历代巫师把所见所闻通过口耳相传，形诸文字，积累而成。远古之时，巫史不分，这些人可以说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氏族、部落首领的高级顾问。他们主持山川神灵的祭祀，担负文化交流的职责，收集整理奇异之事以积累知识。这就构成了《山海经》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战国时，有人把这些性质相似的资料加以整理，编撰成文，便有了《山海经》这一经世之作。汉代时又经过增删修订，就成了今天的《山海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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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山海经》共十八卷，分为《山经》和《海经》两大部分。《山经》部分五篇，又称《五藏山经》，即《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其所记述的范围涉及华夏各地，多记山川河流，生物状况以及各地物产和诸山神的祭祀仪式。《海经》部分共十三篇，即《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各四篇以及《海内经》一篇。多记海内外各国奇异事物，也记载了一些神话传说，兼记氏族部落，帝王世系，器物发明创造，等等。
古代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出于唐虞之际”，是伯益辅助大禹治水经历四方时整理而成，因其内容广泛，包罗万象，个人是无法独立完成的。由于各篇形成早晚不一，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所以有学者认为本书是大禹统一后根据各部落首领兼巫师相传材料集体编撰而成。《海外南经》开篇禹曰：“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天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这段话体现了编撰者的思想，可以说明本书是远古至大禹之时，我们的先祖对世界和宇宙的看法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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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来看，《山海经》以广博、丰富著称，可以说是远古之时的文化、民俗等知识的汇集。其中所记山川、国民、部族、风俗、生物、矿产、传说等，从侧面反映了上古之时的中原各地以及海内自然和社会的状况。书中所记各地“祯祥变怪之物”，包括图腾、习俗，以及方国和氏族。这些知识只能是各地部落通过不断累积，然后才被整理成书。早期巫师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文化知识的结构，大凡天文、地理、历史、生物、医药、帝王世系及重大发明等，均有涉及。
也正是由此，《山海经》为人们了解自然知识和古代巫神祈祷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资料。尤其是《山海经》中所保存的神话传说，比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禹鲧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反映了远古之时先祖与大自然之间的斗争。关于太阳的升降起伏、月亮的圆缺盈亏、四季的寒暑变化等有关自然界的记述，不仅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也说明了人类不断探索的勇气。
既然《山海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写于一时，文字记载疏略简乱，再加上流传时间长，所以，讹误衍脱、增削窜改的情况很多。作为一部普及性读物，借鉴前贤成果的同时，本书在编辑时尽力保持《山海经》文本原貌。本着通俗易懂的原则，避免繁琐考证，力图简明扼要。译文则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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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大约在战国时成书，西汉末年刘秀、刘歆父子校订整理，这些现在都没有原本。本书的版本多，对其所作注释本也有多种。注释本中，最早的是东晋郭璞校注《山海经传》、明代杨慎撰《山海经补注》、王崇庆撰《山海经释义（附图）》、清代吴任臣撰《山海经广注》、汪绂《山海经存（附图）》、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撰《山海经笺疏》，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今人则有袁珂《山海经全译》、徐显之《山海经探原》、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本子。
《山海经》一书原是有图的，就是前面陶渊明所浏览的《山海经图》，但可惜的是，当时的《山海经图》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原图究竟是什么样子，难以确切得知。现在的《山海经》图，大多是明清时期所绘制。
作为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古籍，《山海经》由于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书中所记既有地理、物产、神话、巫术等，也有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这也正是《山海经》的奇异特色和独特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