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最终覆灭，意味着更始政权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与此同时，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自然亦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不过这对刘秀来说，历史显然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选择的大好机遇。
尽管更始朝廷“分遣使者徇郡国”建立地方基层政权的工作缺陷很多，但在“人心思汉”的时代潮流的主导之下，人们似乎还是认可更始皇帝刘玄的汉统地位的。特别是更始军攻入长安推翻新莽的事实，使当时的老百姓对更始政权不能不刮目相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与更始义军几乎同样重要的另一支农民反莽武装力量赤眉义军，归降了更始政权。史书记述其经过：会更始都洛阳，遣使降（樊）崇。崇等闻汉室复兴，即留其兵，自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降更始，皆封为列侯。不久，一位名叫刘永的人投奔到洛阳。此人也是刘氏宗亲，其父梁王刘立，因与汉平帝外家卫氏有所交结，于元始四年被废徙后自杀。更始立即将刘永封为梁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让他子继父业。这时候，对更始政权来讲，真可谓形势一片大好。
不过，在大好形势的背后，问题着实也不少。大家都想乘王莽覆灭以后，更始政权未能全面有效实施统治之间的空隙，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当时赤眉军首领樊崇等虽然“至洛阳降更始”，但其兵众仍留驻原活动地区，并没有投降。另外如铜马、青犊、高湖、重连等等大小农民义军，也依然各自独立，未听命更始。特别是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占举足轻重位置的河北地区，更始政权的控制相对薄弱。这从前文我们所举的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国”的两个实例——上谷郡和渔阳郡的情况，便可看得非常清楚。当时南方一带流传的童谣说：“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意思是更始政权能否据有天下，关键在两个方面：一看能不能与赤眉搞好关系，二看能不能牢固地控制住河北地区。从那时的情况来看，不管怎么讲，樊崇等的投降，意味着赤眉问题暂时有所解决；相比之下，河北的问题便被凸现出来，所以更始帝“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应该承认，更始的这一打算还是极富战略眼光的。
那么，究竟派谁去担当如此重任呢？更始群臣看法不一。大司徒刘赐认为：“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意思是说南阳诸宗子中只有刘秀（字文叔）可以遣用。这位刘赐，是刘秀的族兄，早期参加舂陵军，更始政权建立后，出任光禄勋，及刘縯被杀，代绩而为大司徒。也许因为他是南阳刘氏宗族一员的缘故吧，所以其推荐刘秀的建议遭到大司马朱鲔等人的坚决反对。更始狐疑不决，刘赐则苦荐不已。这时，曹诩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曹诩是更始左丞相曹竟之子，当时官拜尚书，深受更始的信任。刘秀手下的主簿冯异看准了这一点，劝刘秀“厚结纳之”，也就是让刘秀用重金打通曹氏父子的关节，使之在关键时刻替自己说话。谁知主簿冯异的这一招儿还真灵验，果然更始“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主簿冯正是原来的颍川郡掾冯异。原来冯异与父城长苗萌商议好要投降刘秀之际，刘接到哥哥被杀的消息，急忙南还宛城。其后“更始诸将攻父城者前后十余辈，（冯）异坚守不下”；等到刘秀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北上洛阳道经父城时，“异等即开门奉牛酒迎”。于是刘秀署冯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冯异又向刘秀推荐了家乡的青年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人，刘秀皆用以为掾史，并把他们带到洛阳，这些人都为刘秀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军。
更始命刘秀持节北渡，无异于放虎归山；而刘秀煞费苦心争取到更始的这一任命之后，显然也就犹如虎出牢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