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它主要论述战争指导者如何在战前正确筹划战争全局以及在战争过程中怎样实施高明作战指挥的问题。孙子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这一基本认识出发，着重强调通过对敌我双方现有客观条件——“五事七计”的考察比较，以期对战争的胜负趋势做出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己方的战略决策。同时孙子主张在把握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天时、地利诸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在作战中遵循和贯彻以“利”为宗旨的“诡道十二法”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积极“造势”，以确保己方在战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克敌制胜，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由此可见，本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孙子军事思想的概述。
本篇篇题，宋本《武经七书·孙子》（据《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以下简称“武经本”）作“始计第一”，此处“始”字殆系后人因兵家有“先计而后战”之说而附增，似不可取。所谓“计”，当是预计、计算的意思，《说文解字》释“计”云：“计，会也，算也。”这里系指战前的战争预测与战略谋划。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曹操注：“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以下凡引用《十一家注孙子》者，出处之注省略）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历史上人们对本篇主旨最早而又十分准确的概括。
如同一首律诗有它的“诗眼”，一首乐曲有它的主题旋律，一部理论著作自然也有它的中心篇章，其在全书中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关键作用。《计篇》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也具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它的内涵十分丰富，思想非常深刻，字里行间渗透着智慧的浓汁，篇内篇外飘荡着胜利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孙子杰出兵学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
《计篇》的基本思想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战争的筹划理论，二是战争的实施方法。前者是“体”，后者是“体”之“用”，“体”与“用”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互为关系，相辅相成，从而奠定了孙子兵学体系的坚实基础。
《计篇》的全部文字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凝炼而清晰的思想：怎样筹划战争，怎样指导战争。说得再具体一点，便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如何“算”，对敌我的实力对比、战争的胜负趋势做到心中有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何“骗”，骗得对手晕头转向，摸不着北，处处被动，一步步走向失败，即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计算哪些细目，怎样进行计算，却大有讲究，差别非常大，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窍门不同”。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觇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但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无穷”，“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节杈旁枝、支派衍流。这种算法通常叫做“卜筮”，主要流行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它依靠主观想象，牵强附会，随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奥妙，实际上却荒诞不经，与其说是算计胜负，不如说是碰撞大运，算不准可以文过饰非，偶尔碰巧凑上了则不妨大大吹嘘一番。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百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只要看看“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的“兵阴阳家”，俨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亦人亦神；《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撒豆为兵，以及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人的早识天机，神奇莫测，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计战争前景对于古代人们来说，有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对人们的这种无知愚昧，可以悲悯，但却无法改变。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道德正义感，但同时也最为天真滑稽。在文圣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亚圣”孟子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而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收拢民心，取决于行“仁政”，搞“德治”。这是最强大的精神原子弹，威力无比，任凭尔有强大军队，任凭尔有快刀利剑，遇上我“仁政”这杆大旗，一定是望风披靡，溃不成军！用孟子的话说，便是“以此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惜的是，儒家算计战争的方法属于一相情愿，历史上没有用空洞的道德仁义打赢战争的事例。那位憨态可掬的宋襄公曾经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没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赔上了。由此可见，儒家的算法好比是“皇帝的新衣”，当古董作谈资勉强可以，如果脑瓜发热较真起来，那么非出尽洋相不可。
法家的算法正好同儒家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关于战争胜负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加上用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就没有攻不下的城池，就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在嗜血成性的法家眼里，战争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是统治国家、稳定秩序、发展实力的捷径，须臾不可离，片刻不可少，可谓拳头出真理，刀剑定是非。应该说，法家的算法最是坦率，最是简洁，没有虚与委蛇的矫情，没有欲说还休的扭捏，而是直奔主题，实话实说。它无疑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比起巫师神道的算法要正确，比起儒家之流的算法要真实。然而，正如常言所说，真理越过一步也就变成了谬误。法家算法的致命伤在于它太单纯迷信军事实力了，而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向背、政治教化，等等。所以也许能暂时得逞于天下，“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但往往因其后患过多而无法维系长久，免不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从根本的战略利益衡量，法家有关战争胜负的算法同样存在问题。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所说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那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它意味着鲜血的滚滚流淌、财富的灰飞烟灭，所以孙子要提出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它不同于巫史神祝的热衷猜谜，也不同于法家之流的迷信暴力，更不同于老子、孔子的空谈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却又最实用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的“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做“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在战争问题上，使高居庙堂的统治者和身处草莽的老百姓达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调，有意作梗。“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理条件，把握住战争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问题，将帅作为一支军队的灵魂，他的素质才能直接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慎，一败涂地”，所以它理所当然成为衡量双方军事实力，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协调的配合，有力的保障，适宜的赏罚，是任何军队在军事活动过程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很难设想，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法纪的约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单凭血气之勇，而能成就大事的。在这个意义上，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才这么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孙子把健全军队法制看做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
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氏所列举的战略诸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树立了全局意识，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战前预测和运筹是高于一般军事家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说：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全方位地配合起来，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讲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因素，是综合能力的一种凝聚和归纳。作为真正的高明算法，它印证了一条普遍的战略原则：“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因为全局能决定局部的成功与得失，而局部的成败或得失有时并不能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孙子“五事”的奥秘正在于用全局的观点来谋划残酷的战争游戏。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战略要素，那么，孙子讲“七计”的宗旨则在于对这些战略要素的优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较之以计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素质优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赏罚令行禁止、公正严明？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从历史上的战争实践来看，孙子“五事七计”、预见胜负的战略运筹思想，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就像唐代杜牧所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载，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对此可以举出无数个具体战略决策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韩信著名的“汉中对”是对孙子“五事七计”理论的一个很好印证。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西楚霸王项羽凭借实力，号令天下，大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偏僻之地。楚汉相争，谁将执天下之牛耳？面对楚强汉弱的现实，“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以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对楚汉战争进行了预测。
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如何摆脱被动，扭转己方在与项羽对峙中的战略劣势，逐鹿中原，赢得对天下的统治权，成为刘邦朝思暮想的最大心事。正在他计无所出、进退维谷的困难时期，韩信给他送上了一剂治愈这一心病的良药，这就是著名的“汉中对”。
韩信既是能谋善断的谋士，又是统兵作战的良将。韩信始随项羽，由于不被重用，后转投刘邦，他对楚汉战争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既看到楚强汉弱的客观现实，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又能够透过项羽强大的表面现象看到其致命的弱点；既能看到刘邦虽然兵力上相对弱一些，又能看到他在政治上拥有真正的优势，从而为刘邦制定了正确的战略。
在“汉中对”中，深富韬略的韩信为刘邦全面算计了军事斗争的得失前景，透彻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韩信认为，项羽的优势有三方面：一是骁勇善战，“喑哑叱咤，千人皆废”；二是“霸天下而臣诸侯”，地盘广大，占有政治上的优势；三是对部下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其食”。项羽的致命缺陷主要有六点：一是刚愎自用，“不能任属贤将”，乃“匹夫之勇”；二是吝惜封赏，属“妇人之仁”；三是“有背义帝之约”，失信于天下；四是任人唯亲，“以亲爱王，诸侯不平”；五是在地理上“不居关中，而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六是诛杀无度，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由此得出结论，“其强易弱”。刘邦的优势是：遵诸侯之约，先入关中，理应为关中之王，却被项羽逐入汉中，秦民怨恨项羽而同情刘邦；刘邦入关后，与民约法三章，深得民心拥戴；在此基础上，如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天下勇武，封赏功臣，就会转弱为强，无往而不胜。这就为刘邦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对敌我双方的综合比较，韩信预见到刘邦由弱转强、统一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为处于逆境之中的刘邦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韩信在正确分析和科学预测楚汉战争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为刘邦争夺天下、完成统一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战略谋划。刘邦遵循着韩信提出的既定战略，“部署众将之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占关中，并经过前后数年的血腥征战，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强盛的西汉王朝。
另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曹操抗击袁绍的官渡之战的战略决策。东汉末年，在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袁绍、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两雄不能并立，双方的决战宛如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到了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袁绍已经基本占有了黄河以北的全部地区，拥兵数十万，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战略地位。他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决定同曹操豪赌一把，遂集结起冀、并、幽、青诸州十万精兵，计划实施南下进攻曹操大本营——许昌的方案，以实现其吞并中原的目的。这一消息传到许昌，曹操不敢怠慢，马上召集部将商议，认真谋算，运筹帷幄，来制定应付袁绍进犯的具体对策。曹操胸有成竹，一针见血指出袁绍一方的致命弱点：袁绍志大而缺乏智谋，色厉而胆略不足，猜忌而没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挥，将骄而各存私心，土地和粮食虽多，但都是为我所准备的，不过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罢了。谋士荀也接着指出：袁绍兵员虽多但不整治，谋士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武将审配专而无谋，逢纪刚而自用，这些人势不相容，必生内变。大将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以一战而擒杀！
曹操和他的部属们从双方主帅、将领、政策、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组织纪律，以至赏罚等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后，一致预测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形势有利于自己一方而不利于对手袁绍。在这一战略预测的基础上，曹操最后果断做出决定：集中兵力，抗击袁绍来势汹汹的进攻。这样就拉开了官渡决战的帷幕。在战争过程中，曹操根据既定的战略决策，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通过乌巢烧粮的奇招，一举掌握作战的主动权，终于夺取这场战略决战的胜利，进而统一了北方中原地区。显而易见，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笑到最后，是他遵循孙子“五事七计”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的精神，在战前算得精细、算得高明的自然结果。
再一个例子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天王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战略决策。公元383年，前秦天王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不顾群臣阻谏反对，亲率百万大军，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声言要“投鞭断流”，企图一举吞并东晋，统一天下，然而却最终在于淝水一带（今安徽境内）举行的同东晋军队的战略决战中全面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固然有苻坚在战役中指挥不当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当是苻坚本人在战前筹划中主观武断，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现严重失误，不能用孙子“五事七计”的计算方法来算清和掌握敌我情势，预测战争胜负前景。明明是绝大多数臣下不与自己“同意”，反对贸然进攻东晋，可他却偏偏要执意南伐，做一统天下的美梦；明明是内部不稳，士气低落，“兵众”不强，慕容垂等异族部将怀有“他志”，居心叵测，他却偏偏要锐意轻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不知道东晋内部的各种情况，水师力量远不如对手，军队缺乏系统训练，他却偏偏要舍长就短，轻举妄动。这样便深深地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加上具体作战指导上的失误，于是就不可避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演丧师灭国、自殒其身的悲惨一幕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孙子“五事七计”运算战争方法的高明卓越，表明对它的违背，必然会受到战争之神的应有惩罚。
常言道，良好的开始只是成功的一半，“算计”精明，“算计”正确，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可能性，然而可能性毕竟不等同于现实性，要使它真正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切有用的方法，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这个方法，就是孙子所说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古今中外，巧用谋略、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战例并不鲜见。战争的胜负虽然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政治状况、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自然条件，等等，但要真正决胜千里，还必须充分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制定高明卓绝的战略战术，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毛泽东就说过：“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这一论断，无疑鞭辟入里地揭示了实力与谋略之间的辩证关系。
所谓谋略，就是在把握战争规律基础上产生的克敌制胜的巧妙用兵的最佳方法。正如现代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所说：“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够办到的。”苏联军事理论家《战争中的谋略》一书的作者B。H。洛博夫认为：“谋略这是为欺骗敌人和获取某种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军事上的计谋正在转变成军事谋略的概念。一切军事行动的突然性是军事谋略的实质，它通过准备的隐蔽性和在这些行动上迷惑敌人的方法来达成。换言之，军事谋略是以掩盖真相，强加于敌以假象为目的，同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以最小的兵力兵器消耗和最短的时间夺取胜利”，“武装斗争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统帅及军事指挥员具有军事谋略的才能有着重大意义”。
列宁说：“交战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中国史书记载最早的战争是黄帝与蚩尤之间进行的涿鹿之战。在这场战争中，谋略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传说黄帝为战胜蚩尤，先整武备修内政以求自强，在与蚩尤的战争中，针对蚩尤部落由南方发展而来，对北方的天候、地形不熟的弱点，采取诱敌深入的谋略，主动实施战略退却，一举将敌诱至涿鹿之野；最后，黄帝借助一个狂风大作、尘沙蔽天的日子，发起反击，这场战争成为中国古代兵家谈论谋略的最早依据。
古希腊特洛伊战争“木马计”的故事，是在古代战争中运用谋略的又一个典型事例。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地中海地区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的文化与艺术就已相当发达，并传播到希腊南部和爱琴海上的大多数岛屿。到了公元前1400年，来自陆地的中欧阿卡亚人入侵希腊，与当地原有的文明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迈锡尼文明，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公元前12世纪末叶，属于希腊迈锡尼文明的阿卡亚人远征小亚细亚，据《荷马史诗》的说法，其起因是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在访问希腊时，使用奸计诱走了斯巴达城邦的王后海伦。希腊人对此非常愤怒，因此出兵远征特洛伊。但特洛伊城垣坚固，特洛伊人的战斗力又很强，尽管希腊人不断发动猛烈进攻，却一连9年都没有攻克。到了第10年，希腊远征军的首领俄底修斯采用了一条运用木马的妙计。希腊人在特洛伊城郊砍伐树木，建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马，选出一部分勇士藏身于马腹之中，将木马放在特洛伊城外，其他人则佯作退兵，撤退之前放火烧毁了军营中的一切，乘船离开特洛伊前往忒涅多斯岛。此时，特洛伊人见希腊人乘船离开海岸远去时，便蜂拥来到海边清理战利品。他们在先前敌人的扎营之地看见了木马，惊奇地看着这个庞然大物不知所措。这时，有几个走近木马观看的人发现了藏在木马下面的西农，将他拖了出来，并带去见国王普里阿摩斯。西农是希腊人安排的奸细，他按照提前编好的谎言说，阿卡亚人造的木马是要献给特洛伊人的敌人雅典娜，自己是躲藏在木马里准备向特洛伊投诚的。他天衣无缝的表演赢得了特洛伊人的信任，被带进城。随后，特洛伊人在城墙上开了一个很大的洞，将木马拖进城。当晚，特洛伊人因举行欢宴和庆祝而疲惫不堪。西农则趁机偷偷溜出城门，燃起火把，给退至忒涅多斯岛的希腊人报了信；又爬到木马下面，给在木马中的希腊人发出了可以出来的信号。从木马中出来的希腊战士挥动长矛，拔出利剑，分散到城中各处，对特洛伊人进行烧杀，并打开城门，让从忒涅多斯岛赶来的希腊战士也加入他们的行列。特洛伊人不及应变，特洛伊城就被远征军完全占领。特洛伊战争被认为是希腊历史的开端，而希腊人颇具传奇色彩的“木马计”，则被认为是欧洲早期军事谋略的典型。
对于军事谋略的重要性，中外著名军事家有许多很好的论述。克劳塞维茨说：“如果人们认为战术是暴力行为（即战斗本身）的实施，而把战略看作是巧妙运用战斗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感情力量（像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炽烈的荣誉心，不易屈服的坚强意志等等）以外，其他禀赋似乎都不能像诡诈那样适合于指导和鼓舞战略活动了。”拿破仑形象地说：“我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狮子，进行统治的全部秘密在于，要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是前者，什么时候应当是后者。”什捷缅科说：“不要忘记，客观力量只是取胜的前提条件。有了这种力量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不发挥它的作用，不能有组织地使用它，它自身还不能保障将敌人消灭。”
孙子军事谋略思想的核心是“兵者诡道”，将广施权变作为取得战争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孙子“诡道”用兵的理论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所谓“诡道”，就是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何“骗”，骗得对手晕头转向，摸不着北，处处被动，一步步走向失败，即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在孙子看来，战争说到底是敌对双方比试“骗术”、你死我活的过程，会骗的打败不会骗的，大骗战胜小骗，骗术越是高明，骗法越是多样，就越是拥有赢的把握，越能成为胜利的主宰。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战争是血淋淋的杀戮，你不想在战场上做人家的刀下之鬼，你就不能不把那中看不中用的“仁义道德”暂时搁置在一边，让自己变成铁石心肠，冷血动物，无怨无悔地施展出各种阴损恶毒的骗招，让你的对手脑袋搬家，这个手段，孙子把它称做“诡道”。
“诡道”，顾名思义便是“诡诈之道”。这里，“诡”指的是手段运用的特色：诡秘神奇，阴损绝恶，变幻莫测，杀敌于无形之中，害敌于不意之间。至于“诈”，指的是手段运用的性质：骗招迭出，诈敌唬人，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胜利，不做赔本的买卖。
高明的骗术在于能做到变化多端，花样翻新，即《司马法》所说的“无复先术”，否则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便容易为对手所识破，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孙子的了不起，就是他不但确立了使诈行骗的基本原则：“兵者，诡道也”；而且更一口气传授给我们十多条如何使诈、怎样行骗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诡道十二法”：明明要打你却装出不想打的模样，明明能够打却装出不能打的姿态；要从远处打却装出会从近处打，要从近处动手却装出会从远处下手……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欺骗，以假象迷惑对手，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因势利导，造成不利于敌人而有利于自己的态势，从而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所追求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可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奥秘却并不容易，“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在战场上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地施展骗术诡道，赢得胜利，就必须自己亲身去实践、去琢磨，甚至必须有付出沉重代价的思想准备。
孙子亲身经历、参与指挥的吴楚柏举之战，就是实施军事欺骗从而赢得作战胜利的一个典范。当时吴楚双方从军事实力上讲，是楚国占有明显的优势：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军队数量远远超过吴国，而且多年与晋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兵刃相见，战争经验也非常丰富。尽管这时候由于鄢陵之战、三驾之役的失利，实力已受很大的损耗，不复有全盛时期的风光。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要对付晋国这样的强大对手虽然力不从心，可要摆平僻处东南一隅的蕞尔小邦吴国却是绰绰有余。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国要打败这个强大的对手，达到称霸中原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自然不能同楚国作正面的硬碰，正确的途径只能是施展军事欺骗的手段，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四两拨千斤，谋求胜得巧妙、胜得狡诈。
这个骗术，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就是“怒而挠之，卑而骄之”。它的具体方案，即脍炙人口的“疲楚误楚”之策。伍子胥、孙子等人针对当时楚国军队人数众多，但军令不一导致机动性较差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欺敌误敌的作战策略，他们向吴王阖庐建议说：“楚昭王年纪轻轻，无力控制政局。楚国当政者人数众多，看似表面上谁都负责其实谁都不负责，乖张不和，政出多门，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楚国的忧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好的对策，是把自己的部队分编成三支，轮番地去骚扰楚国：只要出动一支部队就能把楚军全部吸引出来。当楚军一出动，我军就退回；楚军若退回，我军另一支部队便再出动，必然可以使楚军疲于奔命。如此这般三番五次地骚扰楚军、疲惫楚军，多方调动楚军，整得它没有宁日，必能使敌人在判断和指挥上都发生失误。而敌人的失误恰好是我们的机会，到时候我们就出动三军主力全面进攻，就必定能够聚歼楚军，大获全胜，成就霸业！”由此可见，“疲楚误楚”之策的基本思想是分吴军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人，创造战机，制敌于死地，而核心宗旨乃一个字，就是“骗”。
随后吴楚战争的进程充分证实了“疲楚误楚”军事欺骗的巨大成功：吴军前后六年施行“疲楚误楚”之策的结果，是吴军先后袭击了楚国的夷（今安徽涡阳附近）、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及弦、豫章等战略重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同时更具有意义的是，吴军这种浅尝辄止、不作决战的挑逗性之举，给楚国的战略决策者造成致命的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是小泥鳅掀不起大波浪，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终于栽了大跟斗：当数万吴国精锐之师越过冥阨、大隧、直三关险隘，突然挺进到汉水东岸之时，楚国不得不仓促应战，陷于战略上的彻底被动，结果连战皆负，溃不成军，国都沦陷，几乎灭亡。
其实，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几乎条条都可以找到具体的战例验证。这正是它们之所以为后人所高度推重的军事欺骗方法的缘由所在。汉高祖刘邦当年之所以有平城之围，就是由于匈奴冒顿单于巧妙实施“能而示之不能”策略的结果：冒顿单于面临汉军大举进攻之时，故意派遣一些老弱士兵在前线作无力抵抗，让刘邦误以为匈奴军队实力不过尔尔，遂轻易冒进，不知不觉中进入对方预设的伏击圈中，被重重包围于平城白登山，差一点全军覆没。幸亏陈平想出一条计策，贿赂冒顿单于夫人阏氏，才侥幸摆脱围困，狼狈退回长安。
三国时期吕蒙之所以能白衣渡江，从蜀汉大将关羽的手中夺回战略要地荆州，也是他高明运用“用而示之不用”之计的产物。赤壁一场大火，烧得数十万曹军人仰马翻，狼狈北窜，烧得一代枭雄曹孟德横槊赋诗、一吞天下的雄心灰飞烟灭，也烧出三国鼎立的崭新局面。可是正如西方近代一位政治家所言，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有的只是永久的利益。原先为抗曹而形成的孙、刘联盟，随着战后利益分割上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并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瓦解。这中间的关键，就是荆州的归属。刘备方面是久“借”不还，坚决赖账；东吴方面则是志在必得，寸土不让，冲突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彼此翻脸、大打出手。为了夺回荆州，东吴军事统帅吕蒙想出毒辣一招：自己称病告退，让年轻将领陆逊替代。陆逊上任后故意写信给关羽，称说自己少不更事，还请前辈多多指教，用卑辞屈己之法麻痹了关羽，使他放心地统率大军去和曹军争夺襄樊，造成荆州防备空虚。此计得逞后，吕蒙即遣发主力迅速开进，攻陷荆州，并趁关羽慌忙回师之际实施伏击，一举尽歼号称“万人敌”的关羽主力。这的确是明明要打，却装作不想打的典范战例。
其他像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木罂渡河”，兵出临晋，擒获魏王豹，平定魏地，是为“远而示之近”原则的诠释；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笠泽之战中，两翼佯动，中路突破，声东击西，大破吴军，是为“近而示之远”原则的注脚；汉军激将楚将曹咎，再夺成皋，属于“卑而骄之”；曹操抹书间韩遂，拆散他与马超的同盟，属于“亲而离之”。凡此种种，均表明孙子以“诡道十二法”为基本内容的军事欺骗术是屡试不爽、威力无比的克敌制胜武器。
“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因敌变化，随机制敌，永远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倘若不懂这一层道理，不遵循这一原则，那么即便是遍读天下兵书，也终究是纸上谈兵，胶柱鼓瑟，隔靴搔痒，到头来难免夸夸其谈，一事无成。历史上赵括、马谡之流丧师辱身，贻笑天下，就是显著的例子。运用孙子“诡道十二法”的奥秘也是一样。战争中离不开军事欺骗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兵者，诡道”的原则，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否认，然而，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问题就在于骗术掌握、运用得高明与否。这种高明属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应该是“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而不能用言辞来状摹、来说明，所谓“上骗不言骗”。不过总的精神或许可以着眼于：第一，不能重复，切忌依样画葫芦，所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第二，新奇怪诞，防不胜防，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第三，顺藤摸瓜，请君入瓮，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第四，逆向思维，反常为常，所谓“出乎意表，合乎其理”。按上述四个思路去设局，去谋策，势必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军事欺骗之手段日日翻新，军事欺骗之思维开阖自如。
由于孙子“诡道十二法”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实践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备受青睐。他们沿着孙子开辟的道路前进，进而从各方面深化了“诡道十二法”的思想。这中间来历不明的《三十六计》可谓是集“诡道”（也即军事欺骗）的大成之作。这部民国年间才出现于四川成都的书摊，但有可能是明末清初成书的兵书，从头到脚，谈的就是一个“骗”字。它招招阴损，计计险恶，目的都围绕一个中心，怎样引诱敌人上当受骗，而自己则趁此机会一招制敌。这只要看看它的计策名目便可以一目了然了：什么“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无中生有”、“笑里藏刀”、“李代桃僵”；什么“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浑水摸鱼”、“偷梁换柱”、“假痴不癫”、“上屋抽梯”，统统都是欺骗敌人的高招，夺取胜利的窍门。可见孙子的衣钵真是代有承继，“吾道不孤”。然而，“诡道”毕竟是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出现的，一味推重“诡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将它不分青红皂白推广到非军事领域运用时，必定会导致君子稀少，小人成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恐怖局面。
孙子曰：兵[1]者，国之大事[2]，死生之地，存亡之道[3]，不可不察[4]也。
“注释”
[1]兵：本义指兵械，《说文解字》：“兵，械也。”后引申为兵士、军队、战争等，此处作战争、军事解。
[2]国之大事：意谓国家的重大事务。《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鹖冠子·近迭》亦云：“人道先兵。”与《孙子兵法》此语相合。孙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大国争霸、列强兼并的战争正日趋激烈频繁，故符合逻辑地产生这样的思想认识。
[3]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意谓战争直接关系到军民的安危，国家的存亡。杜牧注：“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梅尧臣则曰：“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
[4]不可不察：察，考察、研究。《论语·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不可不察，意指不可不仔细审察，谨慎对待。
故经之以五事[1]，校之以计而索其情[2]。一曰道[3]，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4]，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5]。天者，阴阳、寒暑、时制[6]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7]也。将者，智、信、仁、勇、严[8]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9]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10]。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11]？将孰有能[12]？天地孰得[13]？法令孰行[14]？兵众孰强[15]？士卒孰练[16]？赏罚孰明[17]？吾以此知胜负矣。
“注释”
[1]经之以五事：经，度量、衡量的意思。《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毛苌传：“经，度之也。”此句意谓要从五个方面分析、预测战争胜负的可能性。
[2]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校，衡量、比较。《广雅·释诂》：“校，度也。”计，指下文所言“主孰有道”等“七计”。索，考索、探索。《墨子·尚贤中》：“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情，情势、实情，也可理解为规律。全句的意思为：要通过对双方各种条件的比较分析，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况与规律。张预注：“校计彼我之优劣，探索胜负之情实。”即孙子之本旨。
[3]道：本义是道路，后引申为事理、规律、方法等。此处的含义是指社会政治条件，尤指人心向背。《孟子·公孙丑》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即表明政治得失对战争成败具有关键影响。
[4]令民与上同意也：令，使、教的意思。民，普通民众、老百姓。上，君主、统治者。意，意志、意愿。《管子·君臣下》：“明君在上，便僻（嬖）不能食其意。”同意，同心同德。令民与上同意，言使普通民众认同、拥护君主的意愿。
[5]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意谓民众与统治者一条心，乐于为君主出生入死而毫不畏惧危险。不畏危，不害怕恐惧危险。汉简本“不畏危”作“弗诡也”。“弗诡”意即无疑贰之心。有人释“弗诡”为“不敢违抗”，于义亦通。
[6]阴阳、寒暑、时制：阴阳，指昼夜、晴晦等天时气象的变化。寒暑，指寒冷、炎热等气温差异。时制，指四时季节的更替。
[7]远近、险易、广狭、死生：远近，指作战区域的距离远近。张预注：“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险易，指地势的险厄或平坦。广狭，指战场面积的宽阔或狭窄。死生，指地形条件是否利于攻守进退。死即死地，进退两难的地域；生即生地，易攻能守之地。《孙膑兵法·八陈》：“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
[8]智、信、仁、勇、严：智，足智多谋，计出万端。信，赏罚有信，令行禁止。仁，爱抚士卒，关怀百姓。勇，英勇善战，杀敌致果。严，严于律己，执法必严。凡此五德，孙子认为是作为优秀将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即《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所称的“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梅尧臣注：“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
[9]曲制、官道、主用：曲制，有关军队的组织编制、通信联络等具体制度。曹操注：“曲制者，部曲、旌旗、金鼓之制也。”官道，指各级将吏的管理制度。张预注：“官谓分偏裨之任，道谓利粮饷之路。”主用，指各类军需物资，如车马兵甲、衣装粮秣的后勤保障制度。主，管理、主管。《孟子·万章上》：“使之主事而事治。”用，物资费用。
[10]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闻，知道、了解。知，深切了解之意。全句的意思如曹操注所言：“同闻五者，将知其变极，即胜也。”
[11]主孰有道：指哪一方国君为政清明，拥有广大民众的支持。主，君主、统治者。孰，疑问代词，谁，这里指哪一方。道，有道，政治清明。
[12]将孰有能：哪一方的将领更有才能。
[13]天地孰得：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张预注：“观两军所举，谁得天时、地利。”
[14]法令孰行：哪一方能对法令规章加以认真执行。曹操注：“设而不犯，犯而必诛。”
[15]兵众孰强：哪一方兵械铦利，士卒众多，军队强大。兵，在这里是指兵械。但也有注家认为，“兵”为军队。
[16]士卒孰练：哪一方的军队训练有素。张预注：“离合聚散之法，坐作进退之令，谁素闲习。”练，娴熟。《战国策·楚一》：“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17]赏罚孰明：哪一方的奖惩能做到公正无私。《孙膑兵法·威王问》：“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明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韩非子·五蠹》）
将听吾计[1]，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
“注释”
[1]将听吾计：将，助动词，读作“江”（jiāng），表示假设，意为假如、如果。《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如此，则本句意为：如果能听从、采纳我的计谋。十家注多作此解。又一说，“将”在这里当作名词解，读作“匠”（jiàng），即将领。两说相较，当以前说为善。听，依从、遵从的意思。
[2]去之：去、离开。
计利以听[1]，乃为之势[2]，以佐其外[3]。势者，因利而制权[4]也。
“注释”
[1]计利以听：计利、计算、衡量敌我双方的有利或不利条件。以，通“已”，《礼记·檀弓》郑玄注：“以与已字本同。”已然、业已的意思。听，听从、采纳。
[2]乃为之势：意思是指造成一种积极有利的军事态势。乃，于是、就的意思。为，创造、造就。之，语助词，无义。势，态势。
[3]以佐其外：作为辅佐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佐，辅佐、辅助。外，曹操注：“常法之外也。”一说，外指国境之外（参见李零《吴孙子发微》）。
[4]因利而制权：意谓根据利害得失情况而灵活采取恰当的对策。张预注：“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因，根据、凭依。《孟子·离娄上》：“为高必因丘陵。”制，从、随从。《淮南子·氾论训》：“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高诱注：“制，犹从也。”这里是决定、采取的意思。权，本义是秤砣，用作动词，即掂量轻重，权衡利弊，此处引申为权变，灵活处置之意。
兵者，诡道也[1]。故能而示之不能[2]，用而示之不用[3]，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4]，利而诱之[5]，乱而取之[6]，实而备之[7]，强而避之，怒而挠之[8]，卑而骄之[9]，佚而劳之[10]，亲而离之[11]。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12]，不可先传[13]也。
“注释”
[1]兵者，诡道也：兵，用兵打仗。诡道，诡诈、谲变的行为或方式。曹操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诡，欺诈，诡诈。《管子·法禁》：“行辟而坚，言诡而辩。”道，行为、方式、原则。
[2]能而示之不能：能，有能力，能够。示，显示、假装。言能战却装作不能战的样子。此句至“亲而离之”等十二条作战原则，即著名的“诡道十二法”。
[3]用而示之不用：实际要打，却假装不想打。用，用兵。
[4]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实际要进攻近处，却装作要进攻远处；实际要进攻远处，却显示要进攻近处，致使敌人无从防备。按，历史上，韩信灭魏一役中“木罂渡河”可谓“远而示之近”的典范；吴越笠泽之战中，越王勾践左右翼佯动，中路突破大败吴师之举，可谓“近而示之远”的例证。
[5]利而诱之：利，此处作动词用，贪利的意思。诱，引诱，诱使。意为敌人贪利，则用小利加以引诱，伺机进行打击。
[6]乱而取之：乱，混乱。取，乘机进攻，夺取胜利。梅尧臣注：“彼乱，则乘而取之。”一说“取”指伏兵偷袭而败敌。《左传·庄公十一年》：“覆而败之曰取某师。”
[7]实而备之：备，防备，防范。言对付实力雄厚之敌，需严加防备。
[8]怒而挠之：怒，容易生气、愤怒。挠，挑逗、扰乱、骚扰的意思。《说文》：“挠，扰也。”意谓敌人暴躁易怒，就设法挑逗激怒它。又一说：敌人来势凶猛，当设法扼制其气焰。
[9]卑而骄之：卑，小、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杜预注：“卑，小也。”言敌人卑怯谨慎，则应设法使其变得骄傲自大，然后伺机破之。又一说，敌人鄙视我方，则将计就计，使之更骄傲麻痹，然后寻找机会加以打击。又一说：我方当主动卑辞示弱，给敌人造成错觉，令其骄傲。后两说皆不如前说义长。
[10]佚而劳之：佚，同“逸”，安逸、自在。劳，疲劳，用作使动。敌方安逸，就设法使它疲劳。
[11]亲而离之：亲，亲近、团结。离，离间。《广雅·释诂一》：“离，分也。”此句言如果敌人内部团结，则想方设法离间分化它。如《三国演义》中“曹操抹书间韩遂”，故意制造假象，分化离间马超与韩遂的关系，就是“亲而离之”的形象注脚。
[12]兵家之胜：兵家，军事家。胜，奥妙、胜券。此句意为：（上述“诡道十二法”）乃军事家用兵如神、克敌制胜的奥妙所在。
[13]不可先传：先，预先、事先。传，传授、规定。言不能够事先传授，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用。
夫未战而庙算[1]胜者，得算多也[2]；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3]！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4]。
“注释”
[1]庙算：庙，古代祭祀祖先与商议国事的场所。算，计算、筹算。《仓颉篇》：“算，计也。”古代兴师作战之前，通常要在庙堂上商议谋划，分析战争利害得失，制定作战方略。这一作战准备程序，就叫做“庙算”。张预注：“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
[2]得算多也：意为取胜的条件充分、众多。算，即“筭”，古代计数用的筹码，此处引申为胜利的条件。
[3]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而况，何况，更不必说。于，至于。言胜利条件具备多者可以获胜，反之，则无法取胜，更何况未曾具备任何取胜条件？按，孙子的庙算决胜论实质是实力决胜论。也即说，实力是基础和前提，诡道是淋漓尽致运用和发挥实力的手段与方法。只有实力与诡诈权谲两者圆满结合，相辅相成，方能在战争中稳操胜券，所向无敌。
[4]胜负见矣：胜负的结果显而易见。见，同“现”，显现。《战国策·燕策》：“（荆）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民众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仔细研究。
因此，要通过对敌我五个方面的分析，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才，五是制度。所谓政治，就是要让民众认同拥护君主的意愿，使得他们能够为君主而生，为君主而死，而不惧怕危险。所谓天时，就是指昼夜晴晦、寒冷酷热、四时节候的变化。所谓地利，就是指征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区域的开阔或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害。所谓将才，就是说将帅要具备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部属、勇敢坚毅、严于律己等品质。所谓制度，就是指军队组织体制的建设，各级将吏的管理，军需物资的掌管。以上五个方面，身为将帅者不能不了解，充分了解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所以必须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来求得对战争情势的认识：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能够贯彻法令？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我们根据这一切，就可以判断谁负谁胜了。
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就一定会取胜，我就留下。假如不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就必败无疑，我就告辞离去。
在精心筹划的方略已被采纳的情况下，还要设法造成一种态势，用来辅佐战略计划的实现。所谓态势，即是依凭有利于己的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变措施，以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奇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却装作要向远处；实际要向远处，却装作要向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卒强锐，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暴躁易怒，就设法挑逗扰乱他。敌人卑怯谨慎，就设法使他骄横。敌人休整良好，就设法使他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设法离间分化他。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所有这些，正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精髓，是不可预先传授说明的。
凡在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凡在开战之前就预计到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胜利条件缺乏。筹划周密、条件充分的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缺乏的就无法取胜，更何况不能筹划、毫无条件呢？我们依据这些因素来观察分析，那么胜负的趋势也就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