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联合国的创立国之一，也是自1945年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了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联合国席位一直由台湾代表占有，直至1971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1991年以前，台湾仍声称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为美国及大部分盟国所接纳。当时中共是苏联的盟友，美国的意向是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在安理会另增一个常任席位，而对中共排斥。苏联则对排挤中共表示抗议。
1952年，台湾向联合国申诉，指苏联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国大会经调查后发现苏联曾阻止民国政府对满洲恢复主权。联合国在得到25票支持、9票反对、24票弃权下，通过505号决议对苏联的行径作出谴责。
台湾曾行使过一次否决权。1955年，台湾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认为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其加入联合国的时间需要延期。至1960年，苏联声言如果台湾不让蒙古加入，它将阻止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台湾面对压力，不得不把反对蒙古的抗议缓和。
从20世纪60年代起，多个国家开始与中共友好，首先是阿尔巴尼亚提案动议把中国一席转给中共，取代台湾。初期亲美的国家占大多数的选票，阻止了动议的通过。但在20世纪60年代陆续有新国家加入，使大会的主导权从亲美国家转向亲中国的国家。再者，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选择与中国建交，以制衡苏联，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随之减少。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议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1971年11月，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会议。乔冠华团长发表重要讲话。
1974年4月，邓小平在第6届特别“联大”发表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外交政策，并庄严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
1989年11月，中国第一次派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到2005年，中国军队已先后参加了10余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最近一次较大规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2003年4月向刚果（金）派遣一个175人的工兵连和一个43人的医疗分队。
1995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0年9月6日至8日，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之历程。
中共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有一段恩恩怨怨的故事。
1945年联合国成立，中国国民党代表的民国政府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对联合国这一新兴组织非常关注。当联合国决定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时，国民党当局想一手包办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周恩来作为中央南方局书记，国统区中共代表团团长，于1945年2月18日代表中共中央致函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强调指出：“不能仅仅由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会议。”同时，周恩来为争取解放区的代表进入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迅速增长，战绩显赫，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中共派董必武为代表参加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的工作。
4月25日，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宪章文本上签了字。董必武回国后，周恩来听取了有关联合国会议等情况的汇报，这就为以后周恩来处理联合国问题打下了基础。从此，周恩来一直关注着联合国的事务和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便任命了驻联合国各机构的代表，由于美国阻挠，代表团未能成行。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两个月后，周恩来又通知当时的“联大”主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中国政府已任命如下人员为中国驻联合国各机构的代表：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任安理会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团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耿飙将军任军事代表团团长，冀朝鼎任经社理事会代表，伍云甫任联合国国际紧急救济基金会代表，孟用潜任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致赖伊秘书长的函中又加了李一氓、周士弟。但是，由于美国的长期阻挠，这个代表团一直未能成行。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停止恢复自己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斗争。
伍修权在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轰动了美国和西方世界。
1950年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公然于6月27日宣布占领中国领土台湾。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8月31日安理会将中国控诉案列入议程，9月19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向联合国提出，在联合国讨论这一议程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9月29日安理会接受了中国的要求。11月24日“联大”第一委员会决定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10月23日周恩来总理任命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的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任命国际问题专家、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为顾问，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侵占台湾的控诉案。在安理会会议上，伍修权在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中，揭露和控诉了美国侵略台湾的罪行，抗议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直至今日还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的“代表”，冒充代表中国人民坐在这里开会。
说这番话时，伍修权犀利的目光扫了台湾国民党“代表”蒋廷黻一眼。伍修权最后向安理会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三是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针对美国代表奥斯汀的诬蔑、诡辩和恐吓，伍修权行使答辩权。他质问奥斯汀：“自8月27日到11月25日，侵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侵犯中国领空，已达200多次，共出动飞机1000架次以上，毁坏中国财产，杀伤我中国人民，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6月27日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领海，以阻止我对台湾行使主权，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花费60多亿美元帮助中国国民党集团发动内战，美国武器杀伤了数百万中国人民，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铁证如山，事实俱在，全场鸦雀无声，不少代表的目光冷对奥斯汀，奥斯汀紧张窘迫，理屈词穷，在真理的威慑下，再也不敢张口发言。
当年随同伍修权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助理之一，原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龚普生同志回忆说：“当年在联合国，赞成我们的人不多，那时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才17个，形势很严峻。伍修权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在安理会上，面对不可一世的美国代表，理直气壮地发表演说，两个多小时诉说中国人民一个世纪的冤屈，把侵略者批得狼狈不堪，使全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轰动了美国，震动了西方。
西方国家百般阻挠长达22年，第三世界鼎力相助最终获胜。
整个50年代，美国顽固坚持不让“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的提案一直未能列入“联大”议程。
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1953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联合国应当成为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组织，而不应当成为美国进行侵略的工具。”他指责“美国政府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合乎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不合乎华盛顿当局口味的人民民主制度，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在联合国中应有的地位”。他还指出：“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联合国要真正有效地履行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职责，就必须首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又由于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不断加入到联合国的行列中来，到1960年第15届“联大”时，对“延期讨论”提案表决，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国家总数，已超过赞成美国提案的国家数。在此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又精心策划抛出一个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即需要2/3多数票通过。从而从1961年起继续把中国阻挡在联合国之外达10年之久。
1961年1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日的倒行逆施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出：“这个蹂躏《联合国宪章》，侵犯中国主权的决议，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对于美国挟持联合国采取的这一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表示严厉的谴责和强烈的抗议。”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第三世界的崛起，美国想再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力不从心了。第25届“联大”，讨论阿尔巴尼亚等18国联合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提案时，支持这一提案的为51票，反对的49票，赞成票首次超过反对票。尽管由于“重要问题”案的存在，中国合法权利尚不能宣告恢复，但它表明了大多数国家已经站到中国一边。
美国也意识到，一味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尼克松上台后，美国正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处境。国内，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席卷全国；国外，苏联趁此时机大举向外扩张。因此，美国开始考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想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并改善和苏联抗衡的地位。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双方就美国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并发表了公报。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以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它标志着中美关系将要揭开新的一页。这一公告震撼了世界，对于分化以美国为首的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传统投票集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关系问题。
1971年8月2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美国政府称，由于台北和北京两个政府都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唯一政府，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美国被这一问题所深深困扰。美国要求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第26届“联大”的议程，并主张“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且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美国宣布，它在当年的“联大”上，将“支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它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
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计划，实际上是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1971年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荒唐主张。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国民党集团驱逐出联合国，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要联合国内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与联合国发生任何联系。
1971年8月21日，第26届“联大”在纽约召开。提交这次大会讨论并要付诸表决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有3个：
1.由阿尔巴尼亚等18国（后增至23国）共同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2.由美国、日本等19国（后增至22国）提出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提出要从联合国中取消“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需2/3多数通过。
3.由美国、日本等17国（后增至19国）提出“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
10月18日至26日，“联大”就恢复中国席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0月25日，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美、日22国“重要问题”提案，当计票牌显示出美国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随后，大会开始对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进行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当时的情景非常感人，坦桑尼亚代表首先离开席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提案国代表纷纷起立，相互拥抱，拍打桌子，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10月26日，鉴于“联大”已通过2758号决议，对美日提出的“双重代表”提案，不再予以讨论。
至此，从1949年开始的关于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争论已胜利结束。国民党集团“外交部长”周书楷被迫于10月26日宣布退出联合国机构。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2758号决议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电波传到了北京，10月26日下午7点10分，周恩来召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总理助理熊向晖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正在讨论中，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容走进来说：“毛主席起床后，看外交部送去的材料，刚看完。主席请大家去他那里，现在就去。”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钟，毛主席笑容满面对大家说，马上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毛主席指指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周总理说，让黄华任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主席十分高兴，以他特有的口吻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察觉，没有想到他跑到国外，更没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于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她说联合国能通过，还是她说对了。毛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迷信。
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送呈的联合国大会表决情况，边看边说：131个会员国，赞成票76，弃权票17，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上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毛主席接着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毛主席说，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这次你们去，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接着毛主席谈了这篇发言应包括的内容。他说：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第二，要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点历史，要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他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辱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还接着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赞成票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毛主席这一席谈话，为代表团发言敲定了基调，为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活动指明了方向。
乔冠华积极准备在“联大”的发言稿，毛主席再次接见代表团主要成员由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提名，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团长为乔冠华，副团长为黄华。代表为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为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邢松益鸟、张永宽。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
姬鹏飞代外长将上述名单电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乔冠华受命率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欣喜异常。他暂时丢开失去妻子的悲痛（龚澎，原外交部部长助理，1970年9月，在“文革”中病逝），废寝忘食地准备在“联大”的第一篇发言稿以及各种文件。他特别珍惜在“文革”艰难岁月里中国外交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也珍重自己在运动中摆脱厄运不久，毛泽东就任命他率团赴“联大”的荣誉和机会。他回首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重庆撰写国际述评时是何等不易，他的文章有时不得已用“曲笔”，甚至开“天窗”；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作为伍修权大使的副手，出席“联大”安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那是何等艰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作为李克农将军的助手，在炮火连天、边打边谈的日日夜夜里，最终目睹美帝国主义在一个没有取胜的协议书上签字，是何等开心；今天，自己又以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代表8亿中国人民登上“联大”讲坛，面对全世界对国际局势发表意见，宣讲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何等扬眉吐气啊！他连续几个晚上聚精会神赶写自己将在“联大”作的第一篇发言稿，送请毛主席、周总理审批。
正在病中的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得知乔冠华将赴纽约，首任“联大”代表团团长，特设家宴为他送行。
观察家认为，毛主席点将乔冠华为首次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是因为乔熟悉国际形势和精通外交业务，他具有中国文化又融合着留学欧洲的西方文明所形成的广博知识，他有长期的外交活动实践，包括复杂的对美、对苏谈判的经验，他雄辩的口才配以流利的几国外语，他具有多年来撰写国际述评所造就的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他有原则性的立场，又不乏外交家的灵活、风趣及个人的风度品貌。所有这些都使乔冠华成为最佳人选。
11月8日晚，即代表团动身前夕，毛主席再次约见周恩来、姬鹏飞、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毛主席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生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了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办事，永远不能说话。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向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主席又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段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
从毛主席两次谈话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十分高兴的，也是十分重视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代表团出发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又接见了代表团。在接见中，总理说，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次终于挫败了美国仍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阴谋，使决议得以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去是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是对他们表示支持。去了以后，你们要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
11月9日上午，北京机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声声，乔冠华和代表团成员绕场一周，挥动着花束，怀着喜悦的心情，向送行的人们致意。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北京各界群众，各国驻华使节4000多人前往机场送行。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为一位副部长率团出国而举行的盛大欢送仪式。表明党和国家对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重视和关心。10时许，飞往纽约的专机在跑道上徐徐滑行，然后昂首飞向蓝天。
中国为什么要积极寻求加入联合国？
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目的与其不同历史时期（在野党、执政党）的任务和要求、联合国的性质相关。
联合国由大会、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下简称“经社会”）、托管委员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构成。其中，“经社会”直属的有人权、人口、妇女及各区域委员会，联系的有如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专门机构，以及直属联合国大会却由“经社会”协调的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环境规划署等机构。可以看出，联合国已经建立起庞大和复杂的总揽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涉及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系统。
从实质上看，联合国是一个许多主权国家参与的多边协调机制，由“大国一致”原则建立的安理会及其常任理事国保障其基本运行。因此联合国意味着或者等同于“国际社会”，同时它意味着参与这样组织成员的主权地位和一定程度的发言权。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时，要求和国民党合作建立新政府，当然要求在联合国的代表团中有自己的代表成员；新中国成立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所以要求取代国民党及其中华民国；联合国组织包容了人类社会和发展的方方面面的事务，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中国当然要在决定性的问题上有发言权。所以，中共积极参与联合国，根源于国内的任务需要，服务于国家生存、发展大计。
值得注意的是，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更主要的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超级大国动辄抛开联合国采取的单边行动，追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倡导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2003年5月，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元首莫斯科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协商解决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
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谈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推进国家关系民主化，建设和谐世界。
2008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合作共赢”的主旨演讲。提出“继续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此届主题为“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的年会凸现三大亮点：绿色、变革、共赢。“亚洲寻求共赢”是博鳌亚洲论坛永恒的主题，本届年会除了继续强调寻求亚洲各国之间的共赢外，更加强调国家与企业共赢，经济与社会共赢。
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4月12日在海南博鳌开幕。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发表演讲。中国主张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由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其本质是和平、发展、合作。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质在于各国和各国人民相互尊重以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以扩大共识，合作协商以谋求共赢，增进友好以和谐相处。以区别于历史上曾经肆虐的“炮舰外交”，较之走马灯般“大国均势”、“大国制衡”、“大国政治”等国际关系理念，较之现实仍然存在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其基本要素和内容主要包括：
1.国家平等原则。世界各国有大小强弱之分，无高低贵贱之别，在国格上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参与解决，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大国操纵、垄断，不允许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
2.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这是《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真谛。各国固有的独立、主权和自行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必须予以尊重和保障，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和侵害。
3.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曾深刻指出：“夫物之不齐，世之情也。”文明多样性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各种文明应该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而不应该互相排斥，搞“文明冲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允许各种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和谐竞争，让人民和历史根据实践作出最终取舍和选择。这是国际关系良性发展之道。
4.互相合作、共同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包括国际政治关系民主化和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要求国际社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两个合作，即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发达国家有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当前要特别注意减弱和克服经济全球化利益过于偏向发达国家的消极倾向，使发展中国家在其中获得更多的参与权和利益，使南北双方在全球化中均衡受益，以免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和加剧南北矛盾。
总之，中国主张以发挥联合国在国际社会的多方面作用为核心，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和各种事务，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