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奠定了地缘战略环境的基础和国家继续发展进步的条件；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发展了，强大了，中国该向何处去？
中国面临怎样一个世界呢？
中国要制定面向未来的外交战略，能从哪些现有的资源作为参考，从而决断出合理的结论呢？或者说，可供现在和未来的领导人资以对外决策的要素有哪些？它们当中哪些是潜在的？哪些是现实的？哪些是决定性的影响力？那些只能临时干预一次？
任何战略的制定，总是基于每个国家所特有的、稳定的一套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习惯，它们则根源于各国所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体制。换言之，一国的战略文化决定其战略思考。
了解已有的战略决策资源，可以判定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
这是中国人自己需要思考的，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外交被瞩目的圈层应该有三个由小到大、由内及外的层次：第一圈层是与中国接壤的邻国，包括俄罗斯、中亚各国、印度、东南亚诸国、日本、朝、韩，其中，俄罗斯、日本是大国，印度是飞速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中国的成长大国；第二圈层是与第一层直接相联系的国家，韩日同盟军的美国、囊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的英联邦体系，渗透在阿富汗、中亚的美国和俄罗斯；第三圈层是远交于中国的中东、非洲、美洲和欧洲。这些圈层的动态发展，影响着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的地缘空间。俄罗斯、日本历史上获得大发展都曾经因为选择了“脱亚入欧”的面向西方（俄国从彼得一世开始，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因此，总的来说，中国的地缘圈层考量的关键，就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换言之，西方盯着东方！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地缘空间仍然是充满弹性而未确定的，前两代领导人也拾起来近代以来爱国仁人志士的强国之梦，对强大统一的大中华充满了迷恋和梦想，以至于对于解放台湾、收复港澳有着坚定的信心和决心，甚至不惜一战。扼腕兴叹的是：对于面积更为广大的不毛之地的西边和虎视眈眈下的北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没有国力解决的来自东海、南海的涉及面积巨大的资源丰富的领土争端，改革开放后的战略则只好采用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权宜之计，希望“聪明的后代能够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些争议的问题”。
这样，20世纪中国的外交一直是围绕着如何洗刷耻辱、恢复尊严和辉煌而展开的。
因此，这种对外谋划的基本心态必然使得从19世纪以来中国的经世致用、变法维新、习海国以图志的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基本问题，到现在也争论不绝，没有终论，它们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应该怎样？中国应当从西方学习什么才能使得国家强大而又能基本保持自己的传统（即国粹与洋货应当保持怎样一种平衡才能使中国稳定而富强）？
对中国来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与西方谋和平，同西方共发展。
虽然邓小平说和平发展问题是东西南北的地缘考虑，但是对中国的对外大计来说，主要是对西方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西方大国关系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前提需要理清：其一是为什么必须主动解决和西方的问题而不是相反，需要西方来适应中国？这个比较简单，因为现在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西方在世界都是强势和统治地位，中国在这种世界性的体系和浪潮中别无选择，只能主动迎接；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西方可不可以接受？
其实，真正导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开展深度广度都极大地受到影响的，正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认识情况和程度，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
西方国家一般认为共产主义与革命、独裁、暴力、仇外、侵略、专制相联系，甚至就是这些制度的代言人。加之新中国一开始全面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候并不较多听取智囊人士意见，把关系搞得很僵，把中国搞得很孤立，国际社会逐渐坚定了前面所述成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直对外宣传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不结盟、反霸权主义的和平道路，并勇敢地打开国门，逐渐改变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印象。邓小平的继承人则沿此道路走下去，甚至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和对美国关系上不惜放弃部分利益诉求，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方式，进一步调整自我、适应规则、拥抱国际社会。
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但是，国家强大了，人民觉悟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再次觉醒。中国领导人的某些做法，人民并不认同！
对此，执政的共产党开始意识形态的悄然调整。主要路径是向传统文化回归，其方法是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后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毛泽东称为“民族英雄”、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完成意识形态创立者和他们的思想的中国本土化回归（意识形态研究者在分析这些人的思想体系时主张“双源论”——即毛、邓的思想理论体系来源于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第一步，现在已经完成。后来的领导者，直接把对内对外的战略和主张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直接接轨。这样，就完成了中国国家大战略制定的最根本的哲学、文化心理模式的转换——回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去，用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对抗西方的价值观。
到这里，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的可供资源：其一，从古代到今天一直绵延不息的中国统一、强大的愿景，任何中国人对此绝无疑义；其二，愿意为中华之伟大而勇于奋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塑造的国家凝聚力；其三，正在逐渐强大的国家（还没有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对周围大国取得明显的优势）；其四，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哲学和生活方式）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其五，近30年来中国则调整自己，主动与西方全面和好，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不在世界体系之外；其六，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们已经开始作为各方利益的代表倾向于广泛咨询后的集体决策。
这六个资源的每一个方面对未来战略决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但是，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开始了接受现代思想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回归（也有人会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采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拿来主义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自己的决策张目。对此笔者认为，中国人从来不会也不应避讳自己的民族种性和文化传承关系），而对内对外的政治实践中，在吸取了某些普世价值观和规则的前提下和全球化体系全面接轨。目前的战略决策关键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亦即，中国如何认清自己并正确处理本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开始可能是器物层面的较量，其次是制度的优胜劣汰，最后则是谁的价值观最广泛地攫取了“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
所以，西方和中国的战略和现实较量，如果一定要预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不在战略或战争本身，而是基本价值观的胜利者（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中国一段时间被西方征服，西方的文化也会被中华文明改造而逐渐变异、变质，融会到中国文化中去，胜利者最终还是中国人。因为中华文明史表明：世界上最不怕文化交融的文明，就是中华文化了，而且，不幸的是结果都一样，其他文明都被融化掉了）。
然而问题是：两种价值观是否完全迥异，以至于必然是对立、对抗，直到你死我活？就像文明的冲突的预测者所说的那样？可不可以走向融合而升华？
这里，我们有必要认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