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十二月，镇守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王献】奏准，将凉州原备御士卒耕种的田地给本处官军之家有丁力者耕种。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水利多被官豪势要侵占，巡按御史许进上言：“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西抵肃州，绵亘凡二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势豪，宜设官专理。”明宪宗下诏，由屯田佥事兼管之。
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北沙河下流的三岔、蔡旗等堡告准，每年五月初一起，由上游的高头、乌牛、徐信、小沙、梅杞等五坝，给下游放水七昼夜。这是武威至今发现有关用水关系文字记载中最早的一起由官府调解的用水事件。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巡抚都御史杨博写了《查处屯田计安地方疏》，提出：“河西事体重且大者，莫过于屯田一事，即按守巡兵备各将境内荒芜田地通行查出，上下水利不通应该挑浚，人力牛种不足应该处给，从来抛荒未种应该开垦，藏富于民，实自古经略之长策，万一虏骑围斥仓竭，河西亦不至于坐困。”
经过明廷不遗余力的整修，在河西大地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渠、坝等水利设施。但那些河西的大小豪强，千方百计侵占膏腴之田，并长期占据水道。他们“既占肥饶之地，复专灌溉之利”，使河西屯田之“膏腴在官，而瘠薄归军；官厚其利，军任其赋”，“军民莫敢与争，多误耕种”。
为了纠弊，在宣德年间，明廷设立了河渠提举司，负责管理水利，并派遣监察御史巡视督察。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巡抚都御史寥逢节严饬河西各级官吏要各负其责，并申饬：“渠坝之修浚以时，水利之均给以序”，“凡有病于农者亟须除之，凡有利于耕者多方聚之”。
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因北沙河上游乌牛等坝，不容下游三岔、蔡旗泄水，从而引起上下游水利纠纷，官府判定“仍照正德二年规定执行”，但此后纠纷时有发生。这成为后来的凉州跟民勤水利纠纷的一个缩影，一直纠纷不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3年，才告彻底解决。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三岔守备带领百姓，开挖修筑九墩沟。该沟从白塔河干流下游下双寨开始，一直到王宦寨，长达20余里。该沟渠一直输送着河水灌溉，至今仍在使用。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因泄水不公，发生纠纷。后经官府判定，发给下游三岔、蔡旗等坝用水执照，照内重申了下游三岔、蔡旗等坝七昼夜的用水权，该照原件现仍保存。
由上面史料可以看出，从明朝开始，石羊河中上游的凉州和下游的民勤，就有了水利纠纷。这类纠纷，一直持续到了清代、民国乃至当代。在长达数百年的时空中，因为水的争端，同饮石羊河水的大凉州人，时不时就反目成仇，上演了无数闻不忍闻的悲剧。
是水之祸，还是人之祸？
10.清代民国的风云
清朝对石羊河流域的治理，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今天的诸多水系，无不得益于明清两代。其水渠、水规，皆成为后来者继承的宝贵遗产。
清朝前期，凉州百姓充分利用祁连山的雪水，大搞水利建设。据《五凉全志》记载，武威、古浪、永昌、民勤等州县都修了不少干渠，干渠套支渠，支渠再套毛渠，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随之形成。
清代河西地区的各级行政长官，都兼管水利，在石羊河流域，还有“州同”、“县丞”等，以“专司水利”；下面再设有农官、渠正、管水乡老、水利把总等，负责具体事务。此外，乡村的基层头目如乡约、总甲、牌头等，各司当地水利。他们主要负责水渠的巡查维修，并负责灌溉时间、数量、先后次序、纠纷处理、宣传水规、上报情况等诸多事宜的处理。
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水利纠纷再起，凉州卫的高头坝与永昌卫的乌牛坝，因水源发生纠纷，虽经官府判案，纠纷却连年不断，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以解决。清代多次处理这类纠纷，留下了许多判案牌照，至今还有保存者。但纠纷虽息，百姓却仍在暗暗较劲，我在《大漠祭》中写了一个真实发生在生活中的情节：永昌人认为凉州城广场上的那个铜马大张着口，吃永昌的草，喝永昌的水，粪尿却屙在武威，说是把永昌吃穷了，把武威屙富了，就想了个法儿，塑个金牛，头朝武威，想把马抵回去。
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武廷适任凉庄道，他依据历史上已形成的用水惯例，并根据当地实际，下发执照，以明水权，更立红牌，以正水规，又选任水利老人，进行分渠管理，沿用于武威已形成的六渠灌溉系统之中，做到了“渠口有丈尺，闸压有分寸，轮浇有次第，期限有时刻，总以旧案红牌为断”。凉州历史上称之为“康熙定案”。乾隆《武威县志》称：武廷适“判断水利，永成铁案”。
清朝雍正年间，甘肃巡抚陈宏谟传文各县，要求大修渠道，以广水利。文云：“河西凉、甘、肃等处夏常少雨，全仗积雪融流，分渠导引灌田、转磨，处处获利。渠水所到，树木荫翳，烟村胪列，否则一望砂碛，四无人烟。此乃天造美利，较之他省浚泉开井，利溥法便？”文中还指出渠道失修、管理不严等弊病，要求整修渠道，严格水规，由专人负责，严格管理。
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刊行，此书由凉庄道张之浚等鉴定，由武威人张昭美总修。在此书第一卷《智集·武威县志》的《地理志》中，详细记载了武威县的水源，并绘制水利图，撰写水利图说，对井、泉也作了相应记载。其水利图说，记录了武威已形成的武邑六渠灌溉渠坝，介绍了分水方法和用水制度，是研究石羊河流域的珍贵文献。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前后，武威黄渠总甲杨明经根据发现的黄渠用水上的诸多弊病，他扬正扫弊，完善水规，健全水规，强化了该渠的用水管理。
清代前期的水管制度，特点如下：一是水法严明。各县分水渠口，大都立有“宪示碑文”，“按地载粮，按粮均水”，立石刻文，载明各坝额粮额水、分水渠口长阔、水管人员职责等内容。“片言可折，事息人宁”，防止了许多水利纠纷。二是水规具体。以照粮使水为券，遵县红牌，轮流倒坝，自下而上，先哪家，放多少昼夜水，均有具体规定。三是按粮出夫，不得优免。如古浪县水利碑文明确规定建立使水花名册，载明地亩粮额，“各坝修浚渠道，绅衿士庶，俱按粮派夫。如有管水乡老派夫不均，致有偏枯受累之家”，就要“禀县拿究”。
但水规虽具，纠纷难平，屡起争端，连年不息，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等等。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九墩沟百姓在白塔河入石羊河汇流口处，引水浇灌东岗官荒地，与镇番--今民勤百姓发生水利纠纷。清咸丰四年【公元1832年】，为争乌牛坝下泉水，武威今双城镇的徐信坝与永昌小沙坝农民发生纠纷，甘凉兵备道委员重新丈明地界，尺丈绘图，发给水利执照。清光绪初年【公元1878年—1881年】甘凉兵备道道台铁珊，廉洁爱民，关心水利。其政绩除了兴修水利之外，更以处理民间的水事纠纷著称于世，至今还留下了许多案例，成为此后百年间，凉州诸多水事纠纷的处理依凭，其名曰：“武威属陈春堡民与永昌属杜家寨民争水酿命案”、“武威九墩沟民与镇番农民控争石羊河水利案”、“武威与镇番互控洪水河水源案”，等等，既决了当时的水事纠纷，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今，一提铁道台断水案，凉州百姓还会津津乐道。
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考察甘肃水利，以为“甘肃之急莫于兴修水利”，驳斥“甘肃泉源甚少，河渠无多，无水利可兴修”的谬论。他列举了全省可兴修的水利，详细介绍了石羊河流域的源流：“其泉源由天梯山南把截口出者为金塔渠，由杂木寺山口而出者为杂木渠、大七渠，由水峡口而出者为黄羊渠，由白岭山口出者为永昌渠、怀安渠。”
除了从事农业外，清代的石羊河流域的百姓多饲养马、牛、羊等牲畜。据有关史料载：凉州府武威县的张义堡及其附近的熏茨沟口、棚子沟口、青山崾岘、新打班、宽沟口、水磨沟口、上古城堡、炭山堡、高沟堡、蔡旗堡、红沙堡、新城堡、高古城堡、水泉堡、绥远堡、安远堡、大靖堡等地都有牧马场。
左宗棠治理甘肃时，也大修水利。他说：“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疏棉，专赖渠水，渠水之来源，唯恃积雪所化泉流而已。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盖自凉、甘、安、肃以达新疆，大致相若。治西北宜先水利，兴水利先沟洫，不易之理。”“修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在左宗棠的倡导下，甘肃各地修复了已损坏的干渠，新开了许多支渠。
若遇大旱之年，左宗棠便发动群众凿井抗旱，并实行“以工代赈”之法，即“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沾实惠，而目前之救奇荒，异时之永水利，均在于此。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劝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从现有的史料发现，凿井大兴于左宗棠治内，此举虽解了当时之旱，也留下了百年之患。史书上虽大书左宗棠凿井之举，但百年后的今天，科学家发现，那凿井技术，已成为环境恶化的元凶之一。
左宗棠还发动群众植树造林，他要求在路旁“植树一行两行，及至四五行”。其目的：“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至今，凉州等地尚有左公柳。左公此举，功在清代，益在千秋。
为了防止大旱导致的大饥荒，河西各地还设立“社仓”，它以乡或村为单位，丰年筹集粮食储存，公推仓正、仓副管理，“积谷防荒，储粮救灾”。据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武威县“义社储粮仅存一千四百八十八京斗”。1907年至1909年，甘肃全省大旱，“旱魃为虐”，连续995天不见滴雨，百姓“不独无粮，且更无水”，“牛马自仆，人自相食”。此时，义仓、社仓已无粮可储，杯水车薪，难以救灾。清人修撰的《五凉全志》称：石羊河流域和镇番县【今民勤县】“移丘开荒者，沿河棋布，致使河水日细，泽梁亦涸，土沃泽饶，变成了往事”。由此可见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
因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地方豪强多霸占水利，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几无立锥之地”，那所谓“水规”，已成为豪绅强霸的争利工具，豪强霸水，水老卖水，水利已甚衰败。我的家乡现甘肃武威洪祥镇的夹河更成为抢水的战场。数百年间纠纷不断，死伤无数。为了抢一处水源，百姓动辄啸吁而来，乱棍飞舞，石如鸟飞，头破血流者，倒地惨叫者，伤残送命者，比比皆是，其阵势，跟一场大战相若。
石羊河流域的恶化状况惊人地迅速，在明朝洪武年间，石羊河下游民勤县【原名镇番】境内还有湖泊，耕者有其绿地，渔者有其水泊，还有白亭海、昌宁湖、青土湖等湖泊。清朝前期，民勤沙漠中绿地尚多，有可见大量骆驼的骆场，湿地遍布，处处沼泽。到清朝末年，因上流用水过盛，下泄水量减少，武威诸县之间的水事纠纷就多了起来。从明崇祯年间开始，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的用水纠纷就开始上演，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民国历朝，300多年间，争水“战事”频仍，和平之光从不曾降临。其间，不乏跟我的家乡相若的血肉横飞的场景。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当地百姓只好采用旱田压沙保墒法。至今，我的家乡在种辣子等农作物时仍用此法。据《甘宁青史略》记载：甘肃旱地铺压沙田以保墒抗旱，始于清咸丰年间。先在当时的古浪、景泰县一些旱滩地铺压，砂卤之地竟然变为膏腴。据说，旱田所用之沙，最好的是石子沙，其次是石片沙，再次是细绵沙。所压之沙能维持30年左右的效力。每隔30年，用新沙替去旧沙。压沙可以接承雨水，能保持水分湿度，其防旱效果，十分明显。此举开创了利用雨水保农的先河。直到现在，铺压沙田仍是干旱地区所特有的利用雨水保墒措施。此外，衬渠防渗、植树固沙也很是有效。百姓在渠道两旁，砌以草皮，栽以柳树，固沙防渗，风回沙落，树长根行，盘绕交固，便能将那滚滚的流沙之地，变成肥沃的良田。
民国初年，内战繁多，灾害频繁，水利设施严重失修，人民生计，濒临绝境。民不聊生，饥荒遍处。
据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4月23日，武威发生了7.75级大地震，对灌溉渠道及水利建筑物破坏严重，黄渠、杂渠、大渠的多半河口被坠石或山区涌下的土石壅塞，水流失控。更为严重的是杂木河山区段被一侧滑坡的山体堵塞，形成了一道自然拦水坝，水泄不下，潴为天然水库，随时都有破坝而下的危险，当地居民要求政府改挖水道泄水，政府借口工程浩大，不予理睬，至6月17日夜间，积水破坝堤而下。据目击者回忆：“水出山口高达数丈，所过之处，人畜皆为鱼鳖，沿河两岸村庄田地顷刻化为乌有，绳索、衣物等多挂树梢之上。”杂、大两渠渠道遭到彻底破坏。是年，武威县组织成立了水利委员会，各渠废总甲和水老，设渠长以管理水利。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武威遭遇空前大旱，诸条河渠，相继断流，春旱不解，难以下种，夏秋两季，颗粒无收。次年持续干旱，饥民载道，饿殍遍野。时任武威县长的邹光禄在黄渠大龙王宫内，设临时赈济院，以工代赈，修复了被地震损坏的天桥沟，并更名为永济沟。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纠纷再起，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再因泄水，发生纠纷，其场面浩大，群情激愤，难以止息，愈演愈烈，武威、永昌、民勤3县县长会同武威驻军前往弹压，过程中发生人命重案。乌牛坝率众阻挡泄水头人冉平章被逮捕法办，于次年被处决于武威。四年之后【公元1938年】，为解决以上纠纷，甘肃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解决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水利纠纷问题的第1132号《甘肃省政府训令》，由县政府抄发三岔等地，以为处理凭据。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武威县政府派遣专人，视察浇灌永昌县东大河山水的武威县沿山一带的渠道，查明之后，发动农民500余人，在大坝闸湾沙沟整修干砌卵石泄水陡坡一座，以利输水。同年，武威驻军马步青部，为了大兴土木，砍伐杂木河和西营河上游的森林，植被破坏十分严重。更将西营河的水强行逼集于怀二坝、三坝河槽，用以顺河漂运所伐木料，水浮巨木，横冲直撞，沿途河道，多被破坏，沿岸农田，亦遭淹没，致使沟壑纵横，河床裸露，水流四溢，一片残败。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武威成立工赈委员会，以工代赈，先后整修了双城、永昌、黄羊河天桥沟引渡槽、西营平交道、杂木校尉营平交道工程等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