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仲彬（1884—1948），名毓璘，又名益民。直隶（河北）乐亭井坨侯庄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祖父宋庭荫与广荫、森荫三弟兄被乡人誉为“同胞三孝廉”，由仕途归隐后，置下田产，经商课子。其父宋伟远（字静仁），系生员，著名乡绅。
李大钊11岁时到宋家学馆就读，和年长5岁的宋仲彬结为盟兄弟。1905年二人双双考入永平府（今卢龙县城）中学堂。在这里，他们共同接受新学，接触新思想，拓宽了视野，为以后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1907年李大钊和宋仲彬二人从永平府中学毕业。宋仲彬尚武，考入保定武备学堂。李大钊则抱着再造中华的理想，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们此后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书信往来频繁。
1910年，宋仲彬从保定武备学堂毕业，李大钊及时去信，劝他去南方，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但他没有听从李大钊的劝告，当了天津警备司令孙洪伊的侍卫长。辛亥革命后，经李大钊等亲友的一再相劝，宋仲彬离津南下，担任了孙中山大总统府的后勤处长。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弃学自日本回上海，参加反袁斗争。宋仲彬闻讯后，自南京专程去迎接李大钊。他俩与白坚武等人在上海盘桓多日，研讨并实施反袁大计。7月11日，李大钊与霍例白、宋仲彬乘通州轮离沪北上。李大钊在北京立足后，宋仲彬每次由南方回来，都住在李大钊处。1920年李大钊把家眷接到北京后，所住的西城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就成了宋仲彬在北京的落脚点。
1921年12月，孙中山去桂林视察工作，宋仲彬随行。李大钊前来拜谒孙中山。宋仲彬亲自去车站迎接，并为李大钊安排好住宿。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国共两党的情况，双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赖。1922年8月，李大钊前往上海第二次拜谒孙中山，下榻在宋仲彬处。宋仲彬见李大钊穿着朴素而略显寒酸的衣服，便说：“守常，你穿这样的衣服见逸仙先生是不合适的，走，咱们上街。”说着，拉起李大钊来到成衣铺，为李大钊重新购置了衣服。回来后，俩人倾诉离别情愫，畅谈国家今后的去向和革命的前途。
1925年4月，李大钊介绍宋仲彬到冯玉祥部队。由于宋仲彬勇敢善战，被冯玉祥提升为旅长。经李大钊介绍，宋仲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2月底，李大钊第五次来张家口，亲自参加并主持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会上李大钊被选为农工兵大同盟书记。在此期间，李大钊和宋仲彬两个人常常在一起散步谈心，并经李大钊提议，两人骑马在张家口的草原上合影留念。这张珍贵历史照片，一直由宋仲彬的家人保存，可惜这张珍贵的照片在“文革”中被无知的村民撕毁。另外，李大钊和宋仲彬于20年代初在宋仲彬家屋内合过一张影，两人坐在太师椅上，目视前方，似在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可惜这张照片也在“文革”抄家时遗失。
1927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并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宋仲彬得知李大钊处境很危险，危急之中找到李大钊，恳切要求保护李大钊出京，到他的部队暂避，李大钊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将李大钊等20人绞杀。宋仲彬闻讯后失声痛哭，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参加了冯玉祥为李大钊举行的追悼会。后来，因冯玉祥的政治态度一度向蒋介石靠拢，而把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宋仲彬几经辗转，于1929年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后的宋仲彬，对李大钊的家属极尽照顾，形成世代情谊。李葆华、李光华的求学时期都得到了宋仲彬真切细致的关怀。
“九·一八”事变后和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仲彬感于国耻，利用自己的资财和声望，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宋仲彬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曾受到聂荣臻等领导的接见。1946年春，李葆华任晋察冀监察局组织部长时，为感谢宋仲彬早年的养护之情，特地接他去张家口小住。当时李葆华曾问宋仲彬：“二大伯，您对全国的形势怎么看？”宋仲彬以老军人特有的眼光说：“我们如果占了东北，全国解放就有希望了。”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与宋仲彬预料的一样。1946年，经上级党委研究决定，鉴于宋仲彬的特殊身份及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确定他为“特殊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