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治理中也颇多成功范例，成效的取得则是因为尊重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地行事。太湖流域西部，今天苏浙二省的丹阳、金坛、溧阳、宜兴、余杭、安吉、吴兴、长兴等县境内，多为丘陵山地。由于落差大，河流大都短而湍急，流量也大。因而多雨时易发洪灾，少雨时又苦于缺水，对农业生产非常不利。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根据地貌特点修筑了许多大小不等的陂塘，用以蓄洪抗旱。陂塘的优点在于“决泄任意，高下在心”，便于控制。当时“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练塘、荻塘、吴塘和新丰塘。
练塘位于曲阿西北，又名练湖、曲阿后湖、开家湖，修建于西晋末年。当时陈敏据有江东，为了聚敛财赋对抗朝廷，命令民众“务修耕绩”。他派自己的弟弟陈谐主持，遏马林溪筑练塘，建成周长四十余里的蓄水陂，承水面积达一百多平方里，可以灌溉曲阿、延陵二县的农田。唐代李华的《练湖颂序》写道：“润州其薮曰练湖，幅员四十里，菇蒲菱芡之多，龟鱼螺鳖之产，餍饫江淮，膏润数州。”可见它对太湖流城西部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练湖之水还起到了补充江南运河水量以利航行的作用。
新丰塘是晋元帝太兴四年晋陵内史张闿所立。旧时的晋陵地广人稀，而且很少陂渠。东晋初年“晋陵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张闿于是兴建了曲阿新丰塘。新丰塘建成后可以“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
南朝宋元嘉十三年，余杭令刘道锡主持修复了“高堤崩溃，洪流迅激，势不可量”的南湖，他“躬先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是邑获全”。南湖修复后，天目山区“蓄泄得宜，高下咸熟”，“三郡咸被其泽，数百年称东南一大利薮”。
南朝疏凿的还有今天长兴县西南的西湖，今天湖州市的吴兴塘，此外还有一些有志可稽的小型塘堰。
这一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重要保障是海塘。为了防止海潮侵袭，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虞潭主持在今天上海附近修筑了沪渎垒，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这是最早的江南海塘。
六朝政权投入最多人力物力的水利建设是运河的开掘和整治，虽然未必与农业直接相关，意义之重大却绝不因此稍减。
从三国时孙权定都建业开始，江南运河便担负起漕运吴会物资以供京师的任务，东吴政权于是着手对其加以整治，经过东吴整治以后，“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太湖与长江之间的通联愈加顺畅。西晋末年，为了确保北段运道的畅通，又开练湖为水柜，调节运河的水量；东晋初又于京口立丁卯埭，从而使江南运河成为东晋和南朝太湖流域的水上交通主干。丁卯埭是江南运河上最早的的堰闸之一，建造时间相近的还有杭州东南钱塘江边的柳浦埭。这两座堰闸分别位于运河与长江、钱塘江的交界口上，阻遏了江潮对运河水位的影响，防止了河水的流失，明显改善了航运条件。
不同于江南运河，胥溪运河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用于浇灌农田，航运地位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当时在建康与江南运河之间开凿了破岗渎，从三吴地区西出长江皆走此线的缘故。
连接秦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的破岗渎，是位于太湖地区西部的又一条跨流域运河。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皆定都建康，然而建康所在的宁镇丘陵物产并不丰饶，建都之后随着人口增多和消费需求增长，粮食及其他物资均需三吴供给。陆路运输因长途跋涉费用昂贵，水路运输则必须从江南运河出京口溯长江西上，京口至建康段的长江江面辽阔风浪险恶，船只常遭不测。于是，孙权于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旨在沟通秦淮河与江南运河，以便吴会船舶由此进入京师，而免蹈长江之险。
句容中道原是茅山北麓的一条陆路，沿途岗峦相连，所以开为运河后取名破岗渎。破岗渎河身陡峭，需要蓄水才能通航，故而在方山以东立有十四埭以蓄水，“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过埭时又必须借助牛力或人力牵引，航程十分艰辛，况且一埭受阻，便全线不通。为了提高河道水位，确保首都与三吴交通的畅通，梁代曾遣沈瑀修方山埭，开四洪，但仍然未能很好地解决破岗渎的水源问题。于是，只得在这条河北面再开上容渎。上容渎的流程虽短，然而较之破岗渎立埭更多，更加不便。陈代于是又废上容渎，仍行破岗渎。到隋文帝灭陈以后，便下诏将二渎并废。
破岗渎和上容渎是六朝政权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破岗渎，使用时间长，漕运量大，是当时太湖流域西部最重要的运河，太湖地区丰富的物产都由此源源不断地运抵建康。由于过往船只之多远远超过航道的运载能力，甚至经常发生堵船现象。
胥溪运河、破岗渎、江南运河的开通和使用，加强了太湖流域与秦淮河流域、青弋江流域以及两浙地区的联系，长江航运更使其北上中原、南下交广、西至益州皆无艰阻之虞，通达的水运交通便利了物资流通和文化交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区经济、文化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前提。六朝统治者政治上乏善可陈，水利建设可算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历史贡献之一。
七
隋朝建立不久，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工程开始了。隋炀帝即位后工程进度进一步加快，贯通了北起涿郡，南至扬子江的水道。大业六年十二月，他下令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江南河绕太湖之东，从京口开始，途经曲阿、毗陵、无锡、吴郡、嘉兴，到达余杭，穿越江南最富庶的地区。实际上，这是对魏晋南朝以来的运河进行拓宽、整治与疏浚，从而大大加强通航能力和排涝、灌溉能力。
历史是由胜利者钦定的，所以，短命皇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的弊政和恶行理所当然地被大肆渲染，功劳则被蓄意抹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声名最为不堪的皇帝，连大运河的开通也被说成是为了个人巡游享乐。其实，隋朝定都长安，而八百里秦川难以全部解决京师的粮食供应，必须仰仗各地的漕运，经济日益繁荣的江南的粮食的北运必不可少；其次，平定不久的江南地区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隋叛乱，统治者必须加强控制；再则，太湖流域河网交织，人民擅长造船驾舟，一旦发生战事必有水战，要为调遣水师作好准备。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才是开凿大运河的主要动因，隋炀帝个人即使有巡游享乐的目的，也只能是附带的。
江南运河开凿后成为太湖地区灌溉和航运的枢纽，在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方面作用巨大。从此，太湖流域经邗沟、通济渠、永济渠与广大的中原地带相沟通，政治联系大大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因而得以迅速发展，国家的大一统局面也得到又一重维系。这一切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现代历史学家对此作出了重新评价，前人诗中也曾有公允论断：“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八
大唐皇朝的三百年，特别是唐初至中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治水营田事业也受到高度重视。中唐以后，北方藩镇割据，“天下大计，仰给东南”，统治者不得不致力于南方经济的开发，太湖地区水利施工越发频繁，唐代宗广德年间还在苏嘉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屯田垦殖。有唐一代，太湖地区因治水有功而永垂青史的名臣层出不穷。
曾先后在湖州和苏州担任刺史的于GFBC2在水利建设方面建树良多。贞元年间，他在荻塘的基础上“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荻塘改写为读音相同的GFBC2塘。GFBC2塘保护了塘南大片农田不再遭受水淹，为太湖东南低洼农田的开垦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元和年间，湖州刺史薛戎见荻塘“河水潴淤逼塞，不能负舟”，又对原工程继续加以疏浚整治，使荻塘继续发挥出护田拦洪功能。
除去筑堤外，开塘宣泄湖水也是唐朝整治太湖的重要方法。元和四年，常熟令李素开挖了云和塘，平时用以蓄水灌溉，雨季则成为太湖水直泄长江的通道之一。
广德年间政府开始了浙西屯田，其中的嘉兴屯田规摸最大。屯田军筑塘岸，开沟洫，自太湖到东海曲折千余里，岸上有路，河内行船，形成完整的排灌系统。元和年间，湖州刺史范传正又沿于GFBC2修筑的塘堤开掘了平望官河，更使湖水排泄和农田灌溉有了枢纽河道。
在唐代，平望、八坼之间地势最低，是太湖向运河的泄水通道，水面宽阔，风大浪高，使江南运河中的漕船经常沉没。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在运河西岸筑成了数十里长的吴江塘路，使挽纤、行船得以避免波涛风险，塘岸两侧的农业开发也因此受益，吴江地区农业的全面发展从此奠定了基础。王仲舒还在太湖的泄水口建造了一座桥，方便挽舟拉纤，桥长五十三孔，桥面狭长而平坦，桥中间三孔较高，旁侧五十孔较低，有利于湖水宣泄和大船通航。为了筹措建桥经费，相传他不惜捐出了自己的宝带。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这座桥命名为宝带桥。不过，塘路筑在吴淞江的上游，大大减少了太湖水东泄的流量，导致了吴淞江下游的淤塞。从穆宗长庆年间以后，太湖地区经常遭受水灾，这固然与气候变化等因素有关，但塘路的阻碍使得太湖水不能有效地通过吴淞江入海，及时地降低水位，也是重要原因。可见吴江塘路的负面影响也是很严重的。
常州刺史孟简在水利建设上也是不遗余力，上任伊始便对地势水情作了一番调查研究，他发现，江南运河的奔牛至镇江河段地势较高，枯水期航船极易搁浅堵塞，而武进县的西北方向缺少通江大河，加上地势高昂，农田灌溉难以保障。于是在元和八年征集常州郡内及附近民工十五万余人，对北自河庄附近长江岸、南至奔牛万缘桥的旧河道进行拓浚贯通。工程期间孟简亲赴河岸监察。此河开成后一路贯穿了浦河、养济河、午塘河、小横河等十余条河道，滚滚江水从北向南注入大运河，“灌溉沃壤四千余顷”，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同时，漕船也可经由这条河入江，过江入北运河，分流了漕运。后人为纪念孟简的功绩，把新开通的河道称为“孟河”，沿用至今。孟简还在无锡开了泰伯渎，也是利用原有的旧水道而加以全面疏浚，溉田也达千顷。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有诗赞颂孟简的功劳：“渎因至德向遗踪，疏凿还钦孟简通。源自龙山千里碧，花开梅里万家红。”
唐代湖州地区最大的灌溉区是长兴县西南的吴城湖灌区。吴城湖又称西湖，能溉田三千顷，但当时已经湮废。贞元十三年，刺史于GFBC2“设堤塘以复之”，成了当地最大的水利工程。后人为纪念于GFBC2，改称长兴西湖为于公塘。到权逢吉为长兴县令时，又对西湖的水源重新进行了整顿。西湖原引方山泉水补充水源，后被豪强地主截断，乡民深受其苦而又不敢反对。权逢吉带人将豪强所筑的路堰开决，“仍引泉溉田”，恢复了吴城湖的原有功能。
杭州最有名的水利工程是钱塘湖，钱塘湖就是今天的西湖。唐代中期，刺史李泌在湖北造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后来白居易任刺史时又筑堤捍湖，设水闸，挖渠道，设溢洪道，修成人工水库，增加了蓄水容积，完善了供水和防洪设施，既可灌溉，又可向城市供水。西湖的治理使农业生产得益极大，“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杭州附近的千余顷农田因此得免凶年。白居易离开杭州时，觉得自己为杭州百姓做的最大好事就是使他们能用湖水灌田。他在诗中说道：“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唐末的景福二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占据宣州，被黄巢部将孙儒包围，五月未能解。杨行密部将台蒙在胥溪河岭脊以东河段自西向东修筑土堰五道，依次为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和余家堰，银林、分水两堰节制西水东流，苦李、何家、余家三堰蓄水行舟，目的是“拖轻舟以馈军”，解宣州之围。意外的收获是，胥溪河下游地区的水患也因五堰筑成得到缓解。
隋唐前期江南运河的入江口在丹徒，江对面就是今天扬州的扬子桥，江面宽有四十里。但由于镇江附近长江主泓道的变迁，运河入江口日益被江潮挟带的泥沙淤塞。隋唐时期扬子桥以南的江面已经积沙为洲，形状如瓜，故而称为瓜洲。瓜洲渐渐与江北合拢，至开元时洲上已有百姓定居，而江面则日渐狭窄，仅为二十余里。为减少漕船在江中迂回航行的风涛危险，润州刺史齐瀚于开元二十五年奏请，由京口埭下直趋渡江，并在扬州南边的瓜洲浦开伊娄河直达扬子镇。这样，运河的入江口在开元年间作了改变，从丹徒口移到了京口埭。京口埭是唐朝在江南运河上设置的四处堰埭之一，这些堰埭发挥了节水济运，维持航道水深的作用，可以防止长江和钱塘江的水位变化及江潮涨落影响通航。
太湖母亲是公正的，她不仅惩罚人们的愚昧行径，对于儿女们的悉心侍奉也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太湖流域不再是偏远落后地区了，已经迅速发展成富庶膏腴之地，中唐以后在全国的地位愈益飙升。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也相应地得到长足进步，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太湖地区的稻米在唐代开始北运，安史之乱以后更成为唐王朝的主要供粮依靠。苏州、杭州、湖州、润州、常州等城市成为地方经济中心，这些城市的茶盐酒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当时韩愈就曾指出：“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白居易也说：“当今国用，分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唐代太湖地区在全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九
似乎是巧合，在中国历史的又一动乱年代，太湖水利建设的高潮又一次出现。其实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五代时期据有太湖流域地区的吴越、吴、南唐等政权都认识到，为了巩固统治，在强敌环伺的险恶处境中求取生存，必须重视水利事业，以发展农业生产，培植国家的根本。出身贫贱的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这方面的贡献尤其卓著。由于他治水卓有成效，民间甚至尊称他为“海龙王”。
钱镠是浙江临安人，幼年贫苦，为了养家曾经参与贩卖私盐，唐末动乱给了他崛起于行伍之中的机会，先被唐昭宗封为吴王，后又被后梁太祖敕封为吴越王。吴越国辖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七郡，都治设在杭州。土生土长又曾经生活于社会底层的钱镠深知水利对农业的决定性作用，为了“富境御敌”稳定统治，他初据两浙便经常巡视各地，根据亲自考察的结果因地制宜地经营水利。他确立了治水治田相结合、治水为治田服务的正确方针，在治下七个郡都设置了“营田司”，统一规划、建设、管理水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