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环境造就了陈兰彬，他也对历史做出了明确的选择。然而，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陈兰彬鲜为人知，对他的研究尚待深入，除了史料缺乏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形象”问题。他任驻美出洋肄业局监督时，他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他在中国驻美公使群体中，又不如后来大义凛然的杨儒，擅长外交的伍廷芳，留学生出身的梁诚那样出名。所以，谈到他的那个时代，不能不提他的那段历史，往往是把他一带而过。
以往学术界对陈兰彬的研究与评价，一般以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为依据。容闳曾两次任陈兰彬的副手，第一次是同治十一年（1872）清政府派幼童留学美国时，陈兰彬是“出洋肄业局”的监督，容闳是副监督；第二次是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中国驻美公使，容闳为副公使。在容闳的笔下，“出洋肄业局”的监督是陈兰彬升官发财的阶梯，而陈兰彬的工作能力是低下的。他说：“陈兰彬本人，就是一个天生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我们两人在对美国国务院有关政策的书信来往方面意见不和，对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意见相左。”容闳著：《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王蓁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6页。当清政府宣布全体留美学生于1881年全部撤回时，容闳认为这是陈兰彬之过。他说：“陈的决定是：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时间已经够长，理应撤回。”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118-119页。这样一来，陈兰彬虽则不是个完全“负面”的人物，但好像也“正面”不起来，陈兰彬也因之成为“保守派”。研究思维的局限，导致长期以来对他不公正的评价。
然而，不管对陈兰彬作何评价，历史已经为陈兰彬定位为中美早期外交史和文化交流史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者，这就是我们研究陈兰彬的价值所在。他的行为已见证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创举，见证了近代中国外交转型时的步履维艰，中国人走出国门的艰辛。他作为驻外公使群体之一员，亦见证了中国在外交舞台上折冲樽俎，为了中华民族利益，进行了顽强的抗争。长期以来，在旧金山的华人社区（即“六大会馆”）的厅堂挂着陈兰彬的相片。一位在广州居住三十多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后来回到美国，1886年当张荫桓任驻美公使时，曾访问伯驾，张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申初答拜百贾，年八十一矣，客粤最久，以医为业，叶崑臣之役却在行间，此时归老故乡，不谈往事。坐中悬前粤抚黄石琴小照，又什藏故粤督耆介春画像，陈设器物多粤中佳制，厅外悬陈副宪（即陈兰彬）映相，亦旧识云。”《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就从这小小视角来看，陈兰彬在外国人看来也是一个不应忘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
2005年11月，坐落在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村的陈兰彬故居（纪念馆）修葺重新开馆，陈兰彬铜像也同时揭幕。来自广东省和湛江市各县市文博部门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的干部群众等共三千多人参加了这一隆重的庆典活动。陈兰彬故居建于光绪元年（1875），该故居是一座二进砖木四合院式结构的建筑，面积四百多平方米。大门侧开，前为天井；天井两边有走廊和厢房，后两进为厅堂。故居是陈兰彬接待官员及会客之所，所以群众又称其为“官厅”。1983年，陈兰彬故居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史料的深入发掘，随着研究的进展，客观地研究和解读陈兰彬已成为可能。关于陈兰彬的生平，晚年陈兰彬曾修撰《高州府志》、《吴川县志》、《石城县志》等，我们可以在这些府志和县志中梳理出陈兰彬的家族及其生平梗概。他的下属朱祖谋撰写的碑文《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见《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0页。陈兰彬主讲高文书院时的同事陈乔森在陈去世后写的《清礼部左侍郎丽秋陈公讳文》，陈乔森：《清礼部左侍郎丽秋陈公讳文》，见李钦主编：《陈兰彬颂》，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对陈兰彬的生平作了介绍，是研究陈兰彬生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陈兰彬的日记——《使美记略》（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2帙，台北：广文书局1964年版）是研究陈兰彬出使美国的第一手资料。
陈兰彬一批函稿及其部分著作的发掘，为我们研究陈兰彬的思想提供了真实的数据。《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收录了陈兰彬给李兴锐、丁乐山等人的信件，《历史文献》第5辑刊登了《陈兰彬致朱学勤手札》，这些材料的发现，使我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陈兰彬。值得一提的是，陈兰彬给朋友的信中，有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就是陈兰彬撰写的《重次千字文》。这是同治十二年（1873）他在美国出洋肄业总局写成的，主要概述其以往的经历，是研究陈兰彬生平不可或缺的材料。陈兰彬爱写诗赋，他青年时代写的《同馆赋钞》、《同馆诗钞》（清刻本，1册，藏长沙图书馆）反映其早期的思想和文学功底。走向世界时，他也喜欢写诗表达自己的心境，他的《出使外国诗六十首》李钦主编：《陈兰彬颂》，第45-75页。描写出使外国的所见所闻，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与陈兰彬同时代人物的奏折、文集、日记的出版，可提供有关陈兰彬的原始材料。如《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出版社1998年版）、《李兴锐日记》（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汉魂将军日记》（朱振声编，香港：香港联艺印刷有限公司1975年版）、《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刘发清、胡贯中点注，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版）等等。
清朝时期编撰的一些史料可以寻找陈兰彬的历史足迹。如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当时的中外的报刊也记载了有关陈兰彬活动的不可多得的史料。中文报刊有《申报》、《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日报》、《循环日报》以及美国传教士主编的《万国公报》等等。外文报刊有《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等等。
中外档案的发掘是研究陈兰彬历史活动的重要史料来源。中国国家档案馆一些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如把总理衙门有关的奏稿汇编成册的《总署奏底汇订》（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等等。台湾学者郭廷以、陶振誉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同治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版），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这两套史料根据档案资料编辑而成，都为研究陈兰彬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材料。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该汇编的第一辑第三编以“古巴华工”为题，辑录了中国官方文书，详细记述陈兰彬调查团在古巴以及后来与西班牙交涉的全过程。包括古巴华工事务各节及古巴华工口供选录，共4册：第1册《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2册《古巴华工呈词节录》，第3册《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4册《古巴岛华工口供汇录》。同时，还包括中国与西班牙就古巴华工问题交涉的各种文书。该书是研究陈兰彬出使古巴解决华工问题的重要数据。
美国的档案，包括国务院的外交文档和地方档案均有早期中美关系的记载。如《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戴维斯主编：《美国外交公文：美国和中国（1861—1893）》（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61—1893，series 2 ， Wilmington Delaware， 1979.）《中国驻美国公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照会，1868—1906年》（Notes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1868—1906. Roll 1 ，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1947.）记载了陈兰彬出使美国，与美国国务院信函以及双方进行外交交涉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中国向美国派常驻公使，陈兰彬出使美国的极为珍贵、不可或缺的史料。内有陈兰彬向美国海斯总统递交的国书，中国在旧金山建立总领事馆的领事委任书，陈兰彬与美国国务卿就丹佛案件交换的信函以及整个案件的详细调查材料，还有容闳就旧金山征收华商内地税，以及华人被辱事件给美国国务卿所发的函件等等。
在著述方面，虽然还没有出现关于陈兰彬的专著，但不少相关的著作也有较大篇幅介绍陈兰彬。澳大利亚学者颜清湟所著的《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粟明鲜、贺跃夫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该书专门以“陈兰彬与保护美国华人（1878—1881年）”一节颜清湟著：《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粟明鲜、贺跃夫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29-231页。介绍陈兰彬，对陈兰彬使美的工作是肯定的，尤其是赞扬陈在保护美国华人中的作用。作者认为，由于陈兰彬深感“保护华侨的紧迫性”，便向清政府呈请设立旧金山领事馆，在领事馆人事安排中，又委任同情华人的美国人为领事，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开了一个先例”。但是，在“排华气氛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官“唯一的行动方针是保护受害者”，因此，在丹佛案件的交涉中，陈兰彬一再“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并要求美国政府对华人的生命财产提供更有效的保护”。作者还认为，“陈兰彬在完成去古巴调查华工情况的著名使命后，已赢得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的声誉”。拙著《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一书的第四章，专门论述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该文利用中外第一手材料论述陈兰彬在晚清政坛上的活动，重点放在其就任驻美公使期间的中美交涉和维护在美华人权益上。我认为：“陈兰彬是一位给人留下深远影响的外交官。在此之前，无论是留美教育，还是对美外交均无前人经验可循，陈兰彬的工作，毕竟促进了中美经济、文化的交流，保护了华侨在美国的权益，由于他的使美经历也为以后的使美外交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51页。
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的专著也多次提及陈兰彬，他们对中国派遣留美学生、中国驻外公使的派遣，以及陈兰彬、容闳等人，均有观点鲜明的评价。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谈到留美幼童一事，但他的观点是褒容闳，贬随同前往的“老式汉文教师”，尤其是把陈兰彬定位为“迂腐学究”。他写道：1872年容闳“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带着约一百二十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几位老式的汉文教师，教这些将来从事中国西化的人学习古文以备应考科举，因为这仍是他们走入仕途的必要准备。容还有一位同僚是个迂腐学究，他的任务是保证学生不因为与西方接触而败坏他们的儒家道德”。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4版，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费正清的另一著作《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在“派遣海外留学生”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390页。一节中自有一番个人的看法。他谈及留美学生的变化：“他们在当地人家住宿，同时定期到考察团总部学习儒家经典。很快他们在语言和服饰上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明显的转变’，他们把辫子盘了起来，日益变得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即变得‘美国化’了。”容闳本人亦发生了变化，他“与一名美国女子结婚，在气质上他更像一名基督徒而非儒教徒”，这一变化“震惊”了“保守的同事”，他们“将这一动态反馈给了清政府”。费正清也分析了幼童撤回的原因：“由于考察团耗资巨大，加之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又兴起反华浪潮，这场留学运动便中途夭折了。”但是，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费正清也加以肯定：“容闳的这批学生主要只是从技术、管理、海军、电报及铁路、外交、开矿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某些作用，而其中只有十二人后来步入了仕途。”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爱德华·罗兹（Edward J。 M。 Rhoads）发表了一篇题为《容闳的阴影之下：曾来顺和中国留美学童》文章，主要介绍第一批官费学生团体的翻译曾来顺。在留美教育问题上，他肯定了容闳的贡献，但也传递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过去的研究，容闳的光辉盖过了其他人，“夸大了他的贡献”，忽视了其他人的成就，这里包括“没有被提到的”曾来顺和“极少提到的”陈兰彬。Edward J。 M。 Rhoads， In the Shadow of Yong Wing： Zeng Laishun and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 S。，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74， No。1 （Feb。， 2004）， p。19.
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 Hunt）著《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也谈到陈兰彬参与的几次走向世界的活动。在留美学生问题上，韩德认为，清政府派遣海外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留学生们在那儿掌握军事和海军技术、勘探、制造和采矿等，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本身的发展极为重要”。［美］韩德著：《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关于留学生提前撤回的问题，作者认为原因在于，留学生花在垒球、拉丁文和实用课程的时间太多；开销很大，到1875年派出的学生每人花去1200美元；美国政府拒绝留学生入军事学院。［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65页。对陈兰彬就任驻美公使，作者注意到陈兰彬在华盛顿建立中国使馆后，由于在美移民工作的“沉重负担”，陈兰彬“竭力要求北京建立领事馆去处理与移民有关的一些工作”，到了1883年，驻旧金山、纽约领事馆开始办公，在夏威夷的华人中亦选出“商务监督”。［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103页。作者认为，由于美国出现“严厉的和强硬的排华”，中国公使“处境很困难”，基于他们长驻美国，在美国的华人对他们期望极高，华人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在一些移民的眼里，公使就成为“不起作用或软弱无能的代理人”。［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104页。
关于陈兰彬任驻美公使的事情。美国学者查尔斯·德斯罗伊斯（Charles A。Desnoyers）的《在新世界的自强：中国特使旅美》Charles A。 Desnoyers， Self-Strengthening in the New World： A Chinese Envoys Travels in America，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2 （May， 1991）， pp。195-196.一文，介绍了陈兰彬的生平和经历，他认为清政府委派陈兰彬为中国驻美、西班牙和秘鲁公使，以及陈兰彬在美国建立的中国公使馆，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分水岭”。陈兰彬率领幼童赴美国、率领调查团赴古巴调查华工受虐问题，以及在美国建立使领馆等政治、文化活动，表明陈兰彬“本身就是一个标杆”。该文还突出介绍陈兰彬的日记——《使美记略》，认为这是一个“见多识广由深受传统教育”的清朝官员对“富而强”的美国所作新的考察。德斯罗伊斯的另一篇文章《楔子的薄边：中国留美学团及中国在美洲的外交代表机构》Charles A。 Desnoyers， “The Thin Edge of the Wedge”：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Americans， 1872—187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1， No。2 （May， 1992）， pp。241-263.从一个新的视角看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它不是一般的介绍中国第一批幼童的派出、学习情况等等，而是把留美教育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指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直接起着推动的作用。这种从外交的视野看中国留美学生的派遣，显然是具有新意，对研究陈兰彬及其近代中国外交史颇有启迪。该文从组织机构分析，认为学童团赴美以及驻美出洋肄业局的建立，是“中国政府海外机构的组成部分”。刚建立不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为要不要在海外建立驻外机构争论不休，令中国迟迟不敢派遣常驻外公使的原因之一是，外交人员的寻觅和派遣、外交机构的住所、如何解决驻外经费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在幼童赴美期间均得到一一解决，因此，它为中国后来驻美公使的派出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从人才培养方面分析，该文指出，中国留学美国之举，成为中国外交官和领事馆人员的“培训基地”。留学生的正副监督陈兰彬和容闳后来成为中国驻美、西班牙和秘鲁的正副公使。留学生的一些领队人以及留学生当中，后来也成为中国出色的外交人才。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角度分析，该文又认为，幼童赴美“为中国官员打开了一扇认识西方的独特的窗口”。正因为陈兰彬等人在美国，对美国及各国的情况了解日益增多，由于对“夷情熟悉”，陈兰彬和容闳在任正副监督期间，被派往古巴和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况，并寻求从国际法的角度去解决华工问题。正因为在外国的经历，陈兰彬等人已意识到，必须和西方外交接轨，中国应该在外国建立公使馆和领事馆。该文还认为，陈兰彬和容闳任出洋肄业局监督期间，他们的一些工作实际上已是行使外交职责，如了解外洋情况，收集各国信息，了解各购买先进的枪支和机器，了解海外华人状况，与美国各有关部门进行的公交活动等等，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使馆的工作内容。所以，陈兰彬后来成为驻美公使也是势在必行的事了。陈金梅：《清朝驻美官员：早期派驻美国的中国公使，1878—1907年》（Kim Man Chan， Mandarins in America： The Early Chinese Ministers to the United States，1878—1907，University of Hawaii， 1981.）是一篇博士论文，该书对第一批留美学生以及陈兰彬使美也有详细的记载。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也是陈兰彬出使美国一百三十周年。2008年12月在广东省吴川市召开“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孙中山研究所、吴川市总商会、吴川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吴川市黄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秘书处编有《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与会者根据发掘的新史料，用新的视野写出了有分量、高质量的论文，把陈兰彬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和新的一步。
学者们根据新发掘的史料重新解读和评价陈兰彬，在各方面肯定陈兰彬的业绩几乎成为一致的共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各个领域都曾出现过陈兰彬这个名字。在教育史上，他是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在近代外交史上，他是首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早期杰出的外交家；在洋务运动史上，他是办洋务的洋务派，某些洋务事业的倡议者之一；在华侨史上，尤其是美国、古巴、秘鲁和檀香山的华侨史，他是关心华侨，为华人排忧解难的清朝官员；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重要办洋务、办外事的机构里，他也是其中的大臣之一。章开沅教授在“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陈兰彬走向世界，做的是开拓性的工作，他是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学者认为，“陈兰彬不仅是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的教育家，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早期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一个大写的中国人”。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广东吴川2008年印，第1页。
也有学者从陈兰彬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他是一个“有才不露，有志不宣，具有政治远略和目光的人”。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3页。陈兰彬是个有思想的人，他在完成具体的差事中“颇能体现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也在眼观全局，对地方乃至某些全局性的问题时有思考”，他“对家乡广东问题始终保持关注”，“还始终关注中国周边事态和了解列强大势，思考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压力”。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175-177页。陈兰彬到美国后，思想产生很大的变化，证明他是“睁大眼睛看这个新世界”，也说明他的思想得到升华，这些思想洒落在他的信函中，尤其在其《使美记略》的日记中。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251页。有学者认为，陈兰彬“既有爱国思想和行动，又能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的外交官”，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征：“接受和了解西方文明，表明其思想和行动都不安于封闭”；“出使美国，探求夷情，既为国家，又为清廷，既为子民，又为君上，是忠君爱国的典型士大夫”；“陈兰彬告别晚清，情牵故里，弃官归田，表明其晚年又非为清廷、为君上，只为桑梓，为乡民传承传统文化，争回他的尊严，为乡民留存对他的记忆”。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26-36页。对于陈兰彬的不足与局限，学者也有所分析，认为“陈兰彬既是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倡导者，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又具有浓厚守旧思想和传统意识的趋新官僚，他力主全数撤回留美幼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中国近代社会的更大进步”。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23页。
对于陈兰彬在处理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可以从早期走向世界的阻力进行分析。开始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除了无前人经验可循外，还要遇到来自本国内部那些落后、守旧的人们的讥笑、排斥，甚至辱骂、诬陷，遇到这样的阻力是在所难免。晚清出洋官员面临着文化的两难选择，既要学习西方但又不能超越封建陈规，而晚清出洋官员在外时间越长，就感到中西差距的巨大，新的认识越容易发生，陈兰彬也不例外。陈兰彬“采取回避态度，只做事不表态，循规蹈矩，或者只谈器物不触及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学者认为，“陈兰彬这些晚清官员，包括李鸿章在内，都很难把握这个尺度。做过了的丢官，不做的也难保乌纱帽”。因此，“两难大概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大特点，或许也是理解陈兰彬的一个切入点”。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58页。
人的一生非常复杂，有顺境也有逆境，有光明也有黑暗，有正确也有不正确，有进步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因此，评价人的是非功过，切忌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的情绪化的说法。一个历史人物在某一事件的处理中，也未必全对或全错，必须实事求是分析，如果一时难以做出符合实际的总体评价，那么，采取就事论事的办法也是一种可行有效的做法。从研究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陈兰彬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勇于走向世界，了解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促进中国进步、自强的晚清外交官，是中国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本书的立意在历史的还原，力图通过历史的真实，从教育和外交的角度，让人们了解晚清的中国人是怎样走向世界。让读者了解中国第一个留学计划，了解中国第一批官费学生如何走向世界，中国是如何揭开在主要国家建立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历史一幕，中国的外交官又是如何走向世界。陈兰彬作为晚清第一批官方遣派的走向世界的使者，他们的活动既向世界宣告，中国逐渐走出几千年自成一体的封闭怪圈，打开国门走出去，开始了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也表明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在变革的时代，陈兰彬也就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被推上前沿，成为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