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很多。在人类仍然居住在有限资源的地球上的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利用现有的资源，供养现在的人民以及不断产生的新人口。
现实的问题是地球上适合人类使用的有限的资源自然地存在区域分配不同而且不均，于是人们围绕生产生活资料而进行着无休止的竞争，其激烈状态就是战争。当跨海、穿越大陆的探险使得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地球的各个角落的时候，地球上原来被山水自然分割下进行的局部战争就扩大了，这样世界历史就开始形成了。而每一次战争分配胜利果实，就形成了新的供养体系。
人类这种最基本的故事揭示出几个简单的道理：其一，生产、生产力是人类结构关系的最基本动力。其二，竞争（其常态是战争）并分享结果，是人类之间结成关系的动力。其三，人类已有的各种关系都是竞争达成的一种结果。即战争或者和平是常态。
在自然分割的生活体系阶段，各区域的人们各自为政，自给自足，小区域间的竞争不断，关系排列组合变化不停，但是全球来看，几乎仅在传闻，不相来往。
世界各处的结构关系却天然地趋同，形成了“庄园式经济”或“封建经济”，世界处于稳定的“鸽子安全”的状态：①自给自足式的经济；②家庭式的生产方式；③自然环境成为重要因素；④阶级分明——下层阶级是农奴和手工匠，往往是同一种人结合，全部的生产归庄主所有（再分给小佃农）得其保护；还有行商贩旅，农奴和行商贩旅被放到同一阶级；上层阶级则是地主（庄主）和保护庄主的人。
这个时期，中国不仅仅是区域大国，甚至可以代表东方，她文明的早熟、智慧的深远已经达到了可以兼容并蓄，自成大系的水平。因此，中国用文化和武力建立起庞大的帝国，服膺了周边许多蛮夷之地，带领他们一起进入“礼序结构”的文明社会。
在欧洲，则经历了“君权神授”的政教合一建立大帝国阶段，社会结构是主教、君主、公国、僧侣、武士、农商等级秩序。这一时期帝国内交通发达、文化整合、人口增加，农业劳动力和技术发展起来，产品丰富，地主需要交易和卖出以增加生产。商人开始跨界贩卖，富裕带来的力量增强，社会统治者逐渐看重商者的贡献，重商主义兴起。到16～17世纪，商业成为主要经济活动，商业主义改变这以前的生产、消费目的和结构，变成了：①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生产而非消费；②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创造输出；③除了必需品外不鼓励输入；④通过政府的力量来累积财富。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民族国家崛起格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来自于欧洲30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并抑制规范各国关系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和约的签订象征30年战争结束，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而在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般史学家视1635年的《布拉格和约》和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系列之一。此和约导致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失去大量领地，也削弱了皇朝对神圣罗马帝国内各邦国的控制，使皇朝陷入衰落，也使德国陷入封建分裂的时代。另外，此和约导致法国、荷兰和瑞典这三大欧洲新霸主的崛起。因意大利各邦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所以和约在欧洲大陆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状态的格局。
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形成的均势格局并非是一种真实的稳定局面。事实上，各国的兴衰更替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进行着。到18世纪末时，就已经有许多曾经的大国衰落了。
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均势并不巩固，但和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
1.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围绕和约签订召开了多次会议，教皇在名义上拥有的教会管辖权、绝对领土权、国际执法权和无限战争权已经消失，来到这些会议上的教皇使节仅仅是听取会议。而此前，和约第63、64、65条等条款是对主权国家的存在及国家享有主权的确认。从条约里可以看到，曾经一统天下的神权世界已经无可避免趋于瓦解，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权威，这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
2.和约建立了以国际会议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和约的签订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和约涉及领土划分及赔款、宗教等复杂问题。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有效地处理了这些问题。这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自威斯特伐利亚以来，和平商议、协调解决已经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模式。
3.和约对战俘、人类信仰等人权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约第110条还提到了现代意义的战俘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这也为后世战争树立了规范作用。1785年，普鲁士和美国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内容涉及保护战俘的双边条约、“日内瓦条约体系”都是其发展和延续。
总之，和约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史时期之交的第一个多边条约，是“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它既是近代国际法的实际源头，又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际关系史。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欧洲战乱频仍。但如和约所签订的那样，这些战争都是在民族国家之间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战，不再有中世纪为了某一所谓神圣原则而发生的战争。而且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直至20世纪的大多数战争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定的国际关系原则对战争的进程及结果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无论各国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在表面上它们都信誓旦旦地忠于主权和平等的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为了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在和约的基础上，人们又签订了许多和约、条约，建立了各种体系和国际组织，包括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等，并建立了联合国。但是这些体系和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都没有超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国家主权和平等的范围。因此，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并没有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原则的内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奠基石，完全适应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
维也纳体系和封建帝国宗教联盟格局。
在欧洲，法国率先发生革命，拿破仑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信念在武力征服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用战争向欧洲输出革命。欧洲的封建君主非常惧怕，他们联合对抗法国，虽然当时已处于蒸汽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发展潮流，但是由于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力量，拿破仑战败。维也纳体系就是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以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为首的战胜国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新均势体系。1814年10月1日至1815年6月9日，根据反法联盟国家同法国签订的《第一次巴黎和约》，参战各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即维也纳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恢复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各国旧王朝及欧洲封建秩序，防止法国东山再起，战胜国重新分割欧洲的领土和领地。1815年6月9日，由英、俄、奥、普、葡、法、瑞典7国签署《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正文121条和17条附带条款。主要内容是恢复欧洲封建秩序，规定封建专制国家在其中占支配地位，各战胜国重新划分了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确定欧洲新的领土分割及要求法国向反法联盟国家支付战争赔款等。《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及有关条约、宣言和文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它以均势原则、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等为指导思想，在拿破仑帝国瓦解后的欧洲，建立起多极的政治均势，并暂时维持了欧洲封建列强间的和平与协调。1848年法、意、奥、普等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给欧洲封建制度以沉重打击。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维也纳体系彻底瓦解。
维也纳体系后，英国重新控制了欧洲，并且达成了欧洲势力均衡，世界国际关系的中心舞台仍然停留在欧洲。欧洲这种世界政治中心的地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维也纳体系的维持，依靠的是1815年成立的“神圣同盟”。1815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表宣言，以“保卫宗教、和平和正义”为宣言，倡议欧洲各国君主建立“神圣同盟”，以保卫君主政体和基督教教义。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响应倡议，同沙皇一起签署了宣言。他们以“至为神圣的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名义，宣布他们维护现状的坚定决心，这种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神圣同盟”维护了维也纳体系，也短期防止了革命的再度爆发，特别是在抑制欧洲大国企图突起独霸方面起到了作用。后来英国也参加了同盟，“神圣同盟”演变为4国同盟，目标是为了防止法国东山再起。但是1818年法国也参加了同盟，“神圣同盟”演变成了封建帝国以宗教的名义相互勾结，镇压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国际格局。维也纳体系恢复欧洲的封建统治，并且把拿破仑统治下已经解放的民族重新置于战胜国的民族压迫之下，这是一种历史的逆流、历史的反动。但是体系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它开启了用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殖民主义格局。
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神圣同盟”的终结和维也纳体系的破产，之后德国统一，在梅特涅的穿梭外交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经营下，欧洲大陆有过各种联盟的分分合合，其结果是德国的强大对欧洲安全稳定格局形成了潜在的威胁，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和世界殖民主义格局的形成。
1919年1月，战胜的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会议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及对奥地利、保加利亚、土耳其、匈牙利签署的和约统称为《巴黎和约》，构成战后帝国主义在欧洲和中东的统治秩序，称为凡尔赛体系；1920年国际联盟和约生效，正式成立旨在减少武器数目、平息国际纠纷及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的国际组织。1921年美、英等9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签订《四国条约》、《五国条约》、《九国公约》，构成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统治秩序，称为华盛顿体系。
维持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机构是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是第一个立誓共同防御侵略、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的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组织，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首先，国际联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为国际联盟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和平原则”中，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其次，国际联盟是第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从本质来讲，国际联盟是英国、法国维护凡尔赛体系的工具。它具有两大任务：一是维护世界和平，制止侵略行为；二是关心和处理国际范围的卫生、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先天不足和国际联盟自身的根本缺陷，致使它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最后，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一是国际联盟倡导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民主化和一体化趋势，并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二是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所作为。但成效不大，没有阻止或延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三是在促进和处理国际范围内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方面，成效显著。但是，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并且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国际联盟在审理和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成效很少，也没有能有效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被联合国取代。
巴黎和会“四巨头”。从左至右分别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凡尔赛体系在历史上起到过“二十年的作用”：首先，凡尔赛体系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奥匈帝国解体：奥匈分立；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建立；原奥匈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割给意大利，一部分归还波兰；德国的疆界重新划分。其次，凡尔赛体系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奥斯曼帝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领地，只留有欧洲的伊斯坦布尔和亚洲的小亚细亚，成为单一的民族国家。再次，重新瓜分殖民地。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奥斯曼帝国的属地，由战胜国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加以瓜分。最后，凡尔赛体系的内在矛盾促使其加速崩溃。战胜国信奉“强权即公理”，通过不平等条约，使战败国处于被宰割和奴役的地位，从而加深了两者的矛盾；由于分赃不均，战胜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重重；帝国主义对战败国的殖民地进行“委任统治”，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战后对德国、中国的安排直接带来了世界格局的新的调整。因此列宁说：“靠凡尔赛体系所维系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火山上的。”总之，凡尔赛体系在英法占主导地位，惩治德国为首的战败国，宰割弱小民族的基础上，确立了帝国主义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统治的新秩序，扩张了帝国主义在世界瓜分殖民地的旧格局。
雅尔塔体系和两极冷战格局。
雅尔塔体系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首领在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确定的关于战后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安排而确立起来的。
为了尽快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早日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首次会晤，史称“德黑兰会议”。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攻击法西斯德国、德国的占领与管制、德国的赔偿、关于联合国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关于和平时期保持并加强在战时所实行的合作以及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发表了《克里米亚声明》。其中最主要内容包括：①根除法西斯主义。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并在三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②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被其占领地区的归属与边界。③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维持世界和平。④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实现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雅尔塔体系原则上倡导和平、民主，对世界各国的和平运动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了商讨对德国的处置问题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安排，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对日作战。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美、英、苏3国首脑杜鲁门、丘吉尔（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和斯大林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会晤，史称“波茨坦会议”或“柏林会议”。经过争论与协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雅尔塔体系是建立在美苏实力均势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深深打上了大国强权的烙印，因此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消极作用是：①体现大国强权政治；②重划国界、分裂国家，造成人口大迁移；③保持和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经济秩序，给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④雅尔塔体系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军事上的两极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给全世界带来了冷战，形成了霸权主义争夺世界，成为战后国际紧张局势和大战危险的根源，造成世界不安全的格局。
雅尔塔体系使得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英、法等国衰弱被其主导，苏联壮大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这种格局逐渐演化形成了两极对峙的冷战。
冷战表现为两大阵营的对抗（北约与华约的对抗）。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表现为美苏争霸，直到90年代苏联的解体。这段时期世界两极格局是世界基本特征。冲击这种格局的因素有日本、西欧、第三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冷战的特点是：①以冷战为主，存在局部战争和低烈度对抗的对抗形式；②对抗是全方位的，包括以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形式；③美苏作为双方的盟主在斗争中起了主导作用；④这一格局的较量，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一极取得绝对优势而告终；⑤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革命创造了条件。
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取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垒，美苏国际范围内争霸的两极格局就是它的演化结果，从此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时代。
反恐体系和一超独霸格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取得了美苏争霸的最后胜利，终结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苏联的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上的大国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
冷战后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是：①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独步全球，无与争锋；②西欧在增强其内部团结和共同发展后，传统大国意识重新复苏；③俄罗斯经过休克疗法的国家实力出现衰退，近年在普京的领导下励精图治，正在逐渐反弹；④两极格局解体后许多地区性大国如日本、印度等国力图寻求政治大国地位，并引发它们之间和在世界格局中的新博弈；⑤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起来的中国，作为世界有序与发展的正义力量在和平崛起。
美国的这种一超压制多强的后冷战态势是“9·11事件”后通过主导建立国际反恐体系完成的。
2001年9月11日，当美国人刚刚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之时，恐怖分子劫持的四架民航飞机连续发生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历史事件。4架飞机乘员全部遇难，世贸中心的摩天大楼，轰然倒塌，化为一片废墟，并造成了3000多人丧生。
恐怖分子选择9月11日，是因为在美国911是报警电话号码，其做法是对美国的极大的公然挑衅。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经济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对一些产业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和影响。美国“9·11事件”的经济影响不仅局限于事件本身的直接损失。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使美元相对主流货币贬值、股市下跌、石油等战略物资价格一度上涨，并实时从地域上波及欧洲及亚洲等主流金融市场，引起市场的过激反应，从而导致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减慢。
美国对外决策者对此非常恼火，高擎起“反恐”大旗，号召世界各国必须追随，并以此判断世界的阵线，对不积极协作和配合的有关国家和地区予以威胁和强迫，并对世界上不是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站在一条线上的国家冠之以“邪恶轴心”国家，在国际上予以排挤和打压。
反恐给国际格局的构成带来几个重要影响：第一，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合力打击下，国际恐怖网络遭到了重创。但由于尖锐的民族矛盾、极端的宗教情绪、悬殊的贫富差距以及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的存在，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仍困扰着不少国家和地区。第二，反恐斗争促使大国关系做出积极调整，并出现了有利于世界稳定的因素。“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改善与一些大国或地区组织的关系，主动与它们进行磋商和协调，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大国之间磋商与协调的加强对国际关系的构架起到了稳定的作用。第三，中小国家不得已参与配合美国一起反恐，也改善了与其关系。一些中、小国家也在反恐斗争中参与到国际关系的调整中来。也门、苏丹、利比亚、巴基斯坦等国家配合国际反恐斗争，采取行动缉拿国内的恐怖嫌疑分子，冻结恐怖组织的账户。第四，美国长期在阿以问题上持不公正立场、政策和双重标准是遭受恐怖袭击的主要诱因之一；美国遭受袭击也是阿以长期冲突得不到最终公正解决的直接后果；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和长期未获解决的巴以冲突使阿拉伯世界对美积怨难平，极端思潮暗流涌动；阿拉伯国家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客观上为极端思潮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市场，遂滋生极端暴力活动的倾向。美国为首的反恐大军，可能造成文明冲突。
中国“南海撞机事件”可以看作美国试探中国反恐后国际战略和谋划亚太格局的一步棋。
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
2001年4月1日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是自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受美国导弹袭击后又一突发事件，在中美两国以及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最终，这一事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中国的外交智慧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背景：
2001年1月20日小布什就任美国第54届总统。他上台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一定的调整。
在国际方面，小布什上台刚两个月，美俄之间就爆发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驱逐对方外交官的大战。美俄两国关系日趋紧张。
在对华政策方面，小布什放弃了克林顿时期关于建立美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表述，反而在竞选过程中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公开表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太软弱，应当增加强硬的成分。
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非常重视。2001年3月19日，中国政府派钱其琛副总理访美，旨在沟通信息，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美方放弃了“战略竞争对手”这样咄咄逼人的提法，布什总统同时还表示“特别渴望到中国访问”。中美之间的紧张气氛缓解。
撞机事件发生：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3型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歼-8战斗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9时0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违规飞行，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行员王伟驾驶的飞机坠毁，王伟跳伞后失踪。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的机场。
事发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发表讲话说，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中国方面已经就此问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并且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4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紧急召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商讨该事件以及中美关系即将面临的局势。布什称，他对中国政府的反应感到“不安”，要求在“没有更多干扰因素”的情况下，与机组人员见面，并要求中方归还美军飞机，但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只字未提。
4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此事发表谈话称，美国应停止在中国沿海空域的侦察飞行，这才能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才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并要求美方道歉。然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拒绝道歉。
中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与要求，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中方面临的选择：
撞机事件是一个突发事件，是布什总统上台后中美关系面临的危机。在中方面前，有三种选择：①人机都不放；②人机同时放；③先放人，后放机。中方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第一阶段：释放美机组人员（4月1日至4月12日）。
事件发生后，中央在4月2日确定了人机分离的原则。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如果此时把美机组24个人扣在中国时间太长，会引起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感；第二，美国的复活节（4月20日）即将来临，这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如果到那时美机组人员还不能与其家人团聚，也会造成美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反感，对中国的外交斗争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4月3日，美国外交官员与机组人员进行了第一次见面，并称24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
4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北京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再次与美方严正交涉。同日，鲍威尔以个人名义致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表示了他的“遗憾”。这是美国领导人第一次关注我飞行员的安危。
4月5日，布什就中美撞机事件再次发表评论，对中国飞行员失踪一事表示“遗憾”。事发5天后，布什第一次对王伟失踪表态。
4月6日，中方坚持美方应对撞机事件作出正式道歉。同日，美国外交官员与机组人员进行第二次见面。鲍威尔在国务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滞留在中国海南的24名美国军人精神饱满。
4月7日，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约见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向他转交了钱其琛副总理致鲍威尔国务卿的回信。在信中，钱副总理要求美方正视事实，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向中国人民道歉，这对解决问题至关重要。同日，美国再次拒绝向中方道歉的要求。
4月8日，是处理撞机事件的关键一天。美国政要在这一天集中表达了强硬态度，鲍威尔威胁说，这一事件正破坏着中美双边关系，如果不能迅速解决，中国可能会失去对美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但情况似乎有了转机，鲍威尔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说，美方承认其军用侦察机在4月1日撞击事件中“侵犯了”中国领空，并对此表示“抱歉（sorry）”。这是美国高层政要在评论这次事件时，首次使用这个字眼。
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在4月4日到9日的6天时间里与美驻华大使普理赫进行了9次会晤，但涉及“责任”问题时，双方又陷入了僵局。
4月9日，鲍威尔终于承认美军侦察机侵犯中国领空，并对此表示“抱歉”。
4月10日，美国政府的立场也出现了松动，布什在内阁会议上谈到中美撞机事件时说，“时间拖得越长，中美关系就越可能受损”，但这并不会影响他同年10月的访华计划。
4月11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递交了致歉信。美方在信中表示：“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中方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都已表示了真诚的遗憾。请向中国人民和飞行员王伟的家属转达，我们对飞行员王伟的失踪和那架飞机的坠毁深表歉意。”美方还对其飞机“未经口头许可而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深表歉意”。据报道，这一信函是美国政府的第五稿，前4封均被中国政府拒绝。唐外长表示中方理解美方盼望机组人员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急切心情，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向中国人民致歉，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允许美机组人员离境。
4月12日清晨5时55分，美飞机到达我海南海口美兰机场。早7时30分，美飞机载着24名美机组人员回国。
第二阶段：美侦察机回国问题的处理（4月11日至6月7日）。
自4月1日撞机事件后，美军的EP-3侦察机一直停放在中国海南岛的机场。这架肇事飞机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电子侦察机，美国目前仅拥有10架，分别在西班牙、关岛以及美国本土的佛罗里达等地部署。该机装配有尖端电子侦察设备，是美国海军唯一的一种陆基信号情报侦察机，价值8000多万美元。因为该机价格不菲且可能藏有重要军事情报，所以4月11日美EP-3机组人员安全回国后不久，美国就急不可待地想要回间谍飞机。中方认为，这架飞机是撞毁我战斗机并导致飞行员王伟牺牲的罪魁祸首，中国方面坚决不允许这架间谍飞机飞行离境，对此的态度是要求美方将飞机拆卸后运回国内。而美国却坚持以飞机飞返美国来结束整个事件，因此在中方表达自己的意见后，美方在两周的时间里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经过双方磋商，5月24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宣布，中国允许美国将EP-3拆解后运回美国。6月13日，美国开始进行EP-3的拆卸和转运工作。7月3日晚8时许EP-3由两架俄罗斯运输机运离中国，并于7月4日12点09分抵达夏威夷，撞机事件终于画上了句号。
总的来看，撞机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PNTR）法案，布什总统如期访问了中国。中美关系并未因撞机事件而出现大波折。
启示：
在出现外交僵局的情况下，要运用智慧努力寻找双方利益的共同点。例如在美方致歉的措辞方面，中方原来的要求是“道歉”，用的英文词是“apologize”，最后双方共同接受的用词是“sorry”。“sorry”含有“抱歉”的意思。在外交陷于僵局的情况下，双方都要寻找出路，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就是外交智慧。
美国是个超级大国，我们在与之打交道时，该坚持的要敢于坚持，坚持得有理有据。在关于美军机运走的方式上，我方坚持不允许其飞走，而是运走。因为美方飞机未经我方许可降落我机场已经严重侵犯了我主权，如果再自行飞走将进一步损害我的主权与尊严。由于我们此前制定了人机分离方针，人一回去，危机也就缓解了。所以美方最后在这一问题上作了让步。
对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和“南海撞机事件”，美方的反应都是一样：先是不承认有责任，然后是sorry（遗憾），然后是赔钱。外交辞令是：“对于轰炸使馆问题美方表示遗憾与道歉，承诺追查事故原因，并给予赔偿；南海撞机事件也同样道歉，给予赔偿。”
民众的反应是激愤，黑客攻击美国部分网站，骂外交部无能、软弱，骂军方武器落后、军力孱弱，埋怨决策者的做法是“鸵鸟”式用经济发展等理由掩饰无战略回应，回忆毛泽东时代对美国的反击、擒纵自如的高超和骄人态度。
前面引述的资料说“撞机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其实时间表往下继续是：
8月10日，美国决定就撞机事件向中国支付3.4万美元费用。美国政府计划给予中国政府3.4万美元，作为中方在美国间谍机和中国战机相撞后，对紧急降落在中国海南岛的美方机组人员所提供服务的“合理给付”额。
8月11日，中国断然拒绝美方就撞机事件赔偿3.4万美元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方就撞机事件向中方支付问题作出的所谓决定，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中方不能接受的。中方已就此向美方表示强烈不满和断然拒绝。
所以，“南海撞机事件”实际上是美国挤压中国，是为了寻找中国忍耐程度的底线，或“临界点”，这一事件是以中国的软弱可欺的退让而收场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地缘空间处于被美国挤压状态。此后，中国还在购买海外能源和军售等问题上，多次受到美国的挤压，中国均以外交方式回应，美国通过与印度深化军事、科技合作，与东南亚国家强化安全合作，与韩日加深全面合作完成了对中国地缘和政治发展的控制。
两极格局解体后美国通过强化同盟、北约东扩、楔入中亚、占领伊拉克控制中东、挤压中国，基本上算是胜利地完成了“一超独霸”的世界格局布置的目的。
在可见的将来，世界有没有新体系和新格局？依赖于谁的新秩序的主张占据主导地位？
为了剖析世界格局现状的背后根源，揭示世界秩序维持的原因，我们需要从深层的理论来透析。
观察国家格局的演变，我们发现了大国间力量的角斗给世界带来的战火纷飞和人民生活的颠沛流离，也看到了中小国家和弱国面对强国争锋被迫卷入和无奈地被左右。这种仿佛有军事力量结合政治力量表现出来能够控制世界发展局势的力量是人类前进的真正动力吗？或者说，这些历史事件的不断发生，世界格局的不断转换，权力大国控制弱小国家的逻辑（口号和方式）不同、结局却雷同类似的原因是什么？历史学家们从“长时段”、“文明域”的角度观察，透析出世界历史潮流的内在机理。这就是著名的“世界体系论”和“文明及冲突论”。
“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模式虽然不是华勒斯坦首先提出的，但华勒斯坦以其论述的系统性、观点的独创性和方法的新颖性而独树一帜，受到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引发了热烈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美学术界就爆发了一场绵延30余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意犹未尽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历史和发展问题的论战。争论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英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中对西方现代经济学鼻祖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经典理论的质疑，以及20世纪初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其近因则肇始于英国学者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1946年）。该书在探讨资本主义发生问题上，提出了促使封建主义解体的基本矛盾及普遍规律是否存在和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作用以及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的其他许多地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等一系列论点。
受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派历史学的“长时段”和伊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依附理论”的学术影响的华勒斯坦，在其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中系统阐述的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内容有：
1.“世界体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形成巨大的动力，渐渐在世界上促成了“世界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有着不同界限、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及相互依存性。其机体包括相互矛盾的各种力量，它们有时通过张力在这一体系中凝成一体，有时却由于彼此竞争使体系四分五裂。这一体系具有自我控制调节的生物体的特征，其发展动力由机体内部因素所促成。“世界体系”以资本主义的持久发展的“世界经济”来形成“世界帝国”的政治制度或者经济全球张力对世界予以控制。
2.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表性特征之一是历史发展使然的由该体系的横向分工和资本积累的运动形态所产生的一个不等价交换体系：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半边缘地带在相互对立的核心与边缘之间充当一种缓冲物，并起到平衡经济的作用。核心对外围起着吸纳和渗透的作用，外围则只能依附而发展。
3.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服从并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
4.资本主义在不断的扩张或停滞运动过程中不会静止不动，各国的核心地带或边缘地带位置将发生变换。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地带结构不断变化结构，但大体保持稳定。
“世界体系论”从历时性着眼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对世界的统摄作用，从而得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结构下的共时性国际格局，用资本主义扩张的本性来揭示这种格局可能的变动和调整方向。与之相对应的是罗伯特·考克斯的新葛兰西主义的用生产关系结构分析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世界体系论”让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强大的扩张，它既是价值观念、又是经济社会体系、更是改变世界结构的世界帝国制度。这一理论给人们的启示和思考最多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上，并没有赋予哪些国家对世界历史应承担什么“国际责任”。
在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争鸣；亨廷顿本人随后也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进一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和深化，其中包含了作者对自己个别观点的修改。这些观点集中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亨廷顿此后在不少国家、大学、学术机构作过文明难题的多次专题演说，但主体观点仍然坚持其基本内容。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有：①世界上存在七大主流文明和候选文明，分别是：现代文明形态的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儒家）文明、西方文明、佛教文明和候选文明的非洲文明、拉丁美洲文明。②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③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④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⑤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等其他文明存在着裂痕，冲突因而产生，被用来解释从“9·11事件”到美伊战争等一系列冲突。
但是，它却不能解释两伊战争以及中华文明圈诸国之内的长期冲突和战争。
其实，“文明冲突论”如果用来揭示资本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之间的分歧和可能的碰撞、交流现象，特别是谋划了美国未来战略的重点方向（抑制中国从东亚崛起，对伊斯兰文明强力控制）倒是比较合理的，笔者认为也只能限制在这个范围。否则问题很多，如日本文明怎么能作为七大文明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冲突论”其实算是国际关系的战略分析论，它并不能揭示历史本身，比之“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缺乏对历史长度和现实的解释，对未来走向的预测更具彻底性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