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一直流动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
引黄的设想并非始于今日
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有感于山西黄土高原旱垣连绵，降雨量小，水源缺乏，经常遭受旱灾的侵害，致使民生艰难，多次提出过引黄入晋的想法。限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技术条件，这些设想未能付诸实施，却也充分反映出历代人民改变山西干旱缺水加快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和雄心壮志。
1958年8月，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察，已提出线路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听了表示同意。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我们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刚才你们谈的，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古人的遗愿而已！你们去查查班固的《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入燕，东注之海。”毛泽东又问陶鲁笳，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汉武帝坐龙舟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百越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叫‘闻喜’。那时汉武帝能坐龙舟在汾河上走，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大得很哟。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博闻强记，记忆力真是惊人！陶鲁笳回来着人查阅《汉书》，其中《沟洫志》篇中确有记载：“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当时引黄的目的，是想用河道阻止匈奴南侵，同时也起到分洪的作用，减少黄河下游河南、山东一带的洪涝灾害。武帝纳言，遣数万士兵开挖渠道。后来由于河道变迁，致使渠道废弃，工程失败。
1917年，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明智的幕僚提出了引黄入晋的想法，并派人分两路勘察“引黄入汾”路线。一路“溯忻崞、宁武、五寨而北上”，一路“由静乐、苛岚、五寨、河曲而至偏关”，然后“会集一处，互相论证，叠为研究；南旋时更复循岭绕溪，详加察度。虽炎暑酷热，山径险峻，从不敢心存畏难，稍涉简略。凡四月而成其事”。这份《山西黄水入汾预测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引黄入汾，从偏关老牛湾开口，引水线路也与今日之设计线路相似。报告结尾写得激情洋溢，动人心魄：“中华之运河开于前，外洋之苏伊士开于后。有不世之伟人，即有不世之奇功，安见黄河无穷之水，不能分其流，以入于汾，大其灌溉乎？其利之普也，不待言矣！……昔人有言，曰黄河之水天上来。使黄水入汾，我等敢从而断之曰：黄河之利天上来也。禹王治水有功而庙焉，享其后血食千秋；而配禹王庙享者，必今使黄水归汾之大执事也。”
“大执事”看后大概吓了一跳，虽然很想效禹王庙享千秋，但工程浩大，且旷时费日，能拿得起来？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在1936年刊印的《山西考查报告书》中，“引黄河水入省”仍是一项重要内容，认为引黄对于目前华北经济建设大有裨益。因抗战烽起，地域分割，人民流离失所，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无论政治社会条件，还是经济条件，都不可能实施这项工程。
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了
还是1958年的成都会议，在毛泽东的休息室里。
陶鲁笳汇报过引黄入晋的设想后，在座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北京市随着城市的发展，缺水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我们想和山西合作，引用黄河的水，这是一个可靠的水源。”
毛泽东说：“引黄入燕，燕就是你们北京。可以设想，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使轮船可以开到北京市；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一条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毛泽东雄才大略，挥手之间总是流露出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
陶鲁笳受到鼓舞，也鼓起了想象的翅膀。
陶鲁笳说：“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能和四川一样成为‘天府之国’。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毛泽东说：“山西出煤，开煤矿和发电都要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一千多里，理应对山西贡献。因此，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陶鲁笳在成都会议上的汇报和毛泽东的态度，揭开了引黄入晋的序幕。
1958年10月10日，山西省引黄查勘队在太原成立。
1959年1月，山西省委成立引黄领导组，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任组长。
是月，请来了苏联水利专家萨哈罗维奇，老萨给计划中的引黄工程泼了一瓢不冷不热的水。
5月，引黄查勘队20余名技术人员又对原来的查勘报告进行了综合性的复勘工作。
12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将编制出的引黄入晋计划任务书上报国务院和水利电力部。
1960年2月，山西省计委将《山西省关于引黄工程的意见》上报国家计委和华北协作区。
1961年9月，水电部明确表态：国家经济困难，此项工作暂停，资料归档不得丢失。
弹指一挥间，15年过去了。
先是三年困难时期，然后是十年浩劫。这十多年时间里，人们能干些什么呢？虽然惦记着引黄的人还不少，但也只能在心里惦记罢了。
从“势在必行”到“刻不容缓”
到1983年6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引黄工程领导组又重新成立，这时，国家计委和水电部已将万家寨引黄工程列为前期工作重点项目。
不久，中国科学院一位专家带了煤炭部地质队，到太原北郊打了一眼300米的深井，井水上喷17米，新华社发了通稿，说山西地下水丰富，发展能源基地没有问题。《山西日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人民日报》也登了这则通讯。根据这个结论，引黄就没有必要了。没想到一星期后井水上喷已不到10米，半个多月后井里就不再喷水，不到一年，用水泵也抽不出水来了。据专家分析，这是地层中锅底聚水的表现，属局部赋存带，是地下水存在的一种特殊现象，不具有开采价值。
但这篇文章的影响太大了，引黄方案就这样被搁置起来。
已担任引黄工程领导组副组长的副省长郭裕怀辗转反侧，夜不能眠。郭裕怀长期在吕梁地区工作。吕梁是山西最贫困的地区。吕梁的贫困，首先是因为缺水。
听说全国水土保持会议在郑州召开，郭裕怀决定赶到郑州去找钱正英。
早晨到了郑州，就向钱正英汇报。
钱正英说：“水利部和山西省联合召开的山西水资源评估学术讨论会，得出的结论是万家寨引黄势在必行，这结论是科学的，也是严肃的。我们多年来辛辛苦苦做的工作，被某位专家一句话就吹了。别人不了解情况，报纸上登了，还情有可原吧；你们山西的报纸也登，还发在头版头条，承认自己并不缺水，还来找我干啥？《人民日报》都登了，我还能再说什么？水利部的同志提起这事就很气愤。”
郭裕怀说：“《山西日报》登这篇文章，决不代表省委、省政府的意见。您看我专程跑来找您，就为了请您给想个办法。”
郭裕怀完全能理解钱正英部长的心情，也知道她决不会不管山西的严重缺水问题。趁会议休息时间，他又一次去找她。
钱正英说：“这事儿我反复想过了，我们两家再开一次会吧，这次会就叫‘山西省水资源紧缺综合对策讨论会’，除了上次到会的专家学者，把全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都请来，会议的规模要比上次大一些，尤其要请清华大学的张光斗教授，他是我国最大的水利权威……”
郭裕怀回到太原，就给省委、省政府汇报。经过充分准备，讨论会在太原召开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地质矿产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煤炭部、化工部和山西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和有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山西缺水严重，形势十分严峻，兴建万家寨引黄工程刻不容缓！从长远和全局考虑，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从第一次水资源评估会到第二次缺水综合对策研讨会，中间隔了五年时间；第一次得出的结论是“势在必行”，第二次得出的结论则是“刻不容缓”！
会后山西省政府和水利部又联合向国务院写了《关于山西省水资源紧缺及综合对策的报告》。
这是1987年2月。
朔风中已经传来春天的信息。
总算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1990年7月14日，郭裕怀受山西省政府委托，向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作《关于兴建万家寨引黄工程筹备情况》的报告，他讲了兴建这项工程的必要性、工程概况、当前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他说，这件事迟早要办，早办早主动，迟办就被动，现在动手已经晚了，确实不能再耽误了；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兴建这项工程的决议，以保证各届政府毫不动摇地把这项工程胜利建成。
两天以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万家寨引黄工程的决议》。引黄既然反映了山西人民的意志、愿望、情绪和要求，人民代表当然要热烈支持；代表们还就工程的困难和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郭裕怀有理由感到高兴，在这以前，李瑞环和陈俊生来山西视察时，都对引黄工程表示支持。李瑞环说，兴建这个工程是完全必要的，山西省没有水，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有了水就可以创造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李瑞环说，你们山西给国家作了大贡献了，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你们，山西人应该自豪。可是没有水，煤炭也不能再发展了，其他事业也都上不去了，所以这引黄工程就得搞。
陈俊生回到北京，就万家寨引黄工程书面报告李鹏总理和姚依林副总理，认为“水资源缺乏，供需矛盾突出，已成为制约山西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如果山西省水的问题不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必将影响全国经济的发展，后果将十分严重。解决山西省水的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次日，李鹏总理就作了批示：“请计委研究”。第三天，姚依林副总理也作了批示：“送请计委研究，万家寨引黄可能是条可行之路，可否在今后计划中加以考虑。”
1993年2月22日，国家计委报送的《关于审批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和引黄入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终于获得国务院批准。报告中工程总工期定为8年，其中施工准备期为2年，施工期为6年。
几天以后，王茂林、胡富国等高高兴兴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
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山西代表团，和代表们一起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总书记到山西不止一次。早在1990年1月，他在太原听取关于引黄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的汇报后，就指示“一定要把引黄的事情办好”。
总书记深切了解山西人民缺水之苦。他说：“最近中央和国务院已批准引黄工程。这件事一定要高标准、高质量地搞好，以缓解山西缺水的矛盾。”
总书记慈祥的目光，从热烈鼓掌的人民代表们的脸上慢慢扫过。
三月初的北京还是春寒料峭，但山西代表团讨论会场里却是一片暖融融的春光。
不是因为山西人性子急
引黄工程的轮子越转越快。
大规模的前期准备工作早已开始。通水、通路、通电、通信和平整施工场地进展顺利。
为了以后工程的顺利进行，已经定了两个隧洞，进行试验性开掘，这叫“预开工，试验洞”。不能说山西人性子太急，实在是等待得太久了。
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工作也早已开始：先后同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的11个公司进行了接触、洽谈，签订了4项合同和意向书；向美国罗宾斯公司购置了一台最先进的双护盾全断面掘进机，花了700多万美元；与意大利CMC公司签订了承包总干线6、7、8号三个隧洞，总长2l公里的施工合同，价值2.62亿元人民币。
为了加强施工组织管理，省编制委员会批准，在引黄总指挥部下设偏关、宁武、平鲁、山阴4个分指挥部和供电、通信两个专业指挥部，还设了电信管理总站和外联处。一个大型工程的现代化管理网络已经形成。
国内外70多家企业报名投标引黄工程，首批中标的施工大军中有水电部水电四局、水电二局、水电六局，铁道部的三、十二、十三、十八、十九工程局，解放军四海工程局，温州水电局，温州建筑一公司，山西省水利工程局，意大利CMC公司等等。
浩浩荡荡的施工大军，从全国各地开赴晋西北的万家寨，开赴引水线路上的各个洞点。
炮声在万家寨响起
万家寨一下子在全省扬名，全国扬名。
世界上许多有名的工程公司和水电设备、工程施工设备的制造厂家，也把目光投向了万家寨。
在500万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是找不到万家寨的，连75万分之一的山西省地图上也找不见万家寨。万家寨在偏关县城西北30公里，是黄河边上一个山村。
千军万马已经开上了引黄工程的战场，从万家寨枢纽工地到总干渠各个工点，还有南干北干的部分工点上，隆隆的风钻声，炮声，挖掘机声，大吨位载重车穿梭往返发出的钝重的声音，石料破碎的声音，开山爆破震耳欲聋的声音……钢铁轰鸣，昼夜不停。
建拦河大坝，在大坝下建发电厂，枢纽工程是整个工程的龙头；引黄工程是龙身和龙尾。枢纽工程三家投资，山西要拿20个亿；引黄工程则全是山西的事，投资要106个亿，全部投资，山西要拿126个亿。
国家给了世界银行的贷款额度2亿美元，2亿美元能不能拿到手还难说。
已经出台的煤炭每吨l元的水资源补偿费，全省加起来每年也只有3亿来元。工期按8年算，8年的煤炭水资源补偿费加起来也不到30个亿。
郭裕怀找到胡富国说：“老胡，引黄从根本上说是两个问题，一是技术，二是资金。技术问题我们利用国内外的先进方法和设备，总是能解决的；这资金问题怎么解决？我是一天天睡不好觉，我知道你也睡不好觉。”
胡富国笑着说：“谁说我睡不着觉？我是睡不够啊！一天最多睡五六个小时，你说能够了？”
“当官避事平生耻”
回到山西，胡富国先当省长，后当省委书记。山西的现状，山西贫困地区老百姓的生活，山西严重的缺水状况，山西改革开放的滞后局面，早就使他睡不好觉了。
胡富国最发愁的就是引黄资金。
山西每年能用于基本建设的钱也是10个多亿，这点钱都已落实到项目，是不能用于引黄的。国家财力紧张，不能给引黄投资，引黄的资金必须山西自己筹措。
从何筹措？如何筹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