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中出现许多关于过去几十年的批评意见——特别突出的是在捷共1966年的代表大会上。不仅是关于1949——1954年许多政治案件审查，而且是紧迫地要求分析当前的经济管理和计划方法。准备调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联合国家中的关系，最后还要求审议所谓党的领导作用的可行性，与此相联系是必要放松和民族阵线中各政党都有关的选举制度。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批评意见有助于逐步的社会分化。可以注意到国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以及国民的积极性都在提高。60年代下半期逐渐出现的国际缓和气氛，对这些现象也起了作用。类似的发展也出现在我们的邻国，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从1948年2月以来，已经过去了20年。在这整个时期中，在政府和其他国家权力和管理部门，党占据几乎是垄断的地位j。成绩不断地取得，没有任何积极的、和谐的示威游行，他们简单地预料：如果大家都来批评，会唤起不满意，减弱对那些决定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措施的人的信任，那些人常常都是共产党员。党在国家中具有决定性的权力和责任的时间越长，对她的评价就越是不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信任就越艰巨。
为了给出一个全貌我想简短地，讲一讲1968年发生的问题的特点。对国民经济实行中央计划和管理，我们是50年代初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引进的，明显地表现出不利于高效率和生产的合理结构，不利于提高质量和广泛采用新工艺。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一些战后的重建，新引进的管理系统的负面结果有一些被掩盖了。有些部长、厂长，特别是旧学校毕业的，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想办法用各种方式减轻了厂里的直接管理指挥系统带来的负面效果。所有一切都说明，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女部长B·马哈措娃（B·Macha ová）几次和我讲：经济方面一些部的苏联专家在1954年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告诉我们说：“所建立的制度对于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完全不适合。”
1957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副总理雅鲁米尔·杜兰斯基报告了国民经济情况，特别在1951—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中央管理和计划制度的经验。杜兰斯基十分负责地准备了这份报告。报告的第一稿，他首先提出来向广大的全国积极分子（党工作者大会，在当时的哥特瓦尔德市举行）咨询。杜兰斯基是一位具有广泛眼界的国民经济学家，他积极地从事研究捷克斯洛伐克战前的经济问题，并参与了战后所有的国民经济的基本解决实施。杜兰斯基的报告在和党的积极分子交流中获得了明显的同意。此外还提出了许多意见，希望对一些普遍表示的考虑提出进一步具体化——解决办法。
然而在党的领导层内大多数成员抱着相反的观点，在中央全会之前，杜兰斯基已经将报告送交给他们。遗憾的是没有提出要具体化的要求，仅仅对问题作一般性的标注。在领导层中，占优势的是保守的观点，对这些观点大致可以表示为；所建立的中央控制制度虽然有缺点，但出路并不在放弃基本上已经经过验证的概念，而是消除一些明显的短处。但这是引起冲突的原因——绝对是无意义的。关于这个我们继续努力了30年，而我们在国民经济的有效性方面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营业额。50年代的下半期是最合适的时期，在那个后斯大林时代，有可能将经济制度进行重建。
一直到1957年，还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利用增长的粗放来源，从那时候，开始降低国民收入的年度增长。简短地说，很久之前就已经清楚对整个发展要及时做出反应。同时所有情况都指明一个问题：目前的制度不能做出这样的反应。
领导层中的大多数已经在50年代末表明，所有必须的、有活力的改革，让把它“忘掉”。政治家虽然可以忘掉，但是经济每天提醒我们，特别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没有改革，我们就达不到最佳的质量和结构。
至于对发生在1949—1954年的法院审判案件，到1968年以前，分两个阶段进行了复查。从1955—1956年在第一阶段由那时的内务部长R·巴拉克为首的委员会进行。在1962—1963年对审判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由D·柯尔德尔及J·列纳尔特为首的委员会来进行复查。对违法的判决建议予以取消。在1968年成立了以主席团成员扬·皮莱尔为首的委员会，长篇的报告分析了产生镇压处分的时代并弄清楚了那些参与违法的机构及人员所扮演的角色。在1969年4月之后，所准备的材料提交给了捷共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1969年委员会建议检察官及有关的法官决定对那些至今还没有进行的案件做完全的公民名誉恢复。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仅在1968年，而且在以后几年，再三要求有关50年代的违法的综合报告不要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讨论，更不要公布。根据他的观点，有关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进行的对50年代的案件的复查，不仅没有影响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关系。而恰恰相反是对的。公布这些基本事实：关于40年代末及50年代上半期违法行为的产生及其过程，策划歪曲的叛国案件等，只能是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关系。对它的不断隐瞒使人感到这个重大错误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层，而且也在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样自然会严重削弱国民对党和国家政策及其领导层的信任。原始的皮莱尔报告正确地讲了全部真相：违法的组织反国家的审判的整个概念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机构共同参加，由苏联安全机构策动组织和控制，斯大林和不能加以赞扬的有名的拉夫连奇·贝利亚（Lavrentije Beriji）积极参加。
公布原始的所谓皮莱尔委员会报告没有实现。古斯塔夫·胡萨克在勃列日涅夫的强大压力下，虽然有总检察长费叶舍（Feje？e）及联邦政府总理的抗议，还是屈从了。这样不但搁置了原始的皮莱尔委员会报告，首先还对之进行重新加工。新的版本只包括了一般的确认，说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顺利处理了50年代的违法行为。
古斯塔夫·胡萨克曾被处以无期徙刑，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10年，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他在历史上做出正确的、不矛盾的选择。他同意这个所谓的出于国家的政治上的动机推迟公布决定。这个决定对违法受害者归还了名誉。经常在我眼前浮现在特洛依（Troji）别墅中晚上的争论，在那里G·胡萨克和我以深深的激动心情注意，在苏联第一号人物强烈地再三要求下，满足他的希望。费叶舍和我徒劳地抗议，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完全不能和家庭及其亲近的人作解释。这位“铁的古斯塔夫”——在审判他的过程中他被这么称谓，经过三年半的侦查，他拒绝了在起诉书中的所有控告——眼中带着泪水和明显的深深失望，自己也这么样的做了。
在政治上常有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很后悔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想很快地忘去这一切（有时也胆怯地这么思考），但那些天生的善良的人的本性，感谢上帝，不允许他这样。最近一些时间我内心常常回忆起情景，如何和古斯塔夫出现在柯罗台依斯基城堡（Kolodejsky Zámek）的地下室，在那里的木头密室里独自被关闭几个星期。当我同时回忆起在他的特洛依别墅那个夜里，我必须自己对自己确认，那不是虚构，是的确发生过。
让我给读者补充说明上面讲到的对柯罗台依斯基城堡的访问。那是在1968年6月，古斯塔夫，联邦政府的副总理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起草国家联邦安排的宪法性法律。委员会在柯罗台依城堡工作。他要求我和我的经济方面的同事参加讨论，我在政府主席团中负责这方面事务，同事们现在柯罗台依工作，某些问题和联邦安排有关系。这样我们一起来到了柯罗台依。对城堡我很了解，还在列纳尔特政府时，我作为内务部长和总理一起在城堡改建时来访问过几次。
我没有预先想到，古斯塔夫要带我到那里去——不是进入主要入口的大门，而是向右朝下到地下室。然后我突然想起，大约会有什么事。我们穿过黑暗寒冷的地下室，堆积着一些破旧东西，城堡已经经过改造，但地下室的修复还刚在准备中。我们到达了一个地方，那曾是古斯塔夫·胡萨克在木头密室内独自被禁闭过8个星期的地方。我们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古斯塔夫盐十分激动地对我说：“整整6年，我是被单独监禁，严格地隔离。但对在这里的几个星期，我到什么时候也忘记不了。卢博日只是我想让你见到，我以后不会再和任何人再来”。
是的，一个人在生活中做了某些事，但自己以后不能给予合逻辑的解释。然后他的朋友和同事们也不能懂。最后我们所有人被迫要去接受。如果那一次我和费叶舍博士一起离开胡萨克，我们意识到生活和想不到的情况以及它们的协调如何会和人的命运开玩笑。一个人，他经过三年半的接受侦查，6年被单独监禁，完全没有消息，不知道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围绕他的亲人们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结果他表示了拒绝没有意思的控告，实际上只是用一条命来斗争——他突然不想向公众说出悲剧的真正原因。在我的没有出路的考虑之前，费叶舍博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非常有细节地知道古斯塔夫生活命运的突变。他说：“你知道吗？总理同志，我们其实很幸运，我们今天和博士k完全还能够谈话。如果他承认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他曾经被没有意思地控告，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看见他了。”他的意思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G。胡萨克最初被考虑的是处以极刑。所有逻辑的考虑都指向“伟大国家的某某人”，他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可以强迫人违法遭到几乎10年监禁，他也同样要求（胡萨克）同意在自己国家搁置向公众公布在刑事上和在国民法律上对违法过程的处理。
在1968年我面对审察和解决民族问题。为了历史的真实性，必要在开头就立即谈到细节，就是在1944年，在斯洛伐克发生的事。那时，斯洛伐克民族理事会的领导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要求斯洛伐克共和国被接受加入苏联民族联盟。根据胡萨克的话，那时候，斯洛伐克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从伦敦、从贝奈斯政府圈子以及从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层来的任何消息。“相反”，胡萨克说：“对我们斯洛伐克人谁都不感兴趣，没有人来和我们商量战后斯洛伐克的安排。从布拉格也没有听到那些对我们来说是根本的问题，这样决定了：我们站在苏维埃共和国这边”。突然建议来了，那原来想过的也掉落了。没有一个负责人对提出来的要求进行过工作。“自然对我们没有带来好的宣传”，胡萨克说。对此我想提一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著名国务活动家的命运，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避开类似的甚至于更为严重的决定。某一些曾被实现了，但带来不少的牺牲者。上述的决定停留在只是不恰当的想法。过激的左倾口号“为了苏维埃斯洛伐克”被斯大林断然给予拒绝。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共同国家内的关系，在形成科希策（Ko？íce）政府纲领的过程中，是在莫斯科、在科希策和以后在布拉格多次讨论的题目。捷克斯洛伐克主义，在第一共和国时代实行和宣布的多年的概念，对讨论寻找双方友好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协议方面并不能减轻难度，相反还将问题复杂化了。斯洛伐克领导人卡罗尔·西密德基（Karol？midk？）和古斯塔夫·胡萨克的概念表达了经典的联邦安排。克利门特·哥特瓦德表示捷克民族对联邦至今还没有做好准备。联邦化在1945年还不在当时的纲领内。捷克—斯洛伐克的高层机构当时用不寻常的方法进行了安排和处理。在布拉格是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设全国议会斯洛伐克则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设委派人专署，并设立斯洛伐克民族理事会。在捷克地区响起了异议，为什么捷克人没有和斯洛伐克人相似的捷克民族机关？另一方面，斯洛伐克人反对说：委派人专署的权力不足，提出意见说统一政府被授予了过分庞大的权力，并在关于斯洛伐克问题的决定上，没有应有的关于地方问题的知识。
代替合理地分析如何达到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的改进和完善，1960年来了一个没有水平的决定。在制定新的所谓“社会主义宪法”时，曾用不合逻辑的方法，重组斯洛伐克的高级机构和不概要的连接了它们的立法和执行权。斯洛伐克机构的权力曾经是受限制的，相反加强了全国机构的立法权和执行权。整个来说意味着是不成功的宪法步骤，对斯洛伐克不敏感。但是在1960年接受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气氛下，好像是突然到达了社会主义”。一切都通过了。其后果立刻就到达了。在60年代上半期，特别在后半期，从斯洛伐克方面不断加强响起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的批评性保留意见。这也涉及到了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的捷共中央全会上的人事变动。
捷克斯洛伐克历史明显的说明，联邦制是在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最佳办法。另外的对于双民族国家更好的方案无法加以推荐。古斯塔夫·胡萨克在刚产生的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时就曾是正确的。他在建立科希策政府纲领时就推荐了国家联邦制。
在短时间内制定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SSR）的联邦安排是不容易的，众多的委员会，由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法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感兴趣的专家组成。合乎逻辑地产生了激烈的、充满矛盾的状况。政府总理切尔尼克几次必须亲自参加到讨论中去。
胡萨克（政府委员会主席）对联邦制多年来在思考，也对所有方面都反复认真考虑。他长期弄清楚的概念有时是不适合的果断和坚决，无可忍受地反击某些委员，主要是捷克委员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和他的概念不同的。他拒绝了三方联合组成的联邦，即捷克人、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从布尔诺发出的建议，还拒绝了强力中央化的联邦，这是由伊日·葛罗斯比奇（Jí í Grospi）和兹德涅克·依青斯基（Zdeněk Ji ínsk？）提出来的。胡萨克长久地思考关于比较自由的两个民族的联盟。这种概念由伊日·波古兹沙克（Jì í Boguzsak）提出，但遭到捷克领导人的反对，特别是切尔尼克的反对。最后胡萨克得出结论说联盟在开始的过程中，并不有利于减少及消除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及社会差别。
这样引起了多余的个人反感，这可能会被解释成不希望的民族性的内在含意。
我曾经希望，所有这些在以后的时期，对一些从查理大学法学院来的大学教师或从其他政府研究所来的专家的生活命运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对自己的建议在一些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了辩护。遗憾的是我是徒劳地这样想了。我可以只表示道歉，我们没有能阻止没有意思的审查和政治考核，这最后注定了1989年的政治崩溃。
我已经讲过，在1968年6月我在柯罗台依参加了解决那时具体在货币和银行制度问题上充满矛盾的意见。在委员会中那时审议两种方案，一是保持目前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即捷克斯洛伐克克朗，另外一种是形成两种不同的民族货币，保持一个全国银行还是成立两个具有全权的民族银行，以及从这里逻辑地引出的其它问题。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持有不同的意见，这并不是不寻常的。我的任务是作为捷克的“委员会委员”合理地让大家镇静下来，斯洛伐克小组由胡萨克操心。最后，总算一切都搞妥了。货币和银行系统在以后的30年中没有变动。从1993年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我们那时在柯罗台依所作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经常想应该还是对的。
工作及时结束了，1968年10月28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宪法法律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批判地去评价系统（联邦制），它调顺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在1969年以前的关系，不能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的成功的民族政策等同起来。相反，我们对此有值得夸耀的地方。逐步和相当快地平衡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地区的经济、教育和社会水平，成绩是显著的，这些在整个欧洲都有很高的评价。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1945年之后，在斯洛伐克增多了知识阶层和工人队伍，并且发展了工业化。新建的工厂达到了比捷克的类似企业更现代化的水平。在生产中，科学上，教育及文化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增强了斯洛伐克人民的自信心，这样也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权力中占据更大的份额。斯洛伐克和捷克的经济逐步地取得平衡，特别是工业化的过程，要求的投资为6400亿克朗，此外需要数千亿克朗来恢复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损伤。
与此有关联的是，需要高度赞赏斯洛伐克不同寻常的努力，在1946年，在斯洛伐克农业中占一半的劳动力，到80年代末期，由于农业产品有了重大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只有13%，增加了城市人口，生活中积极地充满了文明的果实。很大部分居民都获得中等教育，高等学校城市不仅是布拉迪斯拉发，还有科希策，普雷肖夫（Pre？ov），班斯卡·比特里察（Banská Bystrica），兹沃伦（Zvolen），尼特拉（Nitra），日利纳（？ilina）及马尔丁（Martin）。斯洛伐克科学家的成绩达到了国际水平。扩大和增添了剧院、音乐厅、画廊、博物馆的分布和规模。斯洛伐克的电影、文学、音乐文化、建筑、雕塑和绘画都有了很大发展。
上面列举的不可推翻的正面事实，我并不是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在各方面都应该赞美。发展过程及两个国家的差别减少还伴随着各种错误，都是没有仔细考虑的各种决定造成的。也引起了互相的不信任。在批准各个五年计划和各个年度计划时都免不了多次激动的讨论，首先是关于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投资的多少。在联邦政府和每个邦的政府里，必须耐心地克服的已不是份额分配，而是对计划好的投资如何最佳地用在联邦国家内，这方面要耐心克服的是纲领方面的整体不同意见。我深信：我们在40年的治理中，在实现战略上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采取了正确道路，从而加强了联邦国家。我没有感到在9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国家的不幸瓦解中，我们参与了多少错误比例，在1989年人们认为不必再走加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国家的道路。事实上早就出现了迹象表明对新的政治安排，整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个匆忙的，没有充分深思熟虑的国家政治决定是没有合理的理由的。
首先在90年代初开始了关于斯洛伐克在联邦国家中的地位的争论。两个成员组成的联盟总是有问题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对另一方行使否决权。1989年11月以后不久，在议会和媒体中就展开了关于联邦的、共和国的机构之间的职权范围的讨论。一个还是三个宪法？联邦宪法和两个民族国家宪法？联邦法律是否高于共和国的？一个警察和军队，还是两个？如果新的统治班子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并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就不会是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成功了——要快，所有都今天做，不是明天。
忽视了斯洛伐克的特殊条件。在解决武器工业的问题时表现出没有兴趣乃至无能。显然企图讨好世界上各强国，进行了武器工业的紧缩和取消，放弃国外市场，而美国、大不列颠、法国、瑞典及其他国家很高兴进入这些市场。没有人考虑替换产品的问题，一切都听其自然。
过了几个月，在一些斯洛伐克地区，失业率高达20%，在是之前完全没有的现象。生活水平下降，物价上涨，情况恶化。
包括股票私有化在内，在斯洛伐克没有获得完全的同意。第二轮（股票私有化）在斯洛伐克由曼奇阿尔（Me iar）政府予以取消。捷克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胃口去说服斯洛伐克人去进行他们自己的改革。他们理解如果解脱了斯洛伐克问题，就会使他们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变得更容易一些。
还有陷入徽章学打击的哈维尔（Havel）总统正好也没有仔细考虑国徽和国名，并且也反映了国家权力的特点。总统——在当时他是没有不正常——完全不能确实得到各政党的支持。
1992年的选举也有助于国家的分离。在斯洛伐克，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党（HZDS）是37%选票，民主左派党获得14.7%选票。在斯洛伐克左派获胜，在捷克获胜的右派没有和他们合作的兴趣。在斯洛伐克大家不讨厌共产党人，而在捷克则受到绝对的阻碍。民意测验也指出对右派的进一步危险：斯洛伐克的生活水平在不久的过去时期提高了，而失业率出现在右派政府时。对过去的发展没有像在捷克那样是尖锐的消极评价。在斯洛伐克，大部分人认为过去的发展是正面的。
将国家分开的意图占了主导地位，但根据所有当时的民意测验，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公民们都不希望国家分开。如此重要的决定，根据民主原则，应该通过全民公决，在全民公决中由现有国家公民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全民投票没能进行。很可能确实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公民们的意见会和克劳斯（Kraus）及曼奇阿尔（Me iar）及围绕他们的院外活动集团的决定不一样。
捷克的右派到今天还是害怕直接民主，全民公决，全民投票。同样两位有权威的男子——克劳斯和曼奇阿尔，也是这样。那时也产生了政治幽默，很好地描写当时的形势：捷克斯洛伐克宪法有多少条款？有一条就足够了：“由克劳斯和曼奇阿尔决定所有的。”克劳斯没有兴趣在联邦中担任任何职务。两位选举获胜者成为民族政府的主席，这在政府中可以更为独立地做决定，不会遇到另一个民族政府的反对。加之从1992年7月20日开始，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没有国家首脑，候选人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没有得到所需要的多数票，他也不谋求斯洛伐克对他的好感。布拉格的右派犯了成堆的错误。瓦茨拉夫·哈维尔离开了沉下去的船而退位了。政治家们商量好的希望国家分离只需要联邦议会的投票确认。
我在1989年以后，已经从自己在伊塞拉山区（Jizerské hor？）的永久宅居，来观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分割（没有人确切知道为什么和怎么样，宪法不是宪法，公民公决不是公民公决），总统远离城堡，以“不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关系进行反宪法的修改，用另外的话来说，对共和国进行拆卸。在1992年，这是一次不能相信的、不实际的对这个英勇国家的两个民族进行操纵。
我不知道，在高等经济学院怎么教的，但在查理大学法学院教过我们：对现存的国家做出决定的是公民，是选举人——不允许用其他方法。也许工程师先生们是从“这种要求不适用”学院来的，但这种要求原则上是适用于民主世界的。但另外一位合作伙伴，曼奇阿尔先生，法学院毕业的，应该受过最高国家权力一类问题的教育。也许他没有听过这门课。
也许值得沉思的是：如果在1945年，当人民民主国家诞生时捷克斯洛伐克就已经采用联邦制，那情况会怎样发展？会在1992年发生这个不值得称赞的众所周知的插曲——违宪分割国家吗？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紧密的结合的，全面联接的，在中欧和许多国家相邻而居，对此我没有答案，目前的发展并不要求这个答案。只有在以后的年鉴中，将只在未来的年代才会产生，将会载入，也许会详细地描写这在我们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我是捷克人，甚至于南捷克人，与这件事有关，我感到有义务来说——我不掩盖我有时在单个政府或联邦政府中有过——我们捷克人中多数人有低估和轻视斯洛伐克人民的兴趣、天才和能力。我深信，这不是蓄意的，也不是自私，而可能的是从不知什么地方，从不知谁那里继承过来的一种感受。我们不是一直，也不是我们中所有的人对斯洛伐克人以明显的尊敬来称赞他们。斯洛伐克人对此不责备我们，但是对此也领悟到了，他们对比看作是某种偶然的不恰当的行为。我现在不想表示歉意，也不想向谁致歉。但我想承认我们捷克人——也许晚了一点——曾经有过这些不好的表现。好的事情对谁有益？对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我们是朋友，以后也愿意是朋友。
社会对政党的信任，这是在生活中对每一政党的根本的、敏感的、客观的、经过考验的信息。在那时候，在我国，经过考验的关注公众意见的系统没有实行。不是说党的机关没有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党在县、工厂的活动。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缺少对准确的全貌、所有都不经过任何的涂脂抹粉的批判性的了解。我深信，捷共并不是很有成绩，即使在1960年的宪法中写入了党的领导地位。这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宪法中规定了我们有在政治系统中的领导地位，因而信任——在实际中还有权力——我们永远也是有保证的。
在60年代，在这之前，还有1948年2月，批评了一些党的机关及组织代替国家及经济机关，这种不正确的工作方法的逻辑性结果是引起了怀疑：哪里是实际上的领导？谁对这或对那负责做出决定？是县的党委，还是县人民委员会？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是政府？需要系统地公开地来回头看一看：评价各种任务，研究党的位置和工作方法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更新在社会中的信任，加强健康的政治气氛。特别对于已经执政几十年的政党更为重要。捷共自然已经是。
我经常回到根本性的思考：为什么我们在50年代下半期没有掌握已经过考验的党从1945—1947年的政治实践？当时我们没有许多的党的机关、志愿人员积极地在村里和工厂里成功地宣讲党的政策。
从1948年开始，党的机关大量增加，原因说是要通过它们检查和影响国内的一切。这是错误的概念，从外地拿过来的不好的模式。
当我谈到党的机关，我的意思不是降低它的不可被代替的作用。在现代，不管在什么国家，不能想象一个政党，在没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的状况下能够进行有效率的工作。党的机关必须为所挑选的机构准备解决问题和提出决定问题的建议，而由所挑选的机构做出决定，成绩首先取决于：所挑选的代表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是不是专业地做了很好准备。我十分惊奇地注视过由博胡米尔·西蒙（Bohumil？imon）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国民经济部的高水平的工作。从地方机关我高度评价捷共俄斯特拉发（Ostrava）州委的优良水平。在最后的几十年中，我在政府机关的同事中遇见过一系列俄斯特拉发人，他们正是从州委层次的工作中积累了经验。
遗憾的是，所有对选举系统的迫切需要的修正，和对社会安排的改革步伐都不断遭到推迟，特别在民族阵线中。改革应该是向着最适当的安排，向着执政的团结制度。向着民族阵线中各党的平等地位。
如果想做到有成绩的政治家，在眼前必须经常有几乎达不到的要求——接近理想，最好的政治是一个人感觉不到的。
执政制度是在每一个体制下必须首先给予注意的，我几乎妒忌匈牙利朋友，他们正是对这个问题，社会的民主运行系统地进行过讨论，而且寻找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他们思考，如何将国民联接到解决公共事务中。我知道，正是匈牙利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这个方向走得最远。卡达尔的领导层走到了市场的部分自由化，允许，特别在服务、商店和手工业的私人成份。卡达尔捍卫他的观点，在经济领域中价值规律无情地在起作用，如果我们不尊重它，合乎逻辑地就要造成解决不了的困难。他强调指出，不是所有的国民都同意我们的意识形态或者我们的政治观点。但是我们要在尊重宪法的情况下，带着全部的宽容允许他们发表意见。
亚诺什·卡达尔（János Kádar）在政府总理捷尔吉·拉扎尔（Gy？gyho Lázár）和翻译（以后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大使培雷·科瓦茨舍（Bély Kovácse）在场下，坦率地分析了社会的民主安排问题。他强调，不是所有的匈牙利人，特别不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懂得这个问题。当这个卡达尔的观点在高层的国际会议上响起时，不是所有的参加者表情都很愉快，我和亚诺什·卡达尔在1970年——1987年，定期在布达佩斯（Buda-pe？t）会晤。在他一旁总是有匈牙利政府总理捷尔吉·拉扎尔，令人有好感的，严肃的讨论问题的政治家，他和我有最好的关系。我们共同解决了那个悲惨的、由于历史原因有点错综复杂的、50万在南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
如果我考虑我个人认识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卡达尔无可争议的是一个关键的形象，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领导人。
在60年代后半期，我们面对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需要迫切地加以研究。那些重要的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各政治案件的复查，国有化的范围和形式，经济的管理制度，共产党的任务和党的位置，民族阵线，选举制度，捷克人和斯洛伐克的关系。当然思考这许多问题的重要性，它们是在1968年以前堆积起来的，需要响起一个问题：它们是怎样造成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干脆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将它们堆在我们面前——有些已经几乎20年——或者我们曾经只是“咬了几口”，而将原则上没有解决好的搁置下来。
在1968年初，解决复杂问题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领导层面前十分复杂的要求：在解决各个关键问题时要明确其范围和相互关系，现实地评价时间连续性和及时估计国内外紧迫改革步伐带来的预期结果。
为什么没有能及时地解决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关键问题呢？这怎么完全可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可能往后拖延问题的解决了。有时我们和同事们谈到，也许不是某些“从上面来的干涉”，使得证明目前的领导是无能无力的，并且准备广泛的人员变动的条件。自然没有任何的机器以外的干涉，但是对改革的彻底反对，拒绝对没有证实的东西进行检查。我们应感到难为情，因为我们做了错事：我们估计是所采取的决定方式不正确。误解是人之常情，专业的人也会做错事，但只要是能够承认错误、承担个人责任和消除消极后果。遗憾的是党的领导层没有控制住。所有都明显地导向了广泛的人事变动。
让我们引人注目地提醒，在我们国家1989年之后发生了些什么？专业上没有经过准备的个别人，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各种措施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切引起了地下活动。骗子！几十亿的损失。没有一个人承认，相反，带着高声的欢呼面对这个国家的盗窃的继续。可能有的人将先发表不希望的捷克历史在世纪之交的重演。有罪的将不是指私有化者，不管是股票私有化还是其它私有化——而是正常化者。这种欺骗论点还能嚣张一会儿——然而不会长久。
快到1967年年底了，首先在中央委员会的九月全会上，安托宁·诺沃提尼批评斯洛伐克负责工作人员不正确的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行为，斯洛伐克领导人对此指责表示拒绝。下一次全会将在1967年12月举行。在这两次会议的中间，在党内，特别在中央委员会讨论有必要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做广泛的人员变动，包括更换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1967年初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对建议解除他的党内最高职务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表明是五名主席团成员同意，五名反对。关于谁当新的第一书记的建议，由于上述决定不了的情况而没有讨论。主席团讨论的结果在1967年圣诞节前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次十二月全会在布拉格城堡的缪利巧那宫（Mlí ovna）举行，讨论了两天——中止。在1968年的第一个一月周结束。党中央全会决定解除安托宁·诺沃提尼的第一书记职务。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r Dub ek）被选为第一书记。
在这三次中央委员会全会的过程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关系问题占据了重要位置，没有感到惊奇的是，虽然最主要的，等在门前的不能再拖延的改革，是国家今后繁荣的重要前提，却仍然有点儿摆在后面。我曾衡量过，特别是那些讨论发言人，他们强调人事变动要紧密联系专业性，联系治理能力，联系解决改革步骤，这是国家进一步顺利发展的条件。从总的讨论气氛来看，表现出有争论的各种关于捷克族人和斯洛伐克族人的关系的观点。然而由此得出结论，在解决人事变动方面，最好考虑，最终优先考虑斯洛伐克领导人。我想，这种考虑不可能在这突然形成的情况下予以忽视。这样有助于选择A·杜布切克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以后几天、几星期、几个月。应该考查一下，是不是党中央委员会在选举新的第一书记的时候，照顾到艰巨的要求？这些要求是1968年年初，党的第一号人物要面临的。在每一次人员的变动时，负责或主管人员，要求考虑有一个评价准则，也即我们期望新的人，仅仅继续原来的路线（可能有小的修正）或者进行根本性的纲领性的变动——这个情况得出最高层的统治概念。在1968年摆在新当选的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面前的是不寻常的大量的程序：准备和实际贯彻的政治安排，实行经济体制的变动和准备国家的联邦安排。
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出了结论，这个基本观点在选举新的捷共中央的第一书记时没有给予思考。
虽然这也是正确的：在最高的党的国家机构中，是集体做出决定的。但是第一书记的角色在下列情况下是不能被代替的：当基本的纲领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改革不仅要贯彻到自己的国家，还要在外国朋友及盟友中找到理解。
除了杜布切克，还建议过其他的第一书记候选人——当时的政府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政府副总理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鲍胡斯拉夫·拉西多维茨卡（Bohuslav La？tovi ka）。切尔尼克拒绝对自己的提名，并考虑讨论中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关系问题，推荐选举A·杜布切克。我坦率地说，切尔尼克工程师由于他的见识、果断性格和专业素养具有演好这个复杂而艰巨的角色的最佳前提。时间是不留情面的，机会只会给得懂得捷克斯洛伐克是处在什么样复杂情况下的人，这种复杂情况下要求她的政治领导层提出在社会和国家中进行重大的纲领性变动。如何去控制和友好国家——华沙条约成员国，特别是和苏联的关系问题？这一切都要求明确以下的概念：我们准备做什么？有说服力的论证，广泛地和友好国家有影响人士的接触，麻痹几乎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敌对的激进集团：东德的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波兰的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在1968年1月开始的日子里举行的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在准备各个改革步伐时不应该丢掉时间。在中央第一书记人事上的变动显然表明，接着将有进一步的人事和纲领变动。必须及时地向社会提供消息：政策在我们国家将朝着什么方向行进，对国民的利益会有什么触及。这些不仅对我们国家，也对经互会（RVHP）及华沙条约各友好国家来说都十分重要。
我们的战略道路，指向政治、经济及系统的法律改革自然也会引起反对和不同意。首先必须面对保守的观点，它拒绝任何的改革，相反，他们希望继续所谓过去20年已被证明的政策。他们不是改革的支持者，相反他们等待我们犯错误，等待我们失败。另一股社会中的潮流表示要毫不含糊和战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资本主义体制完全一致。新产生政治联合会，各种俱乐部号召回到慕尼黑前的共和国的各种关系。与此有关，在迅速积极起来的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超自由主义的集合，它们要求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实行超级自由和超级民主，这些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东西。西方国家的媒体留心观察，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什么？特别在几周数月以后将会怎样？他们在头三个月几乎没有做什么。只有一些国内和外国的媒体发表了各种发展方案，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要结束了。
政治领导层在做什么？以A。杜布切克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定期地开会、讨论、但不作决定。只有在两个月以后，批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准备下一届党代表大会的程序文件。这个委员会没有得到那怕是框架式的要求，到1968年5月或6月才做出了一定的建议和草案。在这种情况下，从媒体冒出了各种纲领性措施的改编版本，对此没有一个人从负责机构的地位来准备加以反应。民主的讨论伴随着混乱的观点，对此没有遭到有说服力的反驳。局势由于公布的党的行动纲领而获得了导向，当然在大部分媒体中，这些发表出来的信息，据称有些是次要的，无关紧要的信息。在友好国家的中央报纸上频繁地出现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发生的一切的批评性警告。
在工作委员会上，在公共的讨论中，合乎逻辑地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些被接受，有些被拒绝，而媒体发表的主要是那些没有被接受的地方。大部分采纳的意见好象是被遗漏了，没有登出。社会上在支持新的政治领导层之外，增加了一定的不可靠。最高领导人们的各次正式讲话也被收听，但没有带来需要的使社会安静下来和积极的参与。每天都很明显，政治领导层表现出太多优柔寡断。1968年的头8个月，在我们家里（指国内）没有成功地控制住局势。
我们很少有效的工作活动反映到了国外，特别是在友好国家。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中央报纸和其他媒体上发表了许多对我国局势的最有批评性的评价。采用半真半假和想象出来的意识形态上的编造，警告我们国家面临政治崩溃，苏联报纸及媒体没有对我们攻击。匈牙利对我们比较宽容，主要是比较严肃，或者采用正确的观点符合我们的确在进行的事情。整个来说，我们对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薄弱工作造成了相互关系中的不良后果，我们不能相信的是，主要的在莫斯科，领导人说所有发生的我们这里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是符合和我们的合作和使合作取得成功的。我们没有开展所有可能的活动去告知各个国家所有的有影响的领导人，用今天的词来说，我们的院外活动太差了，所有现存的环节都要开动起来，去抵御不断增长的媒体关于背叛社会主义的责难。遗憾的是，捷共的第一人物在这里没有成功。
杜布切克尊重人民希冀在自己国家自由做出决定的强烈愿望。他解释为“人民型的社会主义”。他具有领袖的感人魅力，与捷共其他的领导人形成尖锐的反差。他十分讨人喜欢，这在党的领导人中很少。亚诺什·卡达尔，匈牙利社会党的第一书记，十分了解杜布切克，并说：捷共第一书记应该得到支持和理解，他断定：“在他那里没有一点儿的傲慢，——相反，是非常不幸地被选到如此负责的职务上，他确实在忍受痛苦，在他面前有如此多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也是把杜布切克看成是正直的共产党员和苏联的忠实朋友，当然，他并不乐意同意杜布切克没有明确宣布的政策，相反根据他的声明干脆努力“帮助杜布切克同志继续那条固定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捷共至今一直在内政问题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奉行的”。他强调指出，他认为所宣布的改革纲领是小孩放肆地对将人民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苏联的忘恩负义。
纪念“二月事件”20周年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来参加了，苏联领导人对放松新闻检查和党领导层中的大量人事变动表示了不安。接着在1968年3月中旬的苏共政治局表示说：“把希望寄托在杜布切克身上还不能肯定，但可能发生，解除诺沃提尼的总统职务，然后将轮到杜布切克。”
不能忘记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j Kosygin）在70年代和我几次重复地讲，大家在第一时间对杜布切克就不懂，因为他不会对具体的问题作清楚的回答。大家都怀疑这个男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有没有能力代表作为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人。
在我国和其他华沙条约缔约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天比一天增加。这些国家的协商会议（第一次是1968年在德累斯顿，第二次在华沙——遗憾的是我们拒绝参加这一次）上，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共提出了严重的指责，说我们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莫斯科，以后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iena nad Tisou）举行了捷共和苏共的双边会谈，结束时华沙条约缔约国的领导人们联合发表了“布拉迪斯拉发宣言”。
A·诺沃提尼退出总统职务在莫斯科引起严重的不安。同一天，1968年3月21日，勃列日涅夫通知苏共领导层，日夫科夫（？ivkov），哥穆尔卡和乌布里希同志不断地要求采取某些措施。在这些天里，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出对全国各党机关的第一号通告，说注意到了不论杜布切克如何保证，事态的发展朝着不利的方向：批判地评论公民社会的倾向，削弱党的领导作用，放弃经济的计划管理制度，独立外交政策的提法等。据说西方支持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裂。
在3月23日和24日举行了捷共领导人和华沙条约五个缔约国代表团的德累斯顿会议。根据保存的记录，匈牙利党的领导在会前不久就对会议的主题提出保留意见，会议主题将是力图将捷共摆在被告席，对她进行所有可能的控告及其引起有害后果。勃列日涅夫在开幕词中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产生了反革命情况，党丧失了对通信手段的检查，在诺沃提尔退出总统职务的事情上退让。乌布里希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希望审慎的要求，在这个阶段，批评略为不那么激进。他（乌布里希）指责捷共使出版自由化，说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是正确的例子，而捷克是不正确的政策，但避开了使用“反革命”的字眼。
相反哥穆尔卡完全不注意勃列日涅夫的要求。根据他的话，说杜布切克在3个月中做的错事比诺沃提尼10年中做的还多，因此“布拉格的反革命满街走”，叫嚷：“你控制不了！”出席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成员（除了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还有列纳尔特和比拉克（Bilak）一起回来后在私人谈话中承认听到了使人震惊的侮辱性的野蛮的责骂。只有匈牙利的卡达尔基本上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他承认，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存在反革命成分，但赞扬了捷共对付这个危险的努力，而且拒绝使用武力的任何倾向。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通常的策略中，通知德累斯顿卡达尔的公式是政治解决，而决不是军事解决。在这个阶段——在那些周，在1968年的4月、5月是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国家领导人以建立这种合理政策的战略观点的机会。在1968年4月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形成倡议，基本上得到了进步翼的大部分支持，倡议直接请求这样去做（指政治解决）。许多领导人，但不是所有的苏共及其他华沙条约国的领导人的观点，是为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所了解的，遗憾的是，机会仍然没有予以运用。
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也没有引起克里姆林宫立刻的负面反应，纲领在自己的内容上怀疑了整个关于社会体制和统治方法的苏联模式。新的宪法将保证至今程度不寻常的公民权利，并实行在候选人之间进行挑选制度，确定了更为积极的欧洲政策的要求，大家都明白不是迟钝呆板的官僚主义的，而是合理协调外交政策。莫斯科的“真理报”甚至于在4月12日还部分公布了行动纲领，没有作任何的评论。选举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Ludvík Svoboda）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消息作用于莫斯科领导层以一种安静下来的感觉。
等待着苏联对行动纲领的反应总是一定会来到的。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比拉克5月4日在莫斯科的访问中，苏联领导人已经发出了对捷共政策的变得严重和尖锐的信号。勃列日涅夫来了建议：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并附带了话说：“这样捷共的领导层将处在压力之下。演习一定会引起报刊的抗议，但我们有助于在捷克斯洛伐克保持社会主义，每一个人都将记住，和我们不能开玩笑”。同时他谴责了行动纲领，据说它打开了恢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他首先疏远了杜布切克，描述他和捷共一起“掉了脑袋”。
已经在5月8日，华沙条约的四名领导人——没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参加——商议了使用军事压力手段的必要性。乌布列希，哥穆尔卡和日夫科夫同意，只有卡达尔一直继续声明自己的观点“在这时刻，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反革命。绝对不同意哥穆尔卡的原始意识形态公式，也不同意使用武力”“事情不能这样来解决，我们称毛泽东和他的人们是狂人，卡斯特罗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齐奥塞斯库是民族主义分子，捷克斯洛伐克人是疯子。如果我们需要批评个别什么人，我们最好首先从诺沃提尼同志开始，而不是从杜布切克同志。”
当卡达尔不能阻止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的决定和对行动纲领的批评观点，接着就来临了对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态度上的预料不及的转变。
这发生在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赛·柯西金在5月17日——25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访问之后。柯西金在国外被认为是除了葛罗米柯外长之外的苏联事务主要的被承认的权威。柯西金断定，勃列日涅夫过分处于军队的压力下，那时他没有能力找寻到最佳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现实的负责的步骤。在5月16日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转达了并同时推荐了元帅们的希望——如果布拉格不同意进行演习，将需要采取决定用其它方法进驻军队——柯西金向他提出了逻辑性的问题：“好的，我们派军队去，接着怎么办？”勃列日涅夫及元帅们没有回答。
我转个弯说一个讽刺的注解：好像是柯西金在这个情况下教育元帅们要考虑以后的几年。大家都知道，在研究要不要决定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时，大部分元帅都不同意，没有回答柯西金类似的问题——国家被我们占领了，但是以后呢？阿富汗冒险首先曾经是政治家的事，而不是军队。那时勃列日涅夫没有做出什么成绩，阿富汗是他的大失败之一。
回到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当部长会议主席表示了选择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战略的根本怀疑，他被要求去访问这个国家并核查一下当前的局势。这样就产生了柯西金的卡罗维发利的疗养，时间为1968年5月17日——25日，他接触了许多领导人及地方工作者、普通的公民、国内外的温泉访客，他孙子伴随着，孩子会很好的英语，柯西金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情况，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带到克里姆林宫的情景完全是在友好国家的另外一种面貌。原来他认为“健康力量”（理解为保守势力）代表着结实的影响，对杜布切克起着真实的威胁。他回来之后却成为彻底的妥协论的捍卫者。他确认了，在那边，整个的气氛和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通讯员所描述的不一样。对所有接触的分析和材料指出——宣称——在国内没有比杜布切克、斯沃博达、切尔尼克更高的权威。他要求据此引出适当的结论。为了更清楚地表示他考虑什么，他补充说：和布拉格领导人谈话比和齐奥赛斯库、铁托或菲德尔·卡斯特罗要容易得多。这样经常摇摆的勃列日涅夫又回到他原来的信任杜布切克的位置。
5月底苏联部队进来演习，促进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众激进起来，并加强了改造之翼。反映在得到大量支持的“两千字”声明。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切尔沃涅柯大使原则上拒绝使用武力，并且声明：“军事演习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苏联部队应该立即撤回。人们不支持我们士兵的存在，如果把他们放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有人都要反对我们”。苏共政治局1968年7月3日会议上进行了充满矛盾的讨论，犹豫不决的勃列日涅夫用声明来做了总结：“需要让我们弄清楚，是不是在评估捷克斯洛伐克局势上我们没有弄错？然后我们将进行我们的下面的步伐”。决定在华沙再一次召开五国和捷共领导人的会议。
我记得在那7月的日子里，7月4日——6日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决定参不参加华沙会议。党的负责人从自己从3月份德累斯顿会谈中的侮辱性的、有损尊严的讨论的记忆，认为这次又会遇到相似的命运及绝对的、不能接受的结论和要求。没有得到消息说勃列日涅夫倾向于考虑，是不是在评价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有没有弄错，最后在公众意见的压力下，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参加华沙会议，卡达尔挡住我们的拒绝，通过努力，做到了把这个会议推迟三天，在这期间，他试图使杜布切克相信这次商谈的目的，杜布切克在华沙会议的前一天和匈牙利领袖见了面，但是没有谈妥——的确几乎还争吵了。根据卡达尔的意见，杜布切克及整个在布拉格领导层中的改革之翼从1968年1月以来犯了最大的错误。代表团到华沙去，可以有完全不同于布拉格等候的会见。匈牙利领导决定给政治解决以完全支持。还有波兰哥穆尔卡的立场在华沙也同样倾向于政治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拒绝参加，使勃列日涅夫及其他与会者认为是侮辱，认为是反对任何讨论的表现。
这符合华沙会议的困惑结论。决定不再采取进一步的步骤，认为会刺激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众舆论。通过了给布拉格的信，目的为加强整个的谅解。同时采纳了捷共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双边会谈的建议。华沙只肯定了一点：怎么样的可能性可以提供，如果杜布切克和其他人来带着思考好的保卫国家利益的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70年代，一位华沙会议的参加者，波兰代表团的成员向我讲述了乌布利希跟勃列日涅夫的尖锐争吵。勃列日涅夫和乌布利希的过激的观点进行了辩论。乌布利希说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军事干涉是必要的，对此乌布利希引证了自己在战前工作于第三国际最高机关和经验。指责勃列日涅夫是机会主义者，要他对拒绝打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负责。正如我的伙伴坦率地向我讲，乌布利希把勃列日涅夫说成是一个小孩子，当乌布利希开始在莫斯科工作时，勃列日涅夫据说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这个概念。在小学据说他政治课也没有学过。
不幸的是对华沙（会议）的抵制不仅仅是一个战术性错误，而且显示出整个布拉格之春的过程的特点。没有人敢于在公共场所露面并且坦率地警告我们现在面对着威胁我们国家的危险。以杜布切克为首的1968年1月的人们就是没有起自己的领袖作用。大学生，社会民主派，知识分子精英，特别是所谓的党内知识分子都不想听关于政治的战术。这是所有当时的情况，被滥用来宣称和证明在布拉格有反革命。国内的媒体使公众安静下来，说西方大概不会同意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武力干预。
西方各政府对布拉格之春的实际立场怎么样，可以明显地从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1968年8月21日晚接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Dobrynin）时的态度看出来。大使当时向总统宣读从莫斯科的来信。在信中谈到了关于“国内和国际反动派的密谋，关于布拉格要求华沙条约的帮助及向美国政府保证，一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威胁被排除，干涉部队自然将立刻撤出”。约翰逊总统的反应使苏联大使感到惊讶。总统感谢告诉他消息，说关于这一问题将和国务卿罗赛克（Rusek）讨论后给出答复——如果需要的话。然而转向另外的题目，关于准备着的苏联访问。会见在快乐的调子中结束，饮了威士忌，叙述了约翰逊故乡德克萨斯的故事。约翰逊总统和国会领袖在和将军们讨论时宣布，有必要承认“苏联军队地位及华沙条约的现实”。据说莫斯科评价说：“我们在合众国这里，不是喜欢打架斗殴的人”。这就是可以触摸到的对口号“西方对此不会允许”的真实解释。
如同在华沙商量好的，接着举行了苏共和捷共的双边会谈。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的几天会议，以尖锐的意见交换而结束（即使按照卢德维克·斯沃博达总统的描述，讨论是充满严重的指责和个人侮辱），指出需要寻找政治解决。在这次会谈和接受布拉迪斯拉发宣言之后，苏联方面不断要求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是四人代表团（杜布切克，斯沃博达，切尔尼克和斯墨尔柯夫斯基（Smrkovsk）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许下的诺言。是关于改组内务部，成立单独的安全部，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Josef Pavel）离职，捷斯特米尔·齐萨日（estmír Císa）及弗朗基舍克·克里格尔（Franti？ek Kriegl）离开党的职务，伊日·潘里康（Ji í Pelikán）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勃列日涅夫在多次电话谈话中再三要求杜布切克，对已经互相商谈好的，要兑现。杜布切克提出论据说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对所许下的诺言不能够加以实现，从长时间电话谈话的书面记录可见，杜布切克被公开地指责为欺骗及对苏联伙伴说假话。勃列日涅夫断言：“是你倡议提出这个诺言的”。对于出现这种情况，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说：对当前的状态“我们被迫要对情况重新估计，并采取不能回避的步骤”。
无疑地，那些所谓的在蒂萨河畔切尔纳所答应的人员变动可能会损害杜布切克的权威，也有损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信，但如果考虑到军事占领对国家的整个威胁，那这也许是历史的有原因的让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层中，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这样去考虑。亚诺什·卡达尔在长达13小时的和杜布切克的谈话中，还企图使他相信，谈好的人事变动是需要进行的。“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和什么样的人（意指克里姆林宫的人）做什么吗？”杜布切克没有懂这个。武装干涉的拥护者拿到了绿灯。
受委任对武装干涉进行政治监视的苏联政治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在8月21日以后指出，在这以前一个月，柯西金已经断言：“健康力量在党内和国内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原来的先决条件没有实现。考虑中的工农政府没有成立，产生了复杂的形势，对此是苏联领导层在华沙条约五国参与下完全没有准备的”。
已经公开的档案谈到了两个重要的事件，勃列日涅夫不愿意也不能够允许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但是在面对8月21日之后的形势下，他要寻找可以接受的出路，即使做出根本上的、原来完全没有考虑过的让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Podgorny）及伏罗诺夫（Voronov）在1968年8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谈话。从这次谈话的目证人及书面记录中明显看出，勃列日涅夫没有表示隐瞒，说认为这是给健康力量下的赌注，军事解决是错误的，他的希望是想尽快找到出路，并要求杜布切克提出建议。与卡达尔一样，他也是同意迅速撤出军队。他重复地说：“我们忘记曾经发生的事”。“我们不愿意干涉，我们将来也将不干涉”。“我们不想把捷克斯洛伐克保持在占领下”。这时已经不讲关于人事的变动，而是乐意宽容一月后的过程。“你们的政府可以按照在捷共中央一月和五月全会上通过的原则进行工作”。勃列日涅夫不断地重复要求杜布切克提出具体的建议，这中间也可以包括军队迅速撤离的日期，然而杜布切克没有说，也没有能力去制定这个建议，他只是重复地说，感到十分不舒服，不能做什么建议。需要指出，实际上的被苏联俘虏并不有助于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心理状态，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对他进行不管什么的责怪都是不对的。
有必要尖锐地提出问题：目前能接触到的资料是否是综合的、整套的？书面记录（显然不能是速记记录）本质上包括所有的，记录者由于条件原因可能会缩短内容或者改变一下。我从和切尔尼克的谈话中知道，杜布切克对这次会见——在其他代表面前据说是保密的——谈到了他要求谈话须有他的同事参加。但对此在那一天没有能做到。为什么勃列日涅夫没有将他传递给杜布切克的观点在和整个代表团会谈中重复地说？从今天能接触到的档案中没有能弄清楚。
起初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卡达尔的方案——迅速撤出军队，回到8月21日以前的状态——为什么被否定了？始终是存在的问题。现有的资料及回忆录都没有说清这个问题，从这个观点怎么会最后变成完全不同的包括在最后的“莫斯科议定书”中的观点。
勃列日涅夫经过进一步的酙酌，最后显然是倾向于激进分子，并表示同意所谓苏军暂时驻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人能够说：是，这种事情是有的，这就是政治。我确信在那时候（上世纪60年代末）政治已经不存在了。只有赌博，属于——老的那时候还没有静寂下来的政治破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