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华文化中的中、和思想，有为人间厘定规则，使万物归其位的力量！儒家重视“和”的原则，“和谐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词”。追求人际和合、天人和合、身心和合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理想，“和为贵”是中华文明的最高信条。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的统一，并把这种统一性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教育、建筑、艺术等无不浸淫其间。比如，建筑可以用来表达一种规整、体系、层级化的政治理想。举世闻名的故宫建筑群，正是那种“奉天承运”天地人“和”规制在建造上的体现。而这种“和”又根据对象的不同，分成了“太和”、“中和”、“保和”几个层次。
中华民族是勇敢、勤劳、智慧的伟大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哲们创造了无数的智慧结晶，不断努力探寻，用辛劳和汗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延续不绝，几千年一以贯之。她不但造就了世界级的东方文明古国，而且其声威已影响到整个亚洲和海外。
中华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们的身躯和血肉，是我们的脊梁和支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是华夏之英魂。
中华文化内涵极为宽广，涉及到方方面面。大至阴阳格理，日月五行；小至茶酒饮食，棋牌杂艺。不仅涉及的内容十分广博，而且在诸多领域均有独到的见解、精辟的理论，我们以“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来概括，是极为合适的。中华文化养育了中华儿女，养育出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英杰人物。中华儿女创造了中华文化，众多的英杰人物在不同领域里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建树，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位于中国北京紫禁城南北主轴线的显要位置，明永乐十八年（1420）建成，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改今名。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融合精神，这种兼容并包作用的积淀，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兼蓄世界的、多民族的、多样性的统一。其根源，乃在于传统文化的“和”的融化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思想，历来有儒、释、道三教并立，其中，以儒学为代表。儒家文化因其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用，对中国历朝历代整个社会生活都有渗透。儒家文化又以“仁”为核心，推出了修身、人伦、家国、天下大同等思想。“仁”者爱人，就是天地间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宽恕、民主、平等、和谐的精神，就要通过“推己及人”来达到。后来，儒家的继承者就把它发展为“中”、“和”的思想。
“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着很深的内涵，从古到今，“和”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追求的最高境界。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对中国人来讲，和谐是最高的理想，最完美的境界。
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已经被许多圣贤所推崇，直到今天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当中都深深地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崇尚“和”，追求和谐。在中国语言中，“和”是一个暖色的、正面积极又充满温情和希望的词，如和气、祥和、谦和、和善、和睦等。可以说和谐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脑海当中，直到今天在积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政府依然提倡和谐社会的建设，即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
中国人自古都是胸怀天下的，立足于自身的同时，从古到今一直致力于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如郑和七次率领船队出访，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鉴真、玄奘法师远涉异域增进交流，等等。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向全世界倡导“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强调“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谐世界”，无一不是继承和发扬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
中和殿，北京故宫外朝三大殿之一，位于紫禁城太和殿、保和殿之间。是皇帝去太和殿大典之前休息，并接受执事官员朝拜的地方。凡遇皇帝亲祭，如祭天坛、地坛，皇帝于前一日在中和殿阅视祝文；祭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前，还要在此查验种子和农具。“和”，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层级是“和而不同”；第二层级是“致中和”；第三层级是“和为贵”。
“和”的第一层次“和而不同”的基本含义，辨析得较早的、比较全面的表述出自《国语》。
此后，儒、道两家都对“和”的观念作了进一步发挥。儒家侧重从社会人事方面展开“和”的应用，如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弟子则宣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由于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人际关系上，将协调与化解矛盾以求得平衡发展作为追求目标，于是“和”便同“中”结合起来构成“中和”的概念，被儒者奉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它使得传统的“和”的观念有了一个可掌握的“度”，但也给“和”的创新带来某种调和与限制的色彩。
与儒家发扬“人和”、“中和”的倾向不同，道家侧重从自然与心灵的角度来把握“和”的作用，或可称之为“天和”与“太和”。如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都是以阴阳二气的交感会合作为事物发生的动因，较之史伯拿五行相杂来解释百物的生成，在生化功能的阐说上似更见圆润。此外，道家还特别讲求人心之超越物累，以进入与天地合德的境界，所谓“和曰常，知常曰明”、“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亦可看作是对“和实生物”原理的另一种发展，当然也隐含着以“自然无为”来消解“和”的创生功能的危险。
保和殿，北京故宫外朝三大殿之一。位于中和殿后，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初名谨身殿，嘉靖时遭火灾，重修后改称建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改为保和殿，其意为“志不外驰，恬神守志”，就是说神志得专一，以保持宇内的和谐，才能福寿安乐，天下太平。保和殿匾额“皇建有极”匾，为乾隆御笔。典出箕子《洪范》：“皇建其有极”。总之，经过儒道两家的积极倡扬，“和”的功效得到了充分阐明。到战国末年，荀子讲“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吕氏春秋》讲“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乐记》讲“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易传》讲“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保合太和，乃利贞”，更是将“和实生物”的原理提升到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大本大原的层面上来领会，说明它已然深入人心。
我们按照现代哲学的思想来分析，“和而不同”是基于“和实生物”的。首先，必须承认万事万物是各不相同的；其次，万物杂驳则相克相生；最后，万物如一则归于毁灭，难以继续发展。
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必然主张民族、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推崇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极力在全世界倡导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格局；要求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多边主义的协商与对话，各国不论大小，必须认定“现存的就是合理的”，不能以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来否定别的国家和民族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不能试图用自己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去颠覆、取代另外的国家，要在平等、公平的条件下解决争议、争端等实际问题。在遇到外交分歧，甚至矛盾突出、争端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可以“求同存异”，共商可以达成双赢的内容。
“和”的第二层次含义就是“致中和”，即“中和之道”、“中庸之道”。《礼记·中庸》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杨遇夫《论语疏证》写道：“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和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也就是说，礼（规范或规则）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不和。
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天人合一”，意义有二，其一是“中正之道”，不偏不倚，不走极端，“极高明而道中庸”，以一贯之，则养成人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浩然正气；其二是为人做事以求诚。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达到了“诚”，就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论语·里仁》记载孔子告诫曾子的话：“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的道，据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为仁之方。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为仁、行仁。孔子说“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能近取譬”就是将心比心，就是忠恕之道的具体实施。
基于“中和之道”，中国对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尊重各国对其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管理方式的自我选择，不干涉，不侵犯，不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给别的民族和国家，追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而根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的天下责任和道德情怀，则希冀在全世界建立起政治经济新秩序，确保各国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共同繁荣，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从“至诚无息”、“择善而固执之者”的观念出发对周边国家在“睦邻、安邻、富邻”的思路下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在“诚信”的基础上倡导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和”第三层级是“和为贵”。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即在人群之中，人类社会倡导一种“和”的精神，与人为善，但是也有所节制。追求和气、和睦、和美、和谐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和国际关系。但是，面对整个世界被强权、霸权所笼罩，中国虽有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却只能倡导、倡议、呼吁、主张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体系。所以中国从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顶住来自世界各个方面的压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世界的和平建设的理念的贡献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完整的“和平外交政策”；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时不当头，坚持自我发展的“韬光养晦”战略，在国家发展强大起来之后又向全世界宣称中国不称霸、无威胁的“和平崛起”；在周边各国和其他国家不懂得“崛起”的含义时候，又婉转地说中国其实是要同其他国家一道建立一个“和谐世界”。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和”来统领中国的外交政策，当然，这是基于“致中和”的诚，以及“和而不同”的认可差异性、讲求民主化的基础上来谈“和”的。
以和为贵，并不是无原则地迁就调和。《论语》在讲到“礼之用，和为贵”的时候，接着说：“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说明和要用礼来规范，符合礼的要求。而礼，正是社会秩序的反映。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即有所坚持、有所反对，讲究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西方文化的战略思考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独立城邦政治的竞争、多元政治实体的冲突，观念形态的东西是“自然状态”、“优胜劣汰”、“权力”、“自由竞争”，战略的考虑就是“势力均衡”、“大国一致”等实力较量。美国在自己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行动中仍然坚信自己坚持着威尔逊的“自决原则主导下的理想国际社会”模式，并且认为国际社会也的确需要一个强大的权力来保证这种“民主”、“自决”原则在世界各地严格执行，实际上，美国这是行动和思维的“二律背反”。
然而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基督教精神，其教义的核心价值层面，是“道成肉身”的“救恕”思想，是人间与上帝的“大爱”，是“当你的左脸被打了以后把右脸继续给他打”的宽容精神；可是，这种宽恕被变化成了“一个人犯罪犯错以后忏悔以求得心灵平静”的祈祷仪式了，所以，这种宽恕导致了纵容！
伊斯兰文明的基本精神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情怀，但是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精神指引下，原教旨主义激发了很多恐怖性的“圣战”。
佛教以出世的心境观察现实生活，秉信“大慈大悲”、“万法皆空”，自然与世无争，追求和平与宁静。中国文化的精神，吸纳了佛教的思想。
所以，中华文明的“和为贵”的思想，实在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当然，逝者已已矣，往昔不可追。公平而论，世界现存的文化和文明的几种主要形态，在其哲学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层面，共同或者可以公约的基本价值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共存共生理念，是符合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思想《周易》之所言：“天地之大德为生、生生之谓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实践，都表明：中国外交战略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回顾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历史，可以找到中国外交过去、现在、将来都具有的“和实生物”的民主精神和“有容乃大”的大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