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我被召请去见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是在我五周的病假之后医生们确诊我的高眼压的危险症状已经被克服，经我再三要求，他们同意我回去工作。使我惊讶的是，我不回到农业部，而是到布拉格城堡去见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
他开始时通知我，在中央主席团已经决定从1962年开始增加投入农业的财政资金，他没有建议为13亿克朗，而是一半。我告诉他我的看法：要他对这考虑的6亿或7亿克朗不要给，因为这笔钱将是被扔掉的钱。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零的收益也达不到，这个看法使他有点惊讶，但没有提出异议。他补充说，他再想一想。
“因此我没有请你再去（当农业部长）。我想建议你承担内务部长的责任。你是学法律的，我们那边需要你。鲁道夫·巴拉克离开内务部到政府主席团，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意见是内务部应该接受新人。同时我们没有考虑，新的内务部长也是中央主席团的成员，像到现在为止这样。”根据诺沃提尼的说法，作为内务部主管的政府成员拥有不一般的权力，这种权力给内务部长在政府内以特别的位置。（内务部长）获得关于国内以及国外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只供给有限圈子里的领导人。当内务部长同时又是中央主席团成员，干脆就不好使。
建议我负责这样一个广泛的干预许多领域的部门，并且拥有范围广泛的权力，我感到十分惊讶。对于我的不大胆的问题，在这个部里什么将等待着我，没有得到回答。“你到那里往周围看一看，然后我等待着你，讲讲你的看法和意见。然后我们就内务部的工作，就一些问题再好好谈一谈。”我想起了两年多以前的情况，那时我到了农业部。那时候，我起码知道主要问题在哪里，农业中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而这次我自己好像活受罪，日子很不好过。
对我来说，步入内务部好像是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我没有研究任何的信息，也没有考虑以后的日子怎么去安排，我到在莱特那（Letné）广场的内务部去拜访鲁道夫·巴拉克部长。在这里的会见是高水平的，召开了内务部的部务会议，各管理局的局长们，各处的主任们都参加了。巴拉克部长用下面的话来欢迎我：“部长同志，我想向你保证，你不会从牛粪来到牛粪。”我很温和地微笑了，而他们都比较拘谨，不露声色在研究我，我友好地评价他们。
那时的内务部很庞大，各种各样的巨物，包括国家安全局——间谍与反间谍，军事反间谍，公安局——所有侦查队，还有监狱，民防（简称为CO），包括军事民防，军事边防，内务部视察员，出版检查科，人民委员会处（这个处从事领土自治的系统问题），中央消防管理局等等。当我仅仅大致概括地研究了一下内务部如此广大的结构，我必须承认A·诺沃提尼是正确的，从对情况和人的信息来看内务部长是特别的灵通。从在最高党机关的成员资格来说，内务部长的地位不仅在政府成员或在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中，缓和地说：是特别受尊重的。只是对各局，各科的当前的运作做熟悉调查化了我的不少时间。部长很自然应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内务部的职权范围。在内务部的秘书处存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分析小组，根据我的确认，是由干练的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几个月一次，做出关于内务部在组织和权限方面变化的分析材料。
关于如何合理地组成能够非常恰当地符合综合管理职能的职责范围的中央执行机构，我经常系统地和我的合作朋友咨询关于这方面的考虑和问题，最经常的是和最高法院院长约瑟夫·里泰拉博士（dr。Josef Litera），司法部长瓦茨拉夫·斯柯达博士（dr。Václav？koda）和最高检察长约瑟夫·巴尔都什卡博士（dr。Josef Bartu？ka），对斯柯达和巴尔都斯卡两位博士我在南捷克就认识他们。斯柯达曾任捷克布杰约维采的州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前任皮塞克县的法官，巴尔都什卡曾任原特尔霍韦·斯维尼（Trhové Sviny）县的法官，后任捷克布杰约维采州法院法官。他们全部是有经验的法学家。然而在那时代，在那些明确在政治上是带钩的问题，就像所考虑的广泛范围的内务部重组，他们表现十分谨慎，犹豫不决，有时给我的感觉几乎是胆怯。此外，他们对每一次讨论都仔细地进行了准备，提出了同意或者反对的非常稳健的论据。
当时我知道了多么有力地要求考虑调换主任，以限制权力和紧缩内务部的机构。为了捍卫我的建议得以实现，需要克服和驳倒不同的意见、警告乃至于威胁，以达到所需要的同意。
关于合并三个反间谍局并相应的人员裁减的建议，我克服在部内多次的异议，并找到了第一书记，最终通过了我的建议，并在1962年初得以实现。这个安排保持了八年，在1970年，反间谍局的工作人员大为增加。那已是内务部由另外某人任职。并且也是另外一个时期，在我国驻有苏联军队。
与成立一个反间谍管理局有关，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来检查以前三个局的间谍网线。短时间后，小组给我提出了一份建议，如何进行减少间谍机关。估计至少有15%登记的间谍没有符合接受条件，另外那时还有不少组的间谍由于不起作用而予以除名。
当我4年之后离开内务部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归根到底我是可以等到的，有人在某处曾经警告我。那些当时建议我进行间谍检查的人告知我，裁减人员是进行了的，但同时又提醒我，很多今天被除名的人，可能又回来了。
更重要的考虑是涉及内务部的整个安排。我和我的同事们逐步做出了这样的建议：将监狱管理局从内务部分出，而归到司法部的领导下。理由是有力的。在自由状态下受侦查，狱内受讯问，罪犯服刑等一直是内务部“关心”的事项，当申诉侦查员，警察局的执行人员，监狱机构等，你得不到真理，一个人庇护另一个人。
一个特别的问题，产生了案件的不幸的经验，要求进行审议，这就是国家安全侦查管理局，我的观点是：在这个犯罪活动的领域的侦查，有必要经过法院和检察院的复核。设立侦查法院，并加强（特别是人员上）检察长的参与。无休止的讨论结束了，但对我来说是不能满意的折衷：只加强了检察院的权力和人力。带着一定的惶惑，我提请注意：伙伴中没有那一位愿意对这个特殊的侦查范围承担责任。仅仅事实是：在侦查管理局里那里工作的是新的高质量的人员，迫使我接受了折衷。
接着制作出了一个新建议：将军事边防和军事反间谍局划归国防部领导。最后，建议内务部的视察员归属总检察院。这最后的建议引起了所有警察部门内部的尖锐反对，最后告到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那里，我是归他管的。第一书记同时又是共和国总统兼国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后者讨论所有部里的组织和权力的变动。我深信，内务部内的视察员不能保证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这已经为许多事实所证实。因此我建议总检察长巴尔都什卡，请他将视察员召过去。开始时他同意了，然而他获悉了从所有方面来的强烈反对，他转而采取中间的立场。
这个组织变动未得到同意，使我彻底相信，部内的视察员没有什么事好做。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内务部的最高法官”表现出如何弄乱对警察成员严重问题的审查，扫掉他的问题，用所谓藏在地毯下的不能推翻的怀疑。这是唯一的一项不能通过实施的我的建议。一直到今天，我深信，内务部视察员不应该归属在内务部。警察各部门的“团结”不仅在我国——在所有的制度下——是无比的坚强。还有在我离开内务部的几年之后，出现在各种材料中，说什特劳加尔曾经想削弱安全机构的作用。
我自己在1989年后感受到了，某些视察员要这样做的后果。这个情况到现在已经快有15年多了。
三名警察军官（秘密间谍）被杀害，视察员显然是接受高层负责人的指示，用制造出来的材料说整个事件是由一名警察所参与。这样来代替漫长的担负不起的谋杀侦查。他们给我送来了建议，要求释放这名警察。这当然不是送来的材料的主要目的。目的只有一个：视察员的意见是这个事件就这样彻底了结了、结束了。只是这个不幸的警察还必须放了他。我注意到了并且将消息通知了检察长，说内务部知道了三名军官被谋杀的案件已经结束。这样我从世界上消灭了这个案件。它的15年的历史的确是有教育意义的。这是一次综合使用所有可能的非法方法、手腕、诺言和荒唐的论点的丑恶表演。
感谢教会赐福，找到了唯一的一个肇事人，他有漂亮小伙子那样犯的短期罪行。所有直接参与谋杀或者间接知道的人都洗清了手。经过挑选的几人在内务部视察员的招牌下进行了讨论，所有人都说应该根据计划予以结案。但内务部长作了不同的决定，没有批准这个报告。我要求总检察长巴尔都什卡博士将全部案件都拿到自己的职务范围中去。我想不出其它的方案。巴尔都什卡同意了。两周之后，内务部长被解除了职务。
在1989年之后，反共产主义斗争局指控我，说我没有批准视察员的报告，没有驱逐那名警察，这样就没有了结这个案件。这个反共产主义局的女侦查员——她是一位哲学博士，我当然没有认为她是一位法学家——利用了国家公务员的管理不一贯性，对此我是显然用不恰当的谦虚尊重了她，检察院对案件如何处理的，没有找到关于这个案件在检察院如何进行运作的记录。
只有个人商讨和据说的巴尔都什卡博士的口头同意，对此侦查员女士（哲学家）认为不够，我不感到奇怪，但没有考虑整个案件的逻辑，就有点太过分了。大概她的哲学博士同时也补充了法学教育。
合议庭，包括上诉法庭，评论此案件为法律上的过分拘泥细节。使被告没有处于令人欣慰的状态。就是这样，我（法学知识还没有忘记）带着惊讶和我的辩护律师尔日恰日法学博士（JUDR L？i a）一起注意到了合议庭女庭长，以后任上诉法庭女庭长是很专业的，在细节上一丝不苟地准确地进行处理。如果听到了对司法机关的保留意见，我经常会与之分担我的个人经验。那时当我在法院站在被告席上，我很遗憾我在毕业之后背弃了我自己想当一名法官的愿望，那时我还不到30岁——但是也许是“那位另外某人”没有看到。审判总统，我大概没有勇气去做。我不知道，这大概在法学院没有教过我们。当然也不推荐给我们。
在1961年年末，国家安全执行局及辅助局的主任们送来了请求，让我决定重新放置大量的从50年代初以来的各种案件的执行和审判材料。我很感到惊奇，审判记录放在内务部。我授权我的秘书主任柯玛莱克博士（Dr。Komárek），让他组织转移大量档案到属于那里的地方去，也就是送到法院和检察院。对其中有些在移交前我还想熟悉一下，我特别感兴趣的是1954年的所谓“胡卡”（Huka）案件，这曾是在东斯洛伐克的巨额基建投资，以前叫东斯洛伐克钢铁厂。“胡卡”的建设被停止，被控告为有组织的破坏（怠工）。在1954年的第二次审判中，所谓的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以古斯塔夫·胡萨克为首作为被告站在法庭上。我对1954年案件的兴趣是由于：党的领导层已经在1954年初得到了大量的关于斯大林时代违法活动的消息。花了几个月夜里的时间，我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从有关两次审议的过程的材料中选读了重要的文章，并找出了在侦查、控告、法院判决中的重大错误。我应当承认，只是在1961年末和1962年初，我读了同事们的摘录之后，我才知道了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某些案件中的难以想象的变态歪曲的事实。
1962年初，我到城堡拜访了A·诺沃提尼总统，告诉他对下述结论的保留意见。这个结论是第一委员会编写的，为了修正在上述时期的某些案件，并提交给1957年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委员会确认了肯定的一般性的指名错误并建议给予缓和一些的判刑。据说根据党领导层的指示，所确认的重大错误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提交给中央全会。没有指出对策划审判和违法判决的个人责任。内务部——在想法中，为了社会共同利益，没有公布一切——隐瞒了基本事实。鲁道夫·巴拉克在1953年被任命为内务部长，那时在R·斯兰斯基及同事的审判之后，在中央委员主席团的强大压力之下，得出了结论，对于这个结论他显然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1960年以后，所有人显出好像由于宣布解放十五周年的普赦，全部问题都解决了。在同事的聚会上，我从有关的副部长处获得消息，案件的修正已经结束，那时是1958年，以后就没有继续下去。
我完全没有让总统相信，相反，他有点怪我，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度去研究那个“不幸的时代”（他就是这么说的）。“在1958年在鲁道夫·巴拉克领导下的特别委员会已经结束了所有的问题”。对于我的建议，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由检察官们，法官，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议会及历史学家组成，他完全没有反应。我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城堡办公室，对我应该做什么一点概念也没有。我在布拉格步行时穿过查理大桥、老城广场，一直走到内务部，在这瞬间，我发自内心地咒骂起来。
星期一早晨，总统要求我上午能到城堡他那里去。在简短的歉意后告诉我，所有都重新考虑过了，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也建议他对问题重新给予考虑。他说周末在奥尔利克（Orlík）的休养中心，几位主席团成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同意成立两个委员会：第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达拉赫米尔·柯尔德尔Drahomír Kolder）为首，第二个以主席团成员约瑟夫·列纳尔特（Jozef Lenárt）为首。他的委员会将审议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如古斯塔夫·胡萨克，拉佐·诺沃美斯基（Laco Novomesk？），兰其斯拉夫·赫尔道什（Ladislav Holdo？），达尼尔·奥卡利（Daniel Okálí），及伊凡·赫尔凡什（Ivan Horváth）。柯尔德尔领导的委员会则从事审议首先是以鲁道尔夫·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党阴谋中心的案件。
这样导致了对这些违法审判过程的正确结论。法律机构赞同撤销这些判决，并表示给予恢复公民名誉。
当我们和达拉赫密尔·柯尔德尔离开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时，我们都很高兴，终于可以废除违法的判决了。但是党和人民还是不明白，这种违法是怎么会产生的，谁对这一切提出创意的？不断地、不负责地拖后，不承担责任一直继续到以后的几十年，而它的后果还传送到了1989年11月以后的进步左派运动。有些事我们预感到了，但是那时的领导人的整套回答迄今还没有找到。我们知道在1954年，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就从苏共中央得到了关于在30年代至50年代在苏联安全机构和法律机构的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行为的信息，包括安全顾问在50年代上半期在人民民主国家的作为，也包括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所作所为。对这个重要的情报，领导显然没有反应。在1954年还进行对经济学家和所谓的以G·胡萨克为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审判——当然有了一些改变，已经没有采取极刑——“仅仅是”无期徒刑。如果在1954年，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已经对50年代上半期的重要事件及审判做出综合的结论，那在我们国家可能会写出不同的历史。又经过了5年，到了1968年，对在50年代上半期违法行为的终结报告在1968年4月公之于众，报告是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扬·皮莱尔（Jan Piller）领导下制定的。
在1963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在复杂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层沉默地接受承担责任。需要承认，党的领导层对50年代发生的错误承担责任，但对在以后的几年中拖延解决违法行为只承担一半责任。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党领导层及政府中进行人员变动。威亷·西罗基被解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政府总理的职务。还解除了尤里斯·朱里斯的财政部长职务，布鲁诺·科勒的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任命约瑟夫·列纳尔特为政府总理。也就是说，这是1948年以来党和政府机构中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
然而党内的政治稳定并没有来到。不仅怀疑50年代的条件，还怀疑党的政策，讲到了在社会中建立改革气氛的必要性。在经济领域则希望更为紧迫。雅米密尔·杜兰斯基在1957年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虽然被正面接受了，但没有表示赞许地号召讨论，所以过了4年，在经济管理体制中什么要求的改变也没有实行。各种问题没有及时地和彻底地加以解决，当然会使政治压力升级。这在以后几年的确如此。在这种气氛下工作很困难。所有现实都指向危机的高潮。正如表现出来的，1968年来临了危机的高潮。
如果谈到内务部的职责范围，这需要同时考虑人事政策。这就是指国家安全部门。
在公安部门曾经是比较团结，有高质量的警察为首。公安部门在组织方面安排得比较合理，不需要对它的结构作重大的变动。60年代初制定的刑法迎合了公安的需要。公安部门希望更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有一个问题是战后历史（较准确地说应该是50年代的历史）造成的。这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公安——基本警察组织——都受国家安全部门首长的管辖。这也固定地写在国家安全部门（SNB）法中。这曾经是整个社会都接受的原则。不存在这种管辖的合理理由。到了60年代也没有机会去进行合法的变动。论据——这是已经在整个社会都实行的原则——总是会有随时准备行动的反对者。只剩下唯一的办法，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一旦在法律之外，就要努力使其恢复正常，在中央曾经比较简单。公安总管理局是在内务部副部长扬·查鲁巴上校（Plk。Jan Záru-ba）的领导下，没有上校的同意，没有一个从国家安全部门来的人能够去干预公安的活动（查鲁巴上校在1968年8月的日子里，不明原因地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办公室内）。在州里和县里，公安的首长受国家安全首长的管辖，这里我们企图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推行独立性原则，州或县的公安领导机关承担完全的职责，某些地方做到了，有的地方的国家安全首长，引用法律，给专业公安人员造成不少的困难。我讲一件我不懂的事。想起了一个典型的情况。中央刑警队队长，卡里沃达上校（plk。Ka-livoda），出色的专业人员，由于与中央来的一些国家安全首长有争议，被从中央调动到布拉格市刑警队，70年代被称为有名的布拉格的玛格莱特（Maigret），完全离开了自己专业。我徒劳地去责备那些在我离职之后在内务部工作的人，他们没有阻止这一切。
检查50年代上半期，在审判中的违法行为委员会带来了证据，说明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参与了准备、侦查过程和组织整个法官的讨论。一些负责人员在50年代中期被撤职，但大部分一直到1962年才离开内务部。三分之二的管理局局长，一半的处长及他们的副职被从内务部解除职务。总共有56名局长、处长和他们的副职。这是对国家安全所有结构的领导人事的重大变动。
从各方面纷纷投来批评性的意见。据说是我削弱了安全队伍的能力。每一个建议我都需要向共和国总统解释，他同时又是国防委员会主席。总统知晓部里的严重局势，同意我的意见，在证明有过错的地方，人事变动需要毫不拖延地进行。这样也做到了。
两位原副部长，侦查管理局局长由于犯相关的错误交给了检察院，最后到法院。一些人后来被释放，因为只参加了部分程序，这些程序在以后的步骤中得以对被告进行违法的打击。
我回忆起一个当时任第一管理局局长的密勒中校（pplk。Miller），他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能干的局长，他对全局很了解，掌握了大量的捷克斯洛伐克间谍机关。内务部的第一管理局拥有出色的专业水平。密勒中校的唯一“过失”是在叛国中心的案件过程之前的几个星期被任命为第一管理局局长。一些在他的管辖下的工作人员之前在组织对R·斯兰斯基及其同伴的十二月监听过程中参加了一些组织工序，我没有同意干部处除名密勒的建议。他们告诉我，根据他的专业素养，他会证明他自己的决定。他决定离开，因为如果留下来，他将会不断地受到控告，他的情况被认为和其他人都不同。第一管理局局长是直接接受部长管辖的。他说他很可能会失去信任和权威，这些对间谍首长来说是迫切需要的。我理解了，并和他告别。后来他到外贸部任主管工作人员，他的才干表现得很出色。
56名局、处长的离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从全局来看，即使不是每天都这样，掌握和完成任务还是很成功的。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一定时期变动负责人和主管，特别在国家安全部门是十分必要的，一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我很难说需要经过多长的时期，是否需要年，或少一点多一点？在经过这种所谓的负责人的硬性调动，能表现出这种操作的积极方面。
我渐渐得到了这样的信念：捷克斯洛伐克的间谍组织，特别是反间谍组织，在自己的情报活动中，这些活动是根据国家国防委员会批准的纲领文件进行的。要尊重法律，要定期通报自己的活动，不隐瞒（以往一直习惯这样）失败，最后这些会导致不希望的政治后果。新的有效的决定带来了新的面貌。
我明白，在内务部各部门在组织上和工作内容有了变化，出现了新的面貌，还仅仅是开始。我预料，特别在安全部门，在以后几年还要继续进行变动。1965年之后，在我离开内务部之后，所有似乎都停止了。以后几年好像又回到了1960年曾经存在的状态。这样的不良发展，遗憾地继续下去，特别在1968年8月以后的年代。
从分析50年代审判的委员会的结果来看，不仅需要了解国家安全机构，还要了解整个内务部。我在人民宫的会议厅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分析了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我国发生的一切，包括残酷的细节。我考虑有必要告诉内务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这是使人震惊的，但我深信对大多数人是有教益的。
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要将这个报告全文公布，并出版。没有一个人建议我这样做。这个报告是在合适的时间给特殊指定的圈子——内务部机构——我们不必怕去承认这是在每一个现代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强大的机构。在所有其他地方，可能会给我们不倡导的目的提供了机会。相反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大众媒体，特别在电视节目，可以找到一切，真的什么也不缺。
内务部被委托拥有国家最机密的数据。对这些材料（不论它是当前起作用的还是过时的）一直要负责地保存。实际不是保存，而是今天还是明天，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委托。特别一些相关的国家防务及间谍服务工作的情报。间谍工作不仅是担负“平常日子”的现实的任务，而要预见到以后的情况。这就是说要准备在非常时期的行为和举动的指导书和纲领，这非常时期尤指准备或发生战争冲突的时期，这样的文件是准备提供给国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的，特别是在有外来威胁的非常时期。如果今天某人来公布这样的文件而且声明是安全部门现实工作的指导书，那就应受惩罚，也是误导公众。
那么来讲一讲建立“特别使命的服务”这个机构。柴切克先生（？ácek）独裁体制研究所所长，指控内务部长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建立了这个机构。这个机构建立于1963年，其任务是为准备好一切在战争冲突情况下建立在敌人后方战斗的破坏小组。每一个很好组织的国家在工作说明书中都有专业装备的间谍服务，而在极端的冲突情况下必须准备好。根据我的信念，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是完全正常的。应该准备好，在敌人入侵的状态下，需要破坏在敌人的领土上的油管、重要的建筑物、通信、政府防空所等等，这是正当的要求的间谍服务。在1963年建立“特别使命的服务”时是为建立破坏小组，当然这些小组只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宣布非常状态之后才开始自己的行动。
柴切克先生断定在1966年建立了所谓指向“叛徒”的特种部门。据说这同样也是我决定的。然而那时我已经不是内务部部长了。我早在1965年4月就已离开了这个职务。所说建立关于“叛徒”的部门，我没有决定过。柴切克捏造不是第一次了。
在世界上，通常关于专业间谍组织的工作，在媒体和出版物中的描述，也是认为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而不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警察的普通日常报告被刊印出来作为世界闻名作家的告密信的证据。在这里上述的独裁体制研究所（捷文缩写为？STR）的致命的失败“成功地”继续着。某位负责人在他的某讲座中引用了一位市警察的报告。被提出了给公众作为世界作家告密信的“不可逆转”的论据。完全是向天空喊：某一位档案所的所长宣布说玛信那夫妇Ma？ínové）准备了对哥特瓦尔德的谋杀，而玛信那夫妇自己否认。捏造在继续，从柴切克先生在大众媒体所公布的关于“特殊使命的服务”的声明中明显可以看到。
对于我提出的指责，青年阵线—今日报的总编完全没有反应，电视台的扬乃恰克（Jane ek）先生在半年多之后，通过米谢尔·彼特罗夫（Mìchal Petrov）先生告知我，相应的电视节目不能够进行监视。就是在我们的公共电视台没有关于2008年11月19日播送的电视新闻的信息，在这个电视新闻中，切尔耐（erny）先生，体育部主任，和网球协会主席卡达尔柯夫（Kaderkov）对上述的捏造激动地一起分担了。所有这一切都表示了——我们是如何远离了专业和最基本的礼貌。
在70年代国外媒体上出现了这样的消息，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军的中央部队布置了核武器的原子弹头。那时候，在联邦德国驻扎的美军已经在自己的军事基地有了核武器。在这个时候，从苏联方面，关于这个在我国存在核武器的消息，没有任何人做出反应。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弄清了实际情况（从头到尾都是隐藏着的）。我们的服务也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专业的小组用一定的宽容对所管辖的东西进行了验证，调查清楚了所谓在我国存在核武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布置原子弹头。
只是苏联方面曾经有兴趣让北大西洋公约（NATO）的领导深信，核弹头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布置了的。因而有关的机关仔细组织了准备好的假情报。记得在这里，美国的间谍卫星记录了苏军中央部队的军事基地的某种变化，对此，在那时造成准备及随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SSR）布置原子武器的证据。我确信，“我们的”服务的消息是真实的。
1964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内务部部长有时候在面临不寻常的情况下，不但每天，而且是每小时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964年9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将来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在计划中要访问两个统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中捷克州的荷尼合作社（JZD Ch？ň）和东捷克州克拉里克（JZD Králík）合作社。赫鲁晓夫在50年代前的一次来访中，已经宣传玉米的种植，他提出玉米计划是一个战略出发点，能够引起根本上的农作物增产乃至于提高整个农业生产。在他第二次访捷时，仍然有兴趣看看我们对这种农作物给予了怎样的关注。
在他第一次访问我国时，在老城广场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批评，说除了南斯洛伐克地区之外，玉米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几乎是不熟悉的农作物。这不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有证明的论据——在所有他的讲话中顺便说起，出色地被接受了的——使得在我们的农业中引起了所希望的推广种植玉米。当然我们应该合理地斟酌，在那里种植玉米，因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他的玉米热情，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到处都种植这种农作物，也就是说在完全不合适的地区种植。
1964年9月，我作为内务部长，在访问东捷克州克拉里克合作社的前一天，得到消息说，在离村有15公里的部队营地准备第二天欢迎赫鲁晓夫。军队带着自动步枪和饮料储备离开了。诺沃提尼总统用有点神经质的口气问我如何保证这次最高级访问的安全。我自己仔细想过，我要负责保证这位苏联的第一号人物（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访问回去几星期以后，N。S赫鲁晓夫被解除了所有的职务）的访问安全，这我在总统的提醒以前就看到了。夜里，我想做一次逃兵，我向安全部门的主管施加压力，让他取消对这个农业合作社的访问，但总统坚决拒绝。我们选了一个唯一可能的方案：让所有布拉格附近的州、县的安全部门支队都在清晨乘公共汽车——自然都是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赶到了这个村。我告知总统我选定了保证最高访问的方案，在游行、参观建筑物和有关的农田时，不会有农民的在场。一切都进行很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只是最后在村中心会面结束时，N。S赫鲁晓夫凝视了聚集的群众，问诺沃提尼总统，这是些什么人，看上去总不像农民？总统有准备地回答说：“……这些是从各个邻村来的客人”。赫鲁晓夫没有再继续打听——显然他的在想。只说道：“……农民们显然都在农田里，合作社的主席们在集会中代表他们。”
没有谁指责过我。我确实不会将警察从早到晚都装成农民。
在1965年4月，总统在一次工作会商结束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问我想不想换另外一个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到捷共中央委员会，在那边我应该承担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分管自由国民经济领域和农业政策。“当前的任务你已经完成了，”他指出，并重复他习惯说的：“我们这里需要你，你好好考虑一下，但我坦白地告诉你，我决定要将这个建议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样就解决了并且决定了一切——在中央我已经很了解了，反对是没有用的。最终，在当了4年的内务部部长之后——根据我的思考——这是最合适的时刻离开，去更换，不管人想要还是不想要，每天都受到各种特别性质的信息的影响。内务部庞大的机构系统地抓住所有在社会上消极的东西，我不喜欢陷于这样的状态：当我提醒部里的一些工作负责人员，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几乎什么正面的东西也没有看到。我自己在1965年曾考虑过：提出辞去这个职务的申请。这样事也发生了。
还在离职之前，总统向我提出问题，我是不是还确认关于移交军事边防给国防部的建议。他没有明确我还有什么显然的犹豫。最后军事边防移交给了这个部。与已经学习过的法律相符合，完成了保卫国家边界的任务。军事边防转到这个军事部门，经历了严格的选择，部队接受了良好的训练。与西方国家的边境按照所有的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制度守卫着。我们曾经可以实施各种措施，特别是从60年代开始，由于国际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提出了一些放松边境制度的措施。但都遭到了拒绝。所实行的制度必须以后还严格保持。我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希望边境带消失。除了例外情况，进入边境带是禁止的。就像我，很喜欢作为一名南捷克人，在新赫拉德斯凯山（Novohradské hor？）或苏玛瓦（？umava）散步。在华沙条约内部放松保卫西部边境的现有制度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必须保持那些服务于各个边防的警卫部队。他们在一定的时间执行军事服务，在具体的制度下，在艰苦的条件下，经常处于与世界隔绝的境地。60年代军事边防部队的首长是艰苦的，边防战士很喜欢卡尔·帕伯尔内（Karel Peprn）将军。当遇到破坏军队纪律的情况，他总是力求正常地进行审查并接受相关的结论。他的接任者弗朗基舍克·沙代克（Franti？ek？ádek）将军也成功地领导了这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精锐部队。帕伯尔内将军在1968年不合法地在广泛的军队“清洗”中被迫提前退役。
我拒绝对军事边防部队及其成员进行普遍的批评。大家都知道，公民们应该如何在边境上举止得体。对过去的边境制度——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表示尊重。
内务部长的地位和任务
在50年代下半叶的改革方面，考虑包括政党的作用及有关的选举方法、经济体制、家管理及自治的执行机构的作用等。
我想在这个地方只谈到一个问题：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在政府中以及整个执政系统中的地位。
经过1948年2月改组之后，政府组织机构做了特殊的安排。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实际上不在自己的活动方面对政府及总理负责。只尊重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家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简单地说，也是很好的——政府对这两个部不管。
我在1961—1965年任内务部长期间也一样，经常向第一书记报告部里的工作，第一书记同时又担任共和国总统。
我作为内务部长，只和政府总理讨论关于内务部的预算建议和法律建议，这些是我预备提交给议会的。国防部长也是类似地进行工作。
在1968年我和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我们两人在当时的切尔尼克内阁中都任副总理）经常讨论党和国家机构的关系。我们认为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实际上脱离了政府的责任，必须加以改变。遗憾的是，在1969年4月G·胡萨克担任第一书记的职务以后，实际上还是按照老图在运行。在1970年—1988年我担任政府总理期间，我也意识到内务部长实际上在党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的管辖之下，内务部长每年几次向政府做国家的安全形势的一般报告。这种体制——实际上责任只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负担——不代表最佳地管理和控制这么重要的国家管理的部门。它相关整个国家的安全。
当我无数次地向古斯塔夫·胡萨克提醒我们原来的这手中不合适的实际情况的共同观点时，他总是说考虑考虑，说我们必须好好想一想，对此能做什么。虽然我们两人都清楚地看到，就如何去组织所希望的变化有许多方案。然而如何使这种方案让几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及总统，另一方面是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都满意。遗憾的是内务部一定程度上的垄断地位，在我在任联邦政府总理的18年内，保持没有变化。这对事情没有好处。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都是这种状态，我不想作为论据提出来。别人拿这个可以没有问题的事进行夸耀。
与此有关，我需要讲一讲民兵的任务和地位。1968年在媒体和公众集会上表示了对存在民兵和民兵作用的批评意见，响起了极端的有争议的意见：保持还是取消民兵，在考虑中，如何审议这个政治问题，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折衷——重组民兵为国民卫队，它的成员可以是公民，不论他的政治属性，只要他个人决定完成这个部队章程中规定的任务——名称可以叫民族卫队或国民民兵。这支武装队伍应该由政府管辖，在组织上归属于内务部。这种考虑有它令人信服的逻辑。民族阵线中的各党派批评指出，为什么只有一个党可以有自己的武装队伍。
在政府主席团的立法小组中，曾经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建议：民兵转入政府领导，归内务部的职权范围。遗憾的是就此停止了。在一些州和县里，在1969—1970年间，特别在集合民兵时，有过各种对此修改的抗议。对于这种改变是合理的逻辑，遗憾地只被党领导层中的一小部分人接受，多数人都反对，这样没有希望地搁置下来，在以后的20年中没有作任何的决定。
1989年11月以后接着是什么，不需要再继续发挥了，我希望过去州、县党的领导人中还健在的，都回想一下在什么方面我们对不起普通民兵的命运？
在污蔑和诽谤中沉重地拖着，可能和不可能的指责，不断地歧视。确实是民主气氛！
考虑中的对这支队伍的改建，本来可以走得很快的，还想阻挡吗？
鲁道夫·巴拉克案件
1961年年底，在我来到内务部的五个月之后，我接见了第一管理工作局（捷克斯洛伐克间谍组织的名称）局长密勒中校，陪同他的是这个庞大安全组织的财政处长。密勒中校通报我如下：1961年年初，鲁道夫·巴拉克在离开内务部之前的几个月，要求第一管理局的财务处长支付20万克朗。根据R·巴拉克的通知，这笔钱是用做不能进一步说明的秘密行动的财政拨款。经过密勒中校的同意，这笔款从第一管理局的预算中拿出，财政处长亲自交给了当时的内务部长巴拉克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钱装在一个封好的口袋内。这是一般的方法，就像巴拉克部长收到某些紧急的间谍情报时。关于转交款项没有写书面的确认收条。第一管理局局长要我给出建议，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财政结账是支付以后的资金，以用在一些财政上艰巨的行动上的必要条件。
为了1961年的财政结算，要求有支出20万克朗的明显的文件——最好是签字的该款项的收据。我首先很奇怪，怎么出现这种情况，根据当时的各种规定，部长完全不可以自由支配用做活动经费的现金，据详细的规定，这种全权只交给内务部的相关活动组的主管人。这样两个负责人（交钱及收钱的）都粗暴地破坏了所有的规定，要对当时的情况负个人责任。我给予这样的嘱付，要他们自己和巴拉克——那时已是政府副总理，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几天，密勒告诉我，他努力去找那需要的20万克朗的收据，即巴拉克的签字，没有成功。政府副总理没有接见，秘书处工作人员们告诉他：巴拉克关于这件事没有什么可以和他谈的，因为关于所谈的问题，即关于收到那笔钱的事，他不知道。我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原来确信，第一管理局能拿到需要的收据而事情会得到解决。
从间谍组织本身的利益出发，情况十分不好，第一管理局威胁着财务休克。没有必要的款项不能组织重要的、时间不能拖延的活动。而财政部在没有1961年正规的财务结账的情况下，拒绝从1962年预算中拨款。
解决问题的责任我一直放在第一管理局领导身上。间谍部门的局长们——他们自己认为陷入了没有出路的状态——“运送”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给诺沃提尼总统。总统，同时又是国家国防委员会主席。归属他职权范围的有两个间谍部门的事情，内务部第一管理局和总参谋部情报局于1961年圣诞节之前，找我去问一个紧迫的问题——第一管理局怎么了？
诺沃提尼对当时这情况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不明白究竟在干什么，并要求我对第一管理局的不正常情况加以纠正。当1962年1月初我告知总统说，问题的解决没有动地方（无法解决），他对此表示很不满意。他说要和鲁道夫·巴拉克亲自谈一谈。过了几天，总统打电话给我并告诉我，巴拉克什么钱也没有看见，根据他回忆，20万克朗没有拿过来。总统不知道对这件事应该怎么去想，他重复地说：对这个部里的紊乱，最终他自己亲自来解决。
这样，问题升级到了广泛范围的政治领域。第一管理局局长们直接到布拉格城堡，向总统讲述装了20万克朗的信封交给了R·巴拉克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巴拉克却断定没有这20万克朗，完全没有记得这样的事。关于这个款项交易的所有过程都有记录，包括银行写有20万克朗数字的信封——只缺少收款人的签字。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几次讨论了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这些讨论我没有在场，但我从一些参加者听说，发生了十分尖锐的对立的意见。
过了一些日子，那时已是政府副总理的鲁道夫·巴拉克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在给新工作人员转交公务时宣称：那20万克朗，带着写着的原始数字，在R。巴拉克工作桌子的小保险箱中被发现了。这个消息在晚上被内务部副部长柯泰尔上校（plk。KotáL）获知了，他告知了总统、政府总理及内务部长。我迟到了政府主席团，但比巴拉克到他自己的办公室还早些，巴拉克来到了我们都已经在的会场，用明显高兴的神情高呼：“这样已经最终地找到了。”对此——当然是在紧张的，神经质的气氛中——A·诺沃提尼用尖锐的话反应，他指责巴拉克说谎和欺骗，并隐瞒了整个事情重要的情节。在互相攻击与指责的过程中，副部长柯泰尔（KotáL）唤来了相应的检察官和审查机构。在开始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显然要把问题直接搞清楚。
围绕拘押R·巴拉克，大众媒体说出了一些所谓的轰动一时的揭发。实际实施对他的逮捕是检察官决定的。总统明确地问我，他的职位有没有权力决定拘捕政府成员，我回答说：“总统同志，关于逮捕由检察官决定。”
关于整个案件的进一步发展——我意思是说侦查、起诉、法院行动——我不想讲自己当时没有向公众发表的看法，在战役之后，每一个人都是将军j，我也不想来肯定当时的怀疑或者异议，我当时只公开说了一个看法，现在也可以加以肯定：不要碰家庭。我用这个词句，并且也向有关的对此有权的人表示了。
没有人能够对整个案件预见到或预计到——那时我也没有预计到调查会带来进一步的嫌疑，最终指控他与外汇管理有关的经济犯罪，是在抄家时发现的。
法律处理情况大家都知道的，1962年设在普日布拉姆（P íbram）的军事法庭判决R·巴拉克长期监禁。他在狱中渡过6年，1968年最高法院撤销了全部判决，说军事法庭不是主管法院，不属于它的职权范围。按照法院的裁决书说，巴拉克案件属于平民法院，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讨论。因而法院将案件返回到警察侦查阶段。从监狱将巴拉克释放出来。经过一年的侦查以后，侦查员停止了，和检察院商议以后将案件搁置起来。没有人对这个决定不认为：从法律的观点，整个案件已经结束。
关于巴拉克案件怎样产生，各种人或政治野心家在整个案件中起了什么作用，有各种猜测。我对之不加评论。对合理地、逻辑地进行考虑的民众来说，他们的关注是完全不值得的，整个案件对于所有可能的方面，对于不管怎么样的追求者，都是不愉快的，政治上是不利的，公众是无法理解的。
绝对可以排除，安托宁·诺沃提尼利用这个案件来巩固他的地位，对此案件表现出欢迎，目的为了去除政治反对派。是的，巴拉克在主席团内属于最有能力的，最努力工作的。诺沃提尼就他的个人性格、品质来说，可以排除他会利用这种方法来消灭政治反对派。我深信，连相似的事情他也没有做过。
诺沃提尼意识到，这个事件震撼了在党领导层中的信心，因此从这一案件的开始，他就希望能够证明这仅仅是管理上的疏忽，关于这一点，他几次和我讲了。然而案件的过程表现出另外的样子。我再一次重复地说：离奇的臆造、投机，所有都是内务部各机构的个别人员编造出来的，只说明一点：可称之为胡扯。
我同时也要排除各种所谓的猜疑。巴拉克也说过，诺沃提尼在德国占领时期在集中营表现不好。被判无期徒刑的前斯洛伐克国的高级警官苏茨基（Suck？）曾供出对诺沃提尼的很不清楚和一般性的表现。在50年代，苏茨基在布尔诺被侦查拘留时，严重患病，动脉硬化，他对什么都回答得如同要求他的那样，他回答按照侦查人对他的暗示。巴拉克应该知道，什么可以从苏茨基那里得到。根据他的见识，他没有介入很多关于苏茨基的判决。相反，侦查人需要致力去做，侦查人和苏茨基一起组织了挑拨。我也这样做的。
我和很多前囚犯谈过话，他们和诺沃提尼一起在集中营中被监禁过。所有人都高度评价他的举止作为，钦佩他，他帮助许多难友。例如奥塔·希克（Ota？ík）感谢他在复杂的、危险的、健康状况不良（这是他在集中营里遭受的）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不存在任何的文件——包括苏茨基的一般性胡扯——可以证明A·诺沃提尼在占领时期的不佳表现。
我常常在这个事件上提出问题：为什么鲁道夫·巴拉克在密勒中校第一次提出20万克朗下落的问题，当时第一管理局局长需要收到这笔款项的收据上的签字，巴拉克没有说款项在他那里，没有将钱交回。关于这点有这样的论点：大家都知道，巴拉克在1961年知道他将转移到政府主席团，他去见A·诺沃提尼时带了一个建议，希望将间谍局从内务部分离转到政府由他管辖。因为巴拉克将任政府副总理。这样的想法——在西方许多国家是这样实行的——是不现实的，总统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如果及时归还这个款项，不作为上面提到的打算重新组织的确证，那可能结束尖锐的意见交换或较为严厉一些的交锋。然而不会再引起立案侦查以及其它我们在1962年所亲历的状况。这是逻辑性的思考，它的相互关系今天已经不能完全弄清楚了。
当我沉思我作为新任的内务部长的处境，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我陷入了不愉快的状态。作为新接任的部长去批评自己的前任，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不合乎理性的，我从来不愿意这样，也从没有做过。然而一切都进行了，在我的原则、我的观念和我的期望之外，我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扮演批评所有内务部实际工作的角色。这不是说，新来的部长不应进行所期望的改革，只是为自己的步伐提出根据（理由），所有我继承的都是坏的，这样的论据我并没有主张，我也不希望起这样的作用。我有没有这样做到，我不想评论。
鲁道夫·巴拉克是一位能干的部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正如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在他最后几年中对自己内务部长的地位有时不适当地加以利用。他有自己的支持者，也有自己的敌手。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批评意见一直到巴拉克被控告为贪污犯罪时才表达出来。但这是有时候（特别在政治中）常常见到的。
我想，对于这样一些关键的、所谓的强有力的部，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更换部长。巴拉克任内务部长8年多，时间过长了。在这个时候，强大的机构为部长做所谓的“全部”在他眼中看到的东西，这就可能引发倒霉的事。机构虽然是在领导的管理之下，但不应该经常顺从，不应该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听话。似乎就是在1960—1961年，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内走到了反面。
黑湖事件
根据国际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的最严重罪行或者与之有相关的，有为时20年的免诉期。在1965年5月之后，对战争罪犯的追究和惩办就应该结束。到目前为止的经验，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特别在欧洲，60年代初有明显的讯号表示：对这个问题，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大量，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给予解决处理。很多人提请注意，最好是做出延长免诉期的决定，但各种国际大佬，特别是西德的许多院所，表示了原则的反对。
他们论证说，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已经定型下来的法律惯例，都认为20年免诉期对惩办最严重的罪行是合适的。国际法律研究所也认为20年是足够的时间去处理第二次大战中的犯罪的战争罪犯。要求延长免诉期的理由，如在这场战争中的那些罪行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无法与现代历史中类似的情况相比拟。但这些理由都干脆被拒绝了。
反对延长的主要论点是：反对者断定，在一些国家的有关院所没有对所述的问题给予积极的重视，责怪他们拖延，耽误了处理，将没有及时地搞清战争罪行的帽子扣在了他们的头上。最后反对者的院所还在1964年断言，据说有足够的时间，使惩办战犯成功结束。
因此，在1963年—1964年间，公众情绪高涨，支持许多社会组织废除免诉期限的要求，如果尊重这个免诉期就可能逻辑地导致不少部分的战犯不受惩办。这些战犯那时不断地被揭发出来。
一些法律院所及社会组织也发表了同意这个延长免诉期创议的宣言。在这时候，捷克斯洛伐克间谍局的负责人来找我这个内务部长，带来一个建议说，我们也为这个国际上广泛行动用合适的方式尽一点力量。讨论结果是由第一管理局局长对一般性地提上来的项目进行仔细考虑，准备一个步骤建议，在不久的将来提出来。在接下来的会议中，第一管理局的副局长布拉斯基（mjr。Pra？sk？）少校及比特曼（Bitman）处长报告：最近发现了新的材料，是关于惩办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战犯的基本证据。
对这个断定我有那时的个人考虑——我认为还不是自私的。那时我从我的朋友，在捷克布杰约维采的州检察官，切尔文纳法学博士（JUDR。erven？）通告我说发现了新的材料，指出了盖世太保在南捷克——大部分是在捷克布杰约维采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据说1941年在侦查我父亲时采用了暴力。父亲在1941年4月被逮捕，然后显然地（具体的数据我没有能确实拿到，我虽然尽了各种努力）悲惨地死于柏林的著名的普拉圳湖的监狱里，在1945年2月对监狱轰炸之后。这个我个人关心的事情对我那时在整个重要事件的执行和决定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重要事件就是如何解除战争罪犯免诉期的限制。这样就进行到了决定组织“黑湖”行动。
行动的脚本是这样编制的：有关证明战争罪犯的原始材料将秘密地沉入湖中，在媒体的参与下公布它们的被发现。行动的过程经过1964年电视广播，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在1989年之后重复播出，加上电视台工作人员相应的评论。
行动由比特曼少校及其同事们亲自组织进行。比特曼很专业，他和他的小队对所有行动都仔细研究和准备到最小的细节，计算了可能及不可能的方案，他们什么都没有感到惊奇，即使对苏联间谍组织表示愿意提供材料，想让这些材料通过“黑湖行动”公布出去，他们也没有惊奇，材料没有及时送到——这在可靠的间谍组织是不应发生的。结果用了我们的备用档案材料。
在“黑湖”行动中，间谍组织的主管建议，使在黑湖“档案材料的发现”在内务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这个建议被我拒绝了。最后，我确信了在场组织者的行动，特别是比特曼自己努力做到的，我佩服他的专业效率（过了一段时间他移居国外，在那边讲了一些相关话题，虽然最重要的他显然没有讲，但我还是相当地生气。90年代他回到捷克，在媒体上谈了关于“黑湖”，行动是如何进行的，追求什么目的，接着还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护。对这些我略为感到“惊讶”了一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到，内务部长在整个事件中，在由间谍机关组织的行动中亲自出面是不合适的。在媒体出面应该另外解决，但也这样发生了。
我要为此事道歉，用自己的方法欺骗了国民们。也向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们道歉，他们参加了那个媒体宣传活动。
同时我很高兴，这样的行动进行了，并且做出了贡献（也许这不是不谦虚），作为微小的贡献导致了在1965年取消了战犯的免诉期。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战犯们受到了正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