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凭着对科学和救国大业的执著，利用自己的行政院院长之职权，尽可能地瞒着蒋介石，做着圆“三峡梦”的小动作。其中有两个“小动作”后来对20世纪的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了重大影响。一是选派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等人到美国深造，学习大型水利工程技术；二是邀请美国著名水利大师萨凡奇博士到中国。这两个“小动作”做得都非常漂亮，可以说这是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大师钱昌照等人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做的日后对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到最重要影响的两件历史性大事。
张光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年91岁的张教授与爱妻钱玫荫女士，居住在清华大学的一幢教授住宅楼，二老健康而幸福。有人说，中国当代水利史如果离开了张光斗先生，就将无法写下去。这是有道理的。这位中国水利泰斗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苏南名城常熟，与我的出生地仅有二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他和另一位常熟人--“中国两弹之父”王淦昌院士都是我的大老乡，所以关于张光斗先生的传奇经历我早已熟知。
大千宇宙，轮回自然，离开了谁都照样转动。但一项事业，如果真的少了某一位天才人物，历史将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中国的当代水利事业，特别是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了张光斗先生，将一定是另外一种情况。
让我们稍稍将镜头摇向另一个角度。
这里是著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平静的校园异常热闹。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空前的学生救国运动此起彼伏，上海交大的学生们更是不顾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组织了一批又一批“请愿团”赴南京向蒋介石政府示威。在这支队伍中间，有一位青年学生以自己的行动发誓要“为人民做事”。他在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的启发下，通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虽然当时他还不太懂得这本理论巨著的深刻含义，但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丧权辱国的行径，他决意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
“老师，我要选学土木工程专业。”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志愿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水利总是为人民的。”
“说得好！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教授非常高兴地拍着学生的肩膀，勉励道，“我们的人民日子过得太苦，政府又那样腐败无能，我支持你的志愿！”
“谢谢老师。”
这位学生就是张光斗。当时他是上海交大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大学二年级后就要分专业了，“九一八”事变，使他的灵魂发生了一场震荡，“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成了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真理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张光斗怀着一腔“科学救国”热情，报考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一举成功。按照规定，去美国留学之前必须在国内对自己的本专业实习半年。这半年对张光斗来说，更加坚定了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在水利事业上贡献力量的信仰。“那次实习，学了一些工程技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落后，水旱灾害的严重，人民生活的困苦，增强了为水利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张光斗在实习期间，每月向清华大学写一份报告，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1935年7月，张光斗在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注册，成为美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欧欠佛雷教授的研究生。其间有同为中国留学生的伙伴对他说，凭你的聪明和能力，应该攻读其他专业，土木工程没前途。张光斗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而且学习成绩优秀，导师给了他双份奖学金【其中一份是清华大学给的】。这时国内正发生着一件大事：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光斗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虽然当时的他还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但他仿佛看到了东方的一缕曙光，情不自禁地给国内一位地下党的同学寄去了自己积蓄的美金。
仅用一年时间，张光斗拿到了土木工程的硕士学位。而此时他的心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当一名水利大坝的设计师，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像美国波尔多大坝那样的伟大工程。波尔多大坝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水利大坝，张光斗在读土木专业时曾经实地考察过。当他站在高高的波尔多大坝前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想起了我们的长江，想起了长江三峡，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的话……”张光斗请求欧欠佛雷导师介绍自己到美国最著名的权威机构国家垦务局学习。
“OK，我给你介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设计师萨凡奇博士，他是我的好友，对你们中国也十分友好。”导师的话，令张光斗欣喜若狂。因为萨凡奇的名字几年前就在他的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能够当这样一位国际大坝设计师的学生，对从事水利专业的人来说，是再荣光不过的事了。
“你是一位水利天才，将来定能大有作为，我给你专门设计了一个实习计划。”萨凡奇博士对张光斗倍加欣赏，特意根据张光斗的情况为他设计了一份三个月的学习与实习的计划，安排他到混凝土坝、土石坝、泄水建筑物和渠道等部门工作，并要求各部门的技术专家指导张光斗做正式设计，萨凡奇还亲自检查张光斗的学习与工作情况。
“张，萨凡奇博士这样宠爱你，让我们好妒忌！”美国工程师们不无羡慕地对张光斗说，而他们也对这位谦和好学的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至于与萨凡奇博士之间的关系，用张光斗自己的话说，他们已经成了友情深笃的忘年之交了。
“我赞同你去哈佛大学学习土力学，这对一名水利专家来说，是必须努力掌握的一门专业知识。那儿的威斯脱伽特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你把我的这封推荐信交给他，威斯脱伽特博士会尽力帮助你的。”萨凡奇将信交给张光斗后，用双手拍拍自己学生的肩膀说，“你让我看到中国水利的希望，你们中国有一条长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江河之一，听说那儿有个最迷人的风景险滩叫三峡？”
“对对，长江三峡特别地壮观美丽，而且水急滩险，可以修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张光斗说起自己的祖国时，那份情溢言表的样子让萨凡奇深受感染。
“我一定要去长江三峡看一看。”
“欢迎先生去。”
就这样，张光斗再次转学到了哈佛大学，师从威斯脱伽特教授，一年之后，他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正当张光斗学业辉煌，名师们纷纷向他招手，哈佛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也已经确定给他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七七”事变，民族耻辱强烈地刺痛了这位爱国学子的心。
“尊敬的萨凡奇博士，我的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我要回国参加建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我的人民效力。”张光斗从哈佛领到硕士学位证书后再次回到萨凡奇身边，他对导师说此话时，语调深沉而悲切。
“放弃攻读哈佛的博士学位了？”
“嗯。”
萨凡奇久久不语。最后，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建设伟大的三峡水利工程。”
“谢谢，我一定在中国等待您的到来。”
师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回国后，张光斗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家，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到处呈现抗战的烽火，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无心搞建设的现实，让他不知所措。于是他打电话给当时任南京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昌照教授。钱教授同张光斗是同乡近邻，听说张光斗是学水利专业的，在美国获得双科硕士学位，且师从萨凡奇，便十分高兴地邀张光斗见面。之后，又任命他到当时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四川长寿的龙溪河水电工地当工程师。那时能当上工程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张光斗以自己的才识和学问当之无愧。
在赴龙溪河水利工地的行程中，张光斗第一次与美丽壮观的三峡拥抱。当轮船经过三峡险滩时，张光斗无比深情地默默祈求：此生此世，一定要在这儿为国家建一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
然而在那个国破山河碎的岁月里，张光斗空有一腔热血，只能竭尽所能，参加和主持了像龙溪和下清渊峒等五六个小型水电站的建设。
1942年，国民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决定派一批青年工程师赴美国学习大型工程的建设经验，张光斗理所当然地被首选了。
“张，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真高兴！”张光斗赴美国实习的地方正是他的恩师萨凡奇博士当顾问的方坦那水利工地。分别6年，师生再次相会，留着美丽小胡须的萨凡奇高兴得直把高徒紧紧抱住。
“明年我要到印度的巴黑拉水利工程当顾问。”萨凡奇告诉自己的学生。
张光斗眼睛一亮：“印度离我们中国很近，先生应该到我们中国去一趟嘛！”
萨凡奇摸着小胡须，乐了：“我也非常愿意去你的伟大祖国，可这得由你们的政府邀请。”
“那当然。先生是国际权威，理当由政府出面邀请。”
“不不，是因为我要到你们中国去，必须以工作和考察的名义，我才好多走走看看，再说我还要去看看那个伟大的长江三峡呢！”萨凡奇幽默道。
“先生说得对。”
张光斗马上写信给钱昌照，转告了萨凡奇的意见。
“那当然好，能请萨凡奇先生来中国访问，是件大事。政府方面的邀请手续我来负责办理。”钱昌照得知后非常高兴，很快办妥了邀请萨凡奇先生的有关手续。
不日，萨凡奇告诉张光斗：“美国国务院已经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并同意此事。”
张光斗好不高兴，他为自己促成此事而感到荣幸。
20世纪40年代因萨凡奇先生的到来，中国的“三峡热”简直有如我们申奥成功一样的热度。
1879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的这位国际水利大师，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一直供职于美国内务部垦务局，他的勤奋敬业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总设计师的高位。他先后主持了美国及世界各地60多座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凡奇提出要在美国西部的哥伦比亚河上建造全世界最大的大古力水坝，发电量为197万千瓦，投资3亿美元。这样的工程，这样的投资，在当时的美国也是了不得的事。为此美国国内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反对浪潮，连萨凡奇的同行美国土木协会也组织集会，愤怒地声讨萨凡奇：“他是老了还是疯了？为什么要在那片不毛之地修一个花费如此大的水坝？把萨凡奇从水利权威的位置上拉下马！他已经不配了！”最后还是罗斯福总统独具慧眼地把关键的支持票投向了萨凡奇。大古力水坝用“美国精神”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大坝的建成，为美国在战后的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充足和宝贵的电力资源巨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西部的繁荣。萨凡奇因此成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从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水利界的崇高地位。
1944年5月5日，萨凡奇飞抵中国重庆。翁文灏和钱昌照等政府官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晚，就有一份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送到了萨凡奇先生的案头。这份报告是在翁文灏和钱昌照等人的努力下，由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出面请美国经济学家潘绥写出来的，潘绥先生没有到过三峡，他是从工程经济学的角度对修建三峡工程提出了一份建议书。此提议有美国利益的考虑，标题为《利用美国贷款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建议书中就有关三峡工程建设问题这样说：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1056万千瓦，同时建造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工厂，利用发电厂所发的一半电力来制造化肥，出口美国，以此作为偿还贷款，贷款还清后水电厂与化肥厂归中国所有。
太好了！1000多万千瓦的伟大工程！中国第一！世界第一！萨凡奇当夜就向翁文灏先生表示：明天我就去长江三峡！
“不行啊，萨凡奇先生，此时的宜昌尚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三峡靠近前线，到三峡是很危险的，先生的安危我们可担当不起呀！”翁文灏一听就着急了。
“尊敬的主任先生，我萨凡奇一生视水利重于生命，生死在所不惜，此番三峡非去不可！请不用为我多虑。”萨凡奇坚定地告诉中国官员，“我连遗嘱都写好了，如果我不能从三峡回来，请将此事转告我的家人，一切责任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是一位年届65岁的老科学家的秉性。关于萨凡奇先生的为人和对事业的执著，可以从许多美国同事和中国的科学家那儿获知。张光斗就说过这样的故事：萨凡奇在美国垦务局的年薪为8000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公务员中是不高的，比起那些生意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有人建议，以你萨凡奇先生的权威和名气，自己开个公司，一夜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萨凡奇对此一笑：我对金钱的兴趣等于零，只有水利是我的全部爱好。美国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决意请他出任内务部垦务局的局长。萨凡奇摇头道：“我学水利而未学做官，上帝托付我的使命是造大坝！我的本领因此只能是造大坝！”
多么好的一个老人！他对中国、对三峡与中国人一样，同样热忱，同样执著。
一位外国专家对三峡如此痴迷，让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副长官兼江防司令吴奇伟感动了，他亲自出马陪同，并派重兵随团与萨凡奇一行乘“民康号”轮船专程前往三峡考察。那时日本军队为打通中国内地的南北交通要道，在三峡一带与国民党政府军展开了拉锯式的激战。萨凡奇一行的三峡考察团几乎天天处在敌我双方的战火之下，情况非常危险。然而萨凡奇竟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直奔三峡地区。
“萨凡奇先生，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那边是敌人的防区，他们天天都派飞机出来轰炸，轮船无论如何不能靠近三峡了。”吴奇伟一次次地警告道。
萨凡奇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太阳旗敌机，风趣地说：“它是专打轮船的，那好，我们就改用‘11’号车。”他让轮船靠岸，并令随行考察队员沿山道步行前往三峡一带。
“带着重机枪和手枪队，一旦出现敌情，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好萨凡奇先生！”吴奇伟只好向部属下此死令。
就这样，萨凡奇用了整整10天时间，对三峡两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10天后，他独自躲在四川长寿的龙溪水电工程处完成了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萨凡奇计划”。
“扬子江三峡计划为一杰作，事关中国前途，将鼓舞华中和华西一带工业之长足进步，将提供广泛之就业机会，提高人民之生活标准，将使中国转弱为强。为中国计，为全球计，扬子江三峡计划实属必要之图也！”萨凡奇在把计划呈给翁文灏前特意写下了自己对三峡工程的近万字的看法，那字里行间充满着激情，使翁文灏等中国官员看后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