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解除了安托宁·诺沃提尼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原来在党领导层中占优势的意见是A·诺沃提尼应该继续保持国家的最高职务。但是社会的大多数意见（根据进行的民意测验）和这不一致。经常响起对他的差不多17年担任第一书记期间的活动的批评意见，说他应该对不彻底的、经常拖延的50年代政治案件的检查负共同责任。50年代他已经是党领导成员。在中央全会上，胡萨克指责诺沃提尼作为总统，对多数人的申诉和个人申诉还没有做任何事情，这样他间接参与了“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分子”的几乎10年的监禁。解除安托宁·诺沃提尼担任了11年的共和国总统职务是对50年代以来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更换的继续。接着来临了大量的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的变动。我个人尊敬安托宁·诺沃提尼。他是一位很热心，并随时准备着倾听同事看法的人，能够仔细思考普通人的意见。但有时候他做所谓的草率决定，对他不会引起困难将事情重新拿回来，并采取原先拒绝了的看法。他是谦虚的、勤奋的公务员。也许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能够有助于一个人被选到最高职位的情节，但这里我们不是指那些原始的认识。相似的一些达到最高统治目标的道路可以观察到在世界上各处都有。只有一个差别：在有的地方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金钱——在我们这里自然没有过。对安托宁·诺沃提尼的生活和工作进行研究要和人民民主国家阵营战后的发展联系起来。
几乎在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领导队伍的问题出现在50年代下半期，特别在60年代，那时统治体制要求变化，但是战后队伍对此没有准备。当主管负责人被有能力的、在那阶段有专业准备的同事们及顾问们所围绕，同时他自己也力图懂得和掌握基础学识和改革的本质及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然后他踏上了上台阶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出现分歧。在第一阶段主要是对那些变动和改革的捍卫者和传播者。只有在接着下去，铁的逻辑，要追究那些“不可教育”的主管负责人的责任。安托宁·诺沃提尼没有能够及时围绕一批能干的专业人员。相反，对系统的解决问题的各种提议和建议到他那里和他的周围，就好像碰上了一面不可穿透的墙。
至于说到A·诺沃提尼的50年代政治案件的共同责任，必须指出，第一书记犯了重大的错误，没有及时弄清楚50年代的案件的所有一切。当他被选为总统之后，应该运用他的绝对权力和宣布有充分根据的大赦，从此可以得出公民权和名誉的恢复。这要求有政治无畏精神。
为了历史的真实，需要声明，在安托宁·诺沃提尼时代，捷克斯洛伐克是华沙条约成员国中唯一在其领土上没有驻扎苏联军队的国家。当N。S。赫鲁晓夫正式地向A·诺沃提尼提出来这种建议时，总统、捷共第一书记拒绝了。A·诺沃提尼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有十分接近的私人关系。相反，勃列日涅夫几乎不容忍诺沃提尼。这有其原因，当赫鲁晓夫1964年从捷克斯洛伐克正式访问回到莫斯科之后，过了几天，他就被解除了一切最高职务。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告诉诺沃提尼这个变动，并且自我介绍是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们的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指责勃列日涅夫，说在莫斯科怎么通过了这样欠考虑的决定，并且有点激动地在本质上“骂”了勃列日涅夫。对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人他甚至于忘记表示祝贺。这样地在相互的私人关系中发脾气一直到了1967年，诺沃提尼在捷共领导层中讨论对他本人的解除第一书记职务时，邀请勃列日涅夫来布拉格。
从今日可以看到的信息中，勃列日涅夫和他在苏共领导层中的同事们在1964—1967时期对捷共领导层的状况只有表面的了解。主要依靠来自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和驻布拉迪斯拉发的总领事馆的信息。对布拉格之春的未来的主要代表人物——除杜布切克之外——克里姆林宫实际上一点也不知道。希克（？ik），根据他们的观点，是从南斯拉夫模式中获得了灵感，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对切尔尼克他们抱审慎的态度。勃列日涅夫特别对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伊日·亨德利希（Ji í Hendrych）有保留意见。据说是由于他有不良野心。
在今天可以看到的材料的基础上，我感到惊讶的是，莫斯科那时没有关于党员和居民之间的情况的比较清楚的信息，甚至于连概念也没有。只有从杜布切克、列纳尔特和比拉克来的消息才提醒了他们，诺沃提尼的地位很危险，诺沃提尼可能被撤职并“带来不可预见的政治后果”。勃列日涅夫对安托宁·诺沃提尼有自己的保留，然而在1967年12月来到了布拉格，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他的代替，而是保持稳定和在主席团中“恢复和平”。在城堡1967年12月8日和9日进行了政治马拉松，长达18小时无休息——下午，夜里，第二天上午，他与所有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的著名人物都进行了谈话。据说所有的人都对诺沃提尼埋怨。但是对需要的改革政策没有提到。据说就是杜布切克本人也是除了民族问题以外只批评了一个决定，说他没有被列入在莫斯科庆祝革命六十周年的代表团。我不知道诺沃提尼对这次使命等待什么，勃列日涅夫没有保卫诺沃提尼。“这是你们的事”，他唸唸叨叨。第二天他离开布拉格，在1968年1月他（勃列日涅夫）祝贺杜布切克就任新的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而8个月以后，在1968年8月他派遣苏军到我们国家。
解决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问题的纲领及其概念在A。诺沃提尼时代是政策中的薄弱一页。那个陈旧过时的马萨里克-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主义不断影响着布拉格的政治中心，包括共和国的总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靠限制各民族的权利来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这样的观点可以从一些十分有影响的负责人那里听到。这种不现实的，对于国家及对于两个民族都不可接受的观点应该尽早尽快暴光。然后当“有人”告诉总统“信息”和诽谤：发生在斯洛伐克螺母中的“所有都是坏的”。这是作为政治丑闻来关心的。这是在1967年秋天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发生的，并且明显影响了最高领导的人事变动。
我同意了解除A·诺沃提尼的高层职务。但不同意，现在也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及政治上的诅咒。不能这样来论述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A。诺沃提尼退位之后，需要进行选举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在广泛的国民讨论中建议了许多候选人，最常常响起的名字有军队将军卢德维克·斯沃博达（Ludvík Svoboda）及原教育部长捷斯特密尔·齐萨日（estmír Císa），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候选人为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这是一次幸运的选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兵团指挥员，这个兵团曾被作为指定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参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第一任战后的国防部部长，稍晚时候被违法监禁，被解除一切的职务。他是在我国进行紧迫的纲领性改革的支持者，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受欢迎、受信任的人。选举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为共和国总统在我们国家顺利地通过。
过不了6个月，新总统面对了华沙条约军队非法地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那时共和国没有在场的国家和党的机构的主管负责人的情况下，以国家的眼光和角度解决了混乱的情况。这样他从头到尾，整个时期有效地执行了自己的总统职责。
1973年初，在4年总统任期期满之前，斯沃博达将军经过和夫人、女儿卓娅（Zoja）商量，给胡萨克博士一封私人信件，信中通知他由于健康原因和年事已高，不想再作为总统候选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没有将总统的请求交给党的领导层讨论，也没有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他个人通知我说，由于苏联领导人坚请，他要说服将军，请他再次在第二任期内作为总统候选人。这不是一个很好思考过的决定。
只有斯沃博达本人和他的家庭可以更好地估量，还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拿起下一个五年的担任最高国家职务的责任。以后的事情断定了，应该听从斯沃博达关于在第一任期后结束他在总统府的职务的请求。新当选的总统在不到一年之后，在1994年春天就因健康原因而休假了，联邦政府根据宪法法律委托自己的总理，在总统患病期间代理他的职务。这个状态延续了差不多一年（1974—1975）。
在作为宪法上的临时代理总统一年多之后，宪法法律作了补充：如果目前的总统超过一年不能在自己的机关执行职责，可以选举新的总统。
如果当时尊重了总统及家庭的正确请求，我们就可以避免不愉快的情况。必须在1975年5月进行对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宪法的补充。从形式上来说一切都正常。遗憾的是产生了必要的宪法附加条款，还有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系上的个人的不愉快。
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在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发展的最复杂阶段执行了总统职务。在他的积极参加下，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定。迫于其它各种情况也发生了一些有争议的、被评价的事，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接受的。每一位政治家都要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在措施下“签字”，或者做重大的决定，而这决定在那个时刻，在那个阶段，对大部分人是不可接受的。要经过很长时间——常常整个历史阶段，反对者才明白，他们那时不接受的解决办法是所有坏办法中最好的一个。
我再说一些可能是附带的那个时期很有特点的情况。这情况有关总统当时的境遇。斯沃博达总统在布拉格城堡工作的最后时期，对歧视某些我国公民的措施感到十分不安。
有一段时间他在出版自己一本书的事情上碰到了很多麻烦，他对此大失所望。一个总统不能在自己的书中，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上想的是什么，对不喜欢的地方论述观点，批评在他的祖国发生了什么以及现在又怎么样！
斯沃博达将军热爱自己的国家，在战争中和在和平时期为祖国做了许多贡献。在1979年9月几千群众来和这位人民的忠诚儿子告别。
这是我的光荣：我在布拉格的追悼会上致了永远怀念总统的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