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判断，三吴水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吴淞江等水道不能尽泄太湖洪水，而常熟、昆山地卑，又处于太湖下游，为行洪要道，于是对这一区域的吴淞江、浏河及常熟、昆山之间的三十六浦通海河道进行疏导。例如昆山境内的新洋江，“本有故道，钱氏时常浚治之，号曰新洋江，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江流溉冈身”，实现了应有功能。
他又招募了七八千人，分为四部，“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专司浚湖、筑堤、疏河浦之职。
吴越和吴、南唐都注重农田灌溉渠道的修建，陆续开挖和疏浚的主要塘浦有梅里塘、七丫塘、茜泾、大盈浦、清水浦等数十条。一些地区塘浦的兴修特别密集，如嘉兴、湖州等低洼农业区，每七里左右修一纵浦，每十里左右筑一横塘，纵横交错，状如棋盘，脉络贯通，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吴越统治者又创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使塘浦圩田系统的管理、加固、养护制度化。还制定了严格的护水法令，禁止富户豪强独霸水利。
南唐政权也曾全面整治陂塘堰闸，许多旧有塘陂都得以维修而重新发挥作用。如保大初重修武进县孟渎水门，使之恢复了功能。升元年间，丹阳县令吕延桢对练湖进行全面疏浚整治，“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近万顷良田的功能重又发挥--旱时可以将湖水注入运河灌溉农田，涝时可以吸纳周围四十八条河流之水免其满溢成灾。练湖的修治对太湖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很大。
通江河流的沿江入口常常会有泥沙堵塞，影响太湖水的外泄，这一问题也是吴越当政者整治的重点。钱镠的儿子钱传壕在苏州任中吴节度使时，海潮挟沙入江，淤塞港河出口，钱传壕便命部将梅世忠为都水使，率兵募民，“设锸港口，按时启闭，以备旱涝”。
由于钱塘江特殊的地理环境，江潮骤涨时杭州附近各县沿江堤塘常被冲毁，田庐常被淹没，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危害极大。后梁开平四年，钱镠兴修了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捍海塘。捍海塘建设过程中吴越工程人员创造了新的施工方法，编竹为笼，内装石块，积叠成堤，外打大木桩，使堤岸更加牢固。他们还用铁幢之法修海塘在海塘边放置铁幢，并用铁索串系在一起，铁幢内侧放石块，在里面填泥土。海塘筑成后，泥沙渐积，堤岸愈益坚牢。这样的海塘空前牢靠，此后钱塘潮患就明显减少。
吴越地区在钱镠的治理下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士荟萃。史载当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米价十分低贱。南唐统治的地区同样“野无闲田，桑无隙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隋唐五代时期本地区文学艺术方面名人辈出、佳作迭现，证明太湖流域文化之繁荣也已经不亚于中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不仅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水利事业为保障，文化艺术也是与之同步前进的。
五代时期是古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设最兴盛、效果最好的时期。能取得如此成就，并不仅仅由于秉持“治国必先治水”的理念，也不仅仅凭借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钱镠的成功经验在于，事前先对地势水情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顺应自然界本身的规律、针对本地区具体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样的做法足以成为后世的表率！
十
可惜的是，五代时期太湖水利的大好局面在吴越归宋以后没有能延续下去。以武将身份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匡胤在制度设计上水平相当业余，不仅军事制度铸成大错，水利机构的设置也是很不合理。北宋初年废除了都水营田使，以转运使兼代其职掌，太湖水利失去统一领导，撩浅制度废弛，养护管理放任自流，又为了方便漕运废除了河道的堰闸控制，再加上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自唐至五代多年来建设的塘浦圩田体系多被破坏，导致太湖地区早已潜伏的水土矛盾全面爆发。尤其严重的是，从仁宗朝开始，豪强与农民的盲目围垦日益加剧。贫苦农民围圈洼地垦荒实属迫于生计的无奈之举，他们的举动却如同“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豪强劣绅圈占湖沼湿地则纯系对自然界的贪婪掠夺，这些极端利己主义者奉行的哲学是“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于是洪水真就滔天了，而且未必等到他们身后。贪得无厌的愚蠢举动造成水系紊乱，水流散漫，因而水旱灾害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年间太湖地区共发生较大水灾二十二次，远远超过吴越统治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苏、湖、常、秀诸州的低洼地区洪涝经常肆虐。诚如苏轼所言：此乃“人事不修之积，非特天时之罪也”。
南宋时围湖造田之风更甚，苏、湖、常、秀四州修筑圩田、坝田达一千四百八十九处之多。这些情况在元代同样存在。由于围田和水利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南宋的水旱灾害又大大超过北宋，水灾平均五年一次，旱灾约六年一次。元代水灾频仍程度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明末顾炎武对此作过中肯的评论，他说：“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失，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
受到大自然残酷报复后，宋元统治者终于认识到，必须下决心抓好太湖水利事业。庆历三年，宋仁宗给包括太湖地区的两浙等路下诏，规定将兴修水利纳入每年春耕前的安排之中。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开始不久，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将农田水利法颁付诸路，农田水利法将官府与民间建设农田水利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迎来了水利建设的高潮，熙宁元丰时期遂成为太湖流城水利事业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徽宗宣和元年，又曾根据提举水利农田所建议，命官吏对历来承担蓄水灌溉与舟楫通航的港泾湖泊进行勘测，“按其地名、丈尺、四至，并镌之石”，作为管理保护的依据。元代颁布实行的《农桑之制》也颇有关于水利农田建设的条款。
虽然为时已晚，着手偿还对于太湖水系的欠债总是有积极意义的。宋元两朝将地方官的职责及奖惩与水利农田事业相挂钩，有效地保证了水利建设的组织与开展。中央设置都水监等机构，以兴修水利、修理河堤为职掌。宋代熙宁变法后还设农田水利使专管其事。元大德二年，在平江路设立浙西都水监庸田使，“专一修筑田围，疏浚河道。淀山等湖已有官定界畔，诸人不得似前侵占，复为民害，违者听庸田司追断”。泰定元年，特命行省左丞朵儿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监任仁发董督常州、湖州、嘉兴、平江、松江府水利。
宋元两朝并在财力物力上给水利建设以一定的支持。例如北宋熙宁变法时，凡有疏导水患而开决农田时，“即以官田计其顷亩，拨还田户，如无田可拨，即计田给直”。南宋及元代也有官方投入钱物兴修水利的例子。
宋元统治者还动用军卒来保护水利，兴筑工程。嘉祐四年正式组建了苏州开江四指挥，分别为吴江、常熟、昆山、城下四部分，共两千人。开江兵的建制不仅苏州有，太湖流域其他州县也有，职能几乎涉及水利事业的方方面面。元代虽无开江营的建置，却有湖兵。宋元两朝还多次命令其他士卒参加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和保卫工作。
宋元时代太湖水系比较全面彻底的浚治是在宋徽宗政和六年，由出任提举两浙常平的赵霖主持，总共历时十九个月，用工达二百多万，竣工后“二十年间并无水患”。针对吴淞江、娄江、刘家港、江南运河等河道的分别治理则相当频繁，较大的海塘工程也有将近二十次。
由于矫正宋初对于水利的轻忽后进行了多次治理，太湖流域在宋元时期成为全国水利田最为密集的地区。
十一
宋元时期水患的肆虐触动了一批关心民疾时艰的知识分子，多位名垂史册的治水专家应运而生。他们在深入研究后提出各具特点的治水方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当时或后世的太湖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当中大部分还亲身参与太湖水系整治，将理论付诸实践。
描绘洞庭湖景色的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其实是太湖边长大的苏州人，景祐元年又出知苏州，这双重身份使他对太湖水利具有充分的了解。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空洞口号，而正是他为国计民生殚精竭虑的真实写照。在苏州任上他不但浚治五河，还较早地提出了全面治理太湖的方案。他在《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中指出：“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流之，何为而不利？”他主张：“今疏导者不唯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之于海也。”也就是必须疏浚太湖东南流入吴淞江与西北流入长江的各条塘堰浦江，保持太湖宣泄通道的畅达。他批驳了“江水已高，不纳此流”，“日有潮来，水安得下”的错误认识。针对“沙因潮至，数年复塞”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新导之河，必设诸闸，常时扃之，以御来潮，沙不能塞也”的解决办法。范仲淹治水方略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保持太湖水系入江入海水道通畅的基本主张也很有针对性，他的“新导之河，必设诸闸”的建议后来曾得以实施并被证明十分有效。
郏亶、郏侨父子也是太湖水利史上的杰出人物。郏亶出身太仓农家，曾经送其子郏侨就学于王安石。王安石很赞赏他的水利农田之学，变法开始后便让他担任司农寺丞之职，不久又任提举两浙水利。郏亶治水方略中最值得重视的思想是将水利与农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合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郏亶一揽子解决太湖流域水利农田问题的治水方案规模巨大、气魄恢弘，他的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可取的。然而，正因为他的计划规模过于宏大，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环太湖四州十县之民将牺牲相当大的眼前利益，而长远利益则要五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因而遭到各方面的责难，他的治水方略仅仅实施一年就因为“措置乖方，民多愁怨”中途而废。他也被罢免了司农寺丞。
郏亶死后郏侨也献过治水方略。他继承父亲综合治理的思想方法，主张在江宁、润州、常州分别治理湖堰港浦，将太湖水系的西北支脉直接引导入长江，同时使杭州一带的东南支脉直接“决于浙江”，从而“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为腹内畎亩之患”。他还提出，应该把“导江开浦”与“浚泾作堓”结合起来；同时须将“置堰闸以防江潮”与“浚流以泄沙涨”结合起来。
郏亶父子的治水方略为太湖水利事业留下了一笔值得重视的遗产。
元祐年间，单锷也曾献其所著《吴中水利书》。单锷是宜兴人，嘉祐年间的进士，但他举官不仕，却终身研究水利，实地查勘太湖流域地形、水系、水情。他常独自乘坐小舟往来于苏州、常州、湖州的水道，奔走于太湖地区的山水之间，对一沟一渎、一圩一坝无不周览，并研究其地形、追溯其源流，以期充分掌握翔实资料，历时达三十多年。后接受江宁知县钱公辅的建议写出此书，阐述他对太湖水患的治理思想和治理方略。单锷全面分析了当时太湖水患的原因，主要是上游胥溪五堰的废除使安徽九阳江之水不入芜湖而东流太湖，大幅度增加了太湖上游的来水，而太湖下游又有吴江塘路阻塞了排水出路，“纳而不吐”，使洪水滞积于太湖四周，形成洪涝。由此，他提出了“上节、中分、下利”的治理措施。单锷的治水方略汲取了范仲淹北导东泄的基本思路，而着重开浚吴淞江上游与长塘湖、滆湖等关键部位的想法，却是自己独到的见解。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对《吴中水利书》颇为赞赏，慨然草疏代奏于朝廷，并按照书中治理思想确定浙西水利建设的方针和措施。然而，按照书中的主张，开长塘湖和滆湖以使太湖水系西部支脉注入江南运河再导入长江，将危及占田豪户的利益，所以未被赵宋皇朝采纳。但此书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明朝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江水门和工部侍郎周忱巡抚江南时修筑溧阳两坝，均曾参照《吴中水利书》中的意见。明、清两代并多次将《吴中水利书》刻印出版。这部书至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生于松江青浦的任仁发曾在元代至元年间上疏建议开浚吴淞江，后来又著有《浙西水利议答录》。他认为治理太湖“唯以开江、围岸、置闸为第一义”，具体说来就是“浚河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任仁发的治水方案吸取了范仲淹的基本思路，而又兼用了宋代水利专家赵霖的若干方法。由他在大德八年主持的开浚吴淞江故道工程，就是其“浚河港必深阔”主张的具体实践。但因为工费浩繁，开决围田茭葑又遭到权势之家的竭力阻挠，他的方案在工程中并未完全实施。
此外，赵霖、吴执中、周文英等人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方案。
由于短视的统治者过分顾惜眼前利益或者屈从于既得利益阶层，上述许多切实可行的治水方略被束之高阁，实在令人扼腕叹息！眼前的小利和长远的大益存在冲突时选择眼前小利，少数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全体成员产生矛盾时维护少数人利益。干这种蠢事的不仅是宋元当局，这种情况也不仅发生在古代社会，围绕太湖，类似事件屡见不鲜。
十二
在中国历史上，贫苦农家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算是另类，他尽管颇多为人诟病之处，但在治国方面也有一些成就。或许是没有忘记出身之本，朱元璋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坐上龙椅之后首先着手的就是发展农业经济。为了保障农业生产，他诏令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过了二十七年，又特地下旨给工部：“陂塘湖堰可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他还派遣国子监太学生等前往各地督修水利。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后世君主是要凛遵祖训的，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这位开国皇帝影响了整个朝代。明代诸多治水名臣的出现绝非偶然。
清皇朝立国以后，实行了“更名田”政策，又“蠲免赋税，奖励垦荒”以利农。对于水利事业也十分注重，多次治理包括太湖流域在内的水利设施。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还特意巡视谘诹太湖水利事业。
由于明清两代统治者的重视，各地水利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太湖水系也得到多次治理。但由于缺乏全面的水利规划，明清两代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往往只能收一时一方之利，难以取得长远效果。
明初，太湖东南方向的归海港浦“十八港”已严重淤断，东北方向入江港浦“三十六浦”中，除白茆、福山、七鸦等少数大港浦外，大多也已淤浅，而古代导水入海的“三江”中，娄江、东江早已湮没，仅剩吴淞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