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1882—1948），原名冯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镇竹柯村）人，寄籍直隶（河北）保定。冯玉祥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少时家贫，1896年投淮军当兵，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在此期间，与李大钊相识。在北京南苑陆军检阅使公署，两人曾彻夜长谈，对冯玉祥产生很大影响，接触并接受了国民革命的思想。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详细地记下了这个过程。冯玉祥深为李大钊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折服：“教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924年，冯玉祥将军发动“首都革命”，将溥仪逐出紫禁城，彻底打掉了不甘灭亡的封建小朝廷。同时，冯玉祥将军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赴京主持国政，希望辅佐孙中山先生实现三民主义理想。冯玉祥将军住在北京西郊天台山期间，与国共两党频繁往来，并接受了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到西北积蓄力量开展革命。
1925年1月13日，西北边防督办署在张家口成立，冯玉祥将国民军改编为西北边防军，司令部设在桥东土尔沟街“新村”。当时的张家口是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虽离京津较近，却是反动派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由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新村”就成为当时许多政治活动的中心。
为了争取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在1925年数次奔赴张家口，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25年初，徐谦向冯玉祥介绍他与李大钊曾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几次同苏联大使加拉罕交换过意见，苏联可以通过外蒙到张家口的路线给西北军以无偿的援助，冯玉祥欣然接受。2月下旬，冯玉祥派员去北京向李大钊、徐谦商谈此事。两天后，李大钊、徐谦来到张家口的“新村”举行会谈。4月，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和驻华武官格克尔来张家口访问冯玉祥，顺利地达成了关于苏联向冯玉祥提供援助的协议。5月3日，苏联顾问团在张家口建立。从此，苏联军事顾问和军械源源不断地支援西北军。
1925年10月，李大钊以国民党驻华北特派员的身份第4次来到张家口，他通过拜访上层人物，起草文件和对组织机构等的协商，正式成立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
由于李大钊的艰苦努力，1925年10月至11月，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李大钊抓住有利时机于1925年11月底，第5次来到张家口，亲自参加并主持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推动农工兵革命运动的开展，团结西北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6年3月至8月，冯玉祥出访苏联的愿望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得以实现。8月份，北伐战争刚刚开始，由于西北军在南口失败，北方战局十分危急，处于群龙无首的西北军急需冯玉祥回来坐镇。李大钊为促使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加强北方的力量，制订了“进军西北，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为此，约请国民党左派领袖于右任前往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在半个月内，李大钊接连三次发电报，敦促冯玉祥迅速回国。这时张家口也来人报告：西北军正在南口与张作霖、吴佩孚等联军激战，阎锡山晋军又从大同切断了西北军的后路，这就更加速了冯玉祥的回国。他同第三国际多次商谈，请苏联接济弹药和选派军事顾问。共产国际研究决定，派乌斯马诺夫为顾问，中 共党员刘伯坚为政治部部长，随同冯玉祥一道回国。9月15日抵达五原县。9月16日冯玉祥发表宣言，全体军官、战士加入中国国民党。9月17日冯玉祥统率国民联军接受党旗、宣誓就职，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原誓师”。而后，将部队带到包头整训。他曾设想：若全军开赴包头，沿京绥线向京津反攻，南口天险尽在敌手，就是拼死一战闯过去，牺牲必多，与北伐军会师有困难；若是分为两路，包头一路，秦陇一路，则分散主力，势单力薄。正当举棋不定之时，李大钊派人送来了作战建议。冯玉祥回忆说：李大钊先生“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西北军开出长安，首战告捷，经过半年多的苦战，于1927年5月30日占领郑州，与北伐军会师。
正在会师期间，冯玉祥听到李大钊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于1927年5月9日写了《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一诗，诗中以诚挚的感情，表达了对李大钊及其他革命同志的深切悼念。为了纪念这位良师益友，冯玉祥下令全军戴孝，树碑纪念。该碑现完整地保存在陕西省潼关县文化馆内，为“吊念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