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中心思想是阐述如何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孙子认为，战争对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着巨大的依赖关系。这种内在依赖关系，在春秋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战争规模、战争方式比较原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战争中“速”的极端重要和“久”的重大危害。鉴于这样的认识，孙子明确地主张，在从事战争准备的过程中，必须明确树立“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指导思想，一再强调“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为了保证速战速决作战指导思想的实现，妥善解决战争需要与后勤补给困难之间的矛盾，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的重要原则，主张在敌对国家境内就地解决粮草补给。同时孙子还主张通过厚赏士卒、善待敌俘等手段来壮大发展自己的实力，达到“胜致而益强”的目的。
作战，始战，即从事战争准备。这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阵交锋。作，始、开始的意思，同“乍”。《诗经·鲁颂·之什》：“思马斯作。”毛亨传曰：“作，始也。”又，《荀子·致士》：“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张预注：“计算乃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最符合孙子本篇之主旨。应该说，孙子在“计篇”之后紧接着论述战争准备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作者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性和系统性。
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温顺平和。对他们来说似乎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喜欢用时间换空间，像“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之类的格言、谚语广泛流传，就是证明。所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灭吴的做法，一直受到国人的推崇和颂扬。
然而，从军事学角度来讲，通过旷日持久同敌人拼消耗、拼意志来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毕竟是一种颇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自己方面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又机遇偶合，那么自然应该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干净利落地摆平对手，尽可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速战速决。古今中外有头脑的军事家都遵奉这条原则，都把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打败敌人，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作为用兵打仗的理想追求。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普通的道理：一分钟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决定战局的胜负，一天决定帝国的命运。军队的迅速机动和闪电般的冲击永远是真正的战争灵魂。所以《吕氏春秋》的作者把迅猛神速、进攻速胜看成是“决义兵之胜”的关键，明朝人尹宾商更是强调“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则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认为如此这般，则“靡有不胜”。
当然，这种速战速决思想的发明权不可能属于西方人，而只能属于军事谋略学的原生地——古代中国，更具体地说，兵圣孙武子就是进攻速胜论的首创者，他汲汲主张的“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兵贵胜，不贵久”，实际上已经十分精辟地概括了速战速决理论的本质属性。
孙子的速战速决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核算战争经济成本后得出的基本认识。作为参悟战争禅机的军事家，孙子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着巨大的依赖关系。这种深刻的依赖关系，在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战争规模、作战方式相对原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战争中速战速决的极其重要和旷日持久的莫大危害。这一特点，要求战争指导者在从事战争准备活动的过程中，明确树立起“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指导思想，一切战争准备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来开展。
孙子不但是一位军事学家，更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战争不仅是智慧的角逐，同时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在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又占据特殊的地位，换句话说，经济是从事战争的前提和基础，是制约一切军事活动的最主要物质因素。没有充足的财力、物力，任何美好的战略计划都是空中楼阁，说白了便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不能不算经济账，而经济账算下来，战争便不能不是速战速决了，要求时间越短越好。
在孙子看来，战争是一场成本极其昂贵的“豪赌”：动用十万部队规模的军事行动，花销大得让人吃惊，简直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日费千金”。在“丘牛大车”的农耕社会里，没有比兴师动众更花费钱财的事情了。如此高投入、高消耗的战争，一旦旷日持久，久拖不决，那么它的后果必定是极其严重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孙子认为这种后果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战争旷日持久一定会导致国家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国家经济资源再丰富，也承受不起长期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支出，“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金山银山，也经不得“坐吃山空”，老是打仗，老是用兵，国库当然空空如也，银子流水一般花掉，国家的建设还搞不搞？朝廷的前途还要不要？这显然是一桩十分不划算的买卖。
第二，战争久拖不决势必会进一步加重普通老百姓的负担，激化社会各种矛盾。国家的财富从哪里来，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说到底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征收来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打仗打久了，国库空虚了，可还想打下去，怎么办？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大对老百姓的搜刮力度，“财竭则急于丘役”，把战争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而那些不法奸商也会乘机哄抬物价，大发战争横财，“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使得底层民众“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更遇顶头风”，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肚子里怨气积多了，迟早有一天会宣泄出来，这样就会激化各种矛盾，导致尖锐的社会危机。这在历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汉武帝长期对匈奴用兵，“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结果面临民众暴动的威胁：“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隋炀帝远征高丽，劳民伤财，导致隋末阶级矛盾的高度激化，最终酿成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等，便是证明。如此看来，战争旷日持久绝对不是一桩好事。
第三，战争时间久了很容易使国家陷入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要知道，春秋战国是诸侯林立、列国纷争的分裂动荡时代，诸侯国之间关系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个国家长期从事征战攻伐，暴师在外，导致国内防御空虚，实力锐减，那么就会给原先坐山观虎斗的第三国提供可乘之机，最终使得自己陷入多线作战的不利处境，即所谓“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而这样的危险局面一旦形成，那么即便是有十个诸葛亮、一百个刘伯温也无法挽回了，“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这叫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从历史的情况看，春秋末期吴国的衰亡，战国中期魏国的没落，都是明显的例子。吴王夫差的穷途末路，让对手勾践逼得在姑苏台上自杀身亡，原因固然很多，但他好大喜功，长期穷兵黩武，追逐“图虚名而处实祸”的霸权，多线出击，倾全国之师北上与齐、晋等大国较量高下，造成“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以至为世仇越国所乘隙蹈虚，惨遭败绩，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而战国时期魏国霸权的中衰，也实与魏惠王爱面子不爱里子，战略眼光短浅，多方树敌，陷于东西两线作战困境，最终为齐国所趁，一败于桂陵，再败于马陵，丧师辱国，破军杀将有直接的关系。可见，要想避免出现“诸侯乘其弊而起”的糟糕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缩短打仗的时间，在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迅速地把所有事情摆平了。
为了确保速战速决作战指导思想的实现，就需要解决战争消耗巨大与后勤补给困难之间的矛盾。为此，孙子提出了“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军事后勤保障原则。众所周知，后勤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战略因素，它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孙子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所谓“取用于国”，就是主张武器装备由国内提供。这是因为，（1）士兵对战场上使用的兵器必须事先熟悉其性能，长短轻重适用，能掌握其特点，这样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杀敌制胜。（2）武器装备直接为敌国兵库所收藏和控制，不能像粮秣那样可以随时就地征发。受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所以武器装备最佳的保障途径乃是“取用于国”。所谓“因粮于敌”，就是指在敌国境内就地解决粮饷补给的后勤保障原则。孙子认为，军粮问题生死攸关，然而假如采取“千里馈粮”的方式来解决补给问题，实在是弊大于利，既造成民穷国困，又导致物价飞涨，从而引起“内外骚动”，埋下社会动乱的种子。所以，“千里馈粮”乃是不得已的选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因粮于敌”。
打仗在很大程度上是打后勤，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却大多无功而返，固然有战略指挥失误的问题，包括重用了不该重用的人（马谡），没有采纳魏延提出的大胆从子午谷突袭长安的作战建议等。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后勤补给无法跟上，饿着肚子支撑不住，不得已只好“粮尽退兵”。尽管也造了木牛流马来运送粮草，但毕竟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古代兵家都把搞好军事后勤保障看成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前提，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便是这种认识的形象表述。
“民以食为天”，在整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中又以粮食的补给供应为首要条件。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经济方式影响人们的思维，把填饱肚子作为生存的基本要义，“无粮则亡”，粮食问题在军事后勤乃至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军事后勤是否成功，战争准备是否充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是否供应得上，是吃香软的干饭还是喝“坚硬的”稀粥，所以说“用兵制胜，以粮为先”。曹操一把大火烧掉了袁绍存放在乌巢的军粮，袁绍数十万大军顿时不战自溃，袁绍也就彻底玩完了。张巡守睢阳城，一旦粮食吃光，即使是杀了自己的小老婆，把肉分给战士吃，依然是无济于事，睢阳城还是落入了安史叛军的手中。可见，断炊绝粮是军队打仗的大忌，克敌制胜必须以有饭吃为前提。
怎样解决军队的吃饭问题，孙子出的主意是四个字：“因粮于敌”。他算了一笔账，千里馈粮成本太高，很不划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在敌国境内就地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以战养战，来维系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
至于“因粮于敌”的具体手段，孙子也非常坦率地提了出来，这就是“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掠乡分众”等。一个字便是“抢”：抢对方田地里长的庄稼，抢对方牧场上放的牛羊，抢一切可以用来填饱自己肚子的东西。手段很单纯，目的很简要，就是要让对手当自己的“运输大队长”，恰如贺绿汀《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讴歌的那般：“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孙子认为，纵兵大掠，抢得快，抢得好，至少有三层好处：一是缩短了补给线，减少了损耗率，大大节省了本国粮草开销与运输成本，也有效减轻了本国民众的战争负担。二是有力地削弱了敌人的后勤补给能力，从根本上打击了敌人用以支持战争的经济潜力，彼消而我长，速战速决有了更大的希望。三是补给上更有了及时性，就地抢粮要比路远迢迢运送粮草来得方便、迅捷，从而使捕捉战机、掌握战争主动更有了保障。
也许有人会觉得孙子公然鼓吹纵兵抢掠不人道，太残暴，但这无疑是按道德家的标准来要求孙子，其用心是好的，可实际上却行不通。孙子不是文质彬彬的道德君子，而是以功利追求为目标的兵学家。对于孙子来说，衡量一位军事家是否成功的标志，不是虚无缥缈的仁义道德，而是实实在在的军事胜利。与其虚仁假义标榜自己的高尚道德，不如直截了当、干脆利索地坦白自己的克敌制胜之道。只要能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又何妨使用有伤大雅的手段，抢掠不合人道，但却能有助于战争的取胜；仁义合人道，但却解决不了战争后勤的实际需要，所以也只好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了。实在用不着“犹抱琵琶半遮面”，图虚名而处实祸。
不过这么一来，孙子也便成了许多人讨厌憎恶的对象。中国传统的假道学的特色，是要求人们具有双重人格，言行最好不一致，心里想的不是手上做的，手上做的又不是心里想的。就像鲁迅先生所针砭揭露的那样：“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以此之故，道学之士提倡人们要善于掩饰，扭扭捏捏，故作姿态，即所谓“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如今孙子赤裸裸把底线告诉了大家，这就让道学之士感到芒刺在背，不舒服到了极点。为了表达自己“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道德勇气”，就不能不斥骂孙子这样的“异数”：“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把孙子高明的兵学理论斥为人见人憎的“盗术”。孙子说了老实话、遭到那些依靠扯谎混日子的冬烘先生、迂腐陋儒的攻击，乃是非常正常的，否则，才是不正常哩！
不过，与公然鼓吹“因粮于敌”，主张大肆抢掠的观点不同，孙子对待敌方俘虏的态度却要厚道、宽容得多。众所周知，打仗中抓获俘虏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如何处置战俘，却是身为统帅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处置得当则可以瓦解敌人抵抗的意志，减少取胜的阻力；反之，则会激化矛盾，遇上更强大的抵抗，使自己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蛮性大发，将赵军四十余万俘虏血腥坑杀，自以为由此可以吓破赵人的肝胆，不费吹灰之力攻陷赵国都城邯郸，结果事与愿违，秦军在邯郸城下遭到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最后不得不灰溜溜退兵回国。项羽在新安大开杀戒，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人，结果在秦国民众中普遍埋下仇恨的种子，所分封的三秦王章邯等人在刘邦进攻面前不堪一击，以致关中战略要地很快落入刘邦之手，奠定了日后楚汉战争中的败局。这些都是历史上杀俘戮降导致全局被动、战略失利的典型事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起、项羽是“名将”却算不得是“明将”，有军事水平却无政治头脑，他们到头来栽跟斗，身败名裂并不是偶然的。
孙子比起白起、项羽来无疑要高明得多，他不但是战术学大师，更是战略学巨匠，不但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他知道借力打人的道理，绝不会逞一时之意气、一时之威风而杀性大起，我行我素。所以他主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的对象，减轻自己进攻速胜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具体的办法便是善待敌方的俘虏，“卒善而养之”，使得敌人俘虏感激不杀之恩，心甘情愿地改换门庭，为己所用，从而“胜敌而益强”。应该说，孙子这一“善俘”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孙子把握了矛盾转化的精髓，实现了利害关系的互置，为速战速决战略意图的贯彻扫清了重大的障碍。三国时期诸葛亮采纳参军马谡的“心战”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对南中地区叛军首领孟获七擒七纵，终于感化对手，永不反叛，可谓是对孙子“善俘”、“胜敌而益强”观念的实战诠释。
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孙子的速战速决战略思想既然符合进攻作战的一般原理，那么自然会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青睐，并在战争实践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借鉴和运用。历史上作为战略进攻的一方，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追求速战速决、迅捷制胜的效果，即所谓“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这一原则从历史上诸多统一战争的进程考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秦王嬴政听取李斯、尉缭、顿弱等人的意见，适时完成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改“蚕食渐取”为“鲸吞急进”，针对关东六国分崩离析、苟延残喘的客观现实，发起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中路突破，攻占韩、魏；北上挺进，横扫赵、燕；南下征战，剪灭荆楚；最后东向进击，平定田齐，马不停蹄，人不解甲，连续进攻，大创聚歼，仅仅用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吞灭六国，底定天下的殊世伟业，“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幕雄浑磅礴的统一活剧，就这样伴随着秦国铁甲雄师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的进军步伐迅速谢幕了。
西晋武帝司马炎，采纳重臣羊祜、杜预、张华、王濬等人的建议，经过长期精心充分的准备，毅然决然定下击灭东吴、统一南北的决心，分兵六路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歼灭吴军主力，前后费时不满三个月时间，便兵临石头城下，迫使东吴末代君主孙皓挂出白旗，乖乖投降，“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同样是速战速决达成战略目的的成功范例。
隋王朝南下灭陈，统一天下的情况，与西晋灭吴之役有惊人的一致之处。一样的精心策划，一样的充足准备，一样的多路进兵，一样的互为策应，一样的直捣巢穴，一样的速战速决，不出两个月时间，便大举攻入陈朝都城建康，将那位只知道欣赏“玉树后庭花”靡靡之音的陈后主，连同他的美人张丽华从枯井之中搜寻出来，押上槛车，让他们在普天下的人们面前丢人现眼。
其他像北宋剪灭南唐统一江南，十个月左右时间即高奏凯歌，大功告成；清军进入山海关后，把握时机，及时发起战略追击，“兵收晋豫，混一区宇”，次第除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灭南明福王、唐王、鲁王、桂王政权，不出数年，便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凡此种种，均表明速战速决的战争指导原则始终是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赢得战略主动的秘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位军事家如果不知道利用和凭借“速战速决”这阵“好风”，那么想直上“青云”，成就一番事业也就太难了！
在西方世界，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也被众多军事家奉为圭臬，践行遵循。拿破仑的军事成就，就集中体现为他善于分析战场形势，捕捉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积极机动，速战速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实现战役的目的。他在奥茨特里茨战役中，迅速展开兵力，凶猛攻击，坚决突破，大破俄奥联军，确立起对整个欧洲的霸权。这充分反映了他敢于速胜，善于速胜的精湛军事艺术造诣。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军队快速机动性的提高和兵器杀伤威力的增强，速战速决的理论更是风靡一时，成为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毛奇、施里芬、福熙、鲁登道夫等著名军事思想家所十分热衷、倾心阐发的军事理论命题，并在战争实践中予以充分的运用。换句话说，孙子所总结的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作战指导原则，作为一般战争的规律，在近现代战争中仍未失去它特有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发动“闪击战”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暂时得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偷袭珍珠港，一举得手；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虽然这些战争贩子最终并没有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但这主要是由于其战争性质的反动，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长期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的结果，并不能否定其在战争初期实施速战速决方针在战术上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当然，任何高明的军事思想，任何卓越的作战原则，都存在着思维上的盲区，都不是无懈可击的，这就是所谓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一利必有一弊”。在这方面，孙子的速战速决战争指导思想也不例外。它的局限性在于其观察、分析、把握问题上的片面化、绝对化倾向，缺乏全面辩证、有机统一的思维理性，就“因粮于敌”问题而言，他同样未能意识到它与“千里馈粮”的后方供应之间辩证统一、互为弥补的关系，而忽略两者的有机结合，对此，我们自然用不着替孙子避讳。
就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而言，孙子一再强调进攻速胜固然有相当合理、相对正确的一面，也大致符合春秋晚期的战争实际需要。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辩证地认识到军事行动中速决与持久的内在关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防御持久在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必要的意义，以至于将速胜与持久的关系机械地截然对立起来，给人们留下凡是进攻速胜便是好的，凡是防御持久便是差的这样的深刻印象。其实速胜与持久乃是对立的统一，不应该人为地割裂开来。因为虽然在战役与战斗的层次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始终有必要，绝对不能有所动摇；然而，在战略的层次上，究竟是防御持久还是进攻速胜，则不是由战争指导者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必须由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敌对双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即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双方力量对比、战略态势、国际环境等实际情况，来具体决定到底是进攻速胜抑或是防御持久，当速则速，宜久则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可意气用事，拘泥局囿。否则，“欲速则不达”。这便是形而上学，便是画地为牢，到头来必定会遭到战争规律的无情惩罚。
对于弱势的一方，其要战胜强大的对手，自然不能指望速战速决，而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对策，这时候在战略上同对手持久抗衡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要像牛皮糖一样紧紧把敌人粘贴住，拖垮对手，磨得对手没有脾气，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时间换取空间，悄悄地完成双方优劣态势的转换，等到时机完全成熟之后再果断发起反击，赢得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亡国论”与“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提出“持久战”理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方向，就是典型的以弱胜强兵法的运用，也是对孙子兵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孙子是了不起的，但也有比他更了不起的。对他应该尊重，但却不必迷信。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1]，驰车千驷[2]，革车千乘[3]，带甲[4]十万，千里馈粮[5]；则内外之费[6]，宾客之用[7]，胶漆之材[8]，车甲之奉[9]，日费千金[10]，然后十万之师举[11]矣。
“注释”
[1]法：规律，法则。
[2]驰车千驷：战车千辆。驰，奔、驱的意思。驰车，快速轻捷的战车，古代亦称“轻车”、“攻车”。曹操注：“驰车，轻车也，驾驷马。”驷，原称驾一辆车的四匹马，后通指四匹马拉的战车，此处作量词用。
[3]革车千乘：专门用于运载粮草和军需物资的辎重车千辆。革车，一般认为就是守车、重车、辎车。杜牧注：“革车，辎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也。”一说革车为重型作战车辆，其文献依据有《左传·闵公二年》：“革车三十乘”，《孟子·尽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乘”，等等，亦能成立。乘，辆，也是古代一辆四匹马拉的车子。《说文》：“车轭驾马上曰乘，马必四，故四马为一乘。”这里也作量词用。
[4]带甲：戴盔披甲，此处指全副武装的士卒。《国语·吴语》：“为带甲三万，以势攻，鸡鸣乃定。”《管子·大匡》：“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
[5]千里馈粮：意为当时的战争往往都是深入敌境，远离后方，所以需要有很长的后勤补给线，跋涉千里辗转运输粮草。馈，这里作供应、运送解。
[6]则内外之费：内外，这里指前方、后方。王皙注：“内谓国中，外谓军所也。”此句意为前方后方的开支花费。
[7]宾客之用：指招待诸侯国使节、游士的费用。宾客，诸侯使节以及游士。杜牧注：“军有诸侯交聘之礼，故曰宾客。”
[8]胶漆之材：通指制作和维修弓矢等军用器械的物资材料。
[9]车甲之奉：泛指武器装备保养补充的开销。车甲，车辆、盔甲之属。奉，同“俸”，费用、开销的意思。
[10]日费千金：每天都要花费大量财力。千金，巨额钱财。李筌注：“千金者，言多费也。”李零《吴孙子发微》：“先秦时期的‘金’可能与秦制的‘金’接近，是以一镒为一金，‘千金’约合374公斤。”
[11]举：出动。张预注：“约其所费，日用千金，然后能兴十万之师。”
其用战也胜[1]，久则钝兵挫锐[2]，攻城则力屈[3]，久暴师则国用不足[4]。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5]，则诸侯乘其弊而起[6]，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7]。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8]。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9]。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10]也。
“注释”
[1]其用战也胜：指在战争耗费巨大的情况下用兵打仗，就要求做到速决速胜。胜，取胜，这里作速胜解。
[2]久则钝兵挫锐：意谓用兵旷日持久就会导致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张预注：“久而后能胜，则兵疲气沮矣。”钝，疲惫、困乏的意思。挫，挫伤。锐，锐气。
[3]攻城则力屈：力屈，指力量耗尽。屈，通“绌”，竭、竭尽。《荀子·王制》：“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又，《庄子·天运》：“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
[4]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意谓长久陈师于外就会给国家经济造成困难。暴，露，“曝”的本字。《穀梁传·隐公五年》范宁注：“暴师经年。暴，露也。”国用，国家的开支。《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
[5]屈力殚货：指力量耗尽，经济枯竭。殚，尽、枯竭。《文选·东京赋》云：“征税尽，人力殚。”薛综注：“殚，尽也。”货，财货，此处指经济。
[6]诸侯乘其弊而起：其他诸侯国家便会利用这种危机前来进攻。张预注：“邻国因其罢弊起兵以袭之。”其说甚是。弊，疲困，此处作危机、危难解。
[7]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意谓即便有智能超群之人，也将无法挽回既成之败局。贾林注：“人离财竭，虽伊、吕复生，亦不能救此亡败也。”后，后事，此处指败局。
[8]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拙，笨拙、不巧。《老子·四十五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速，迅速取胜。巧，工巧、巧妙。此句张预注云：“但能取胜，则宁拙速而无巧久。”此句李贽《孙子参同》卷二注云：“宁速毋久，宁拙毋巧，但能速胜，虽拙可也。”
[9]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谓长期用兵而有利于国家的情况，从来不曾有过。杜佑注：“兵者凶器，久则生变。”
[10]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不尽知，不完全了解。知，了解、认识。害，害处、危害。利，利益，好处。意谓必须充分认识用兵的危险性。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1]，粮不三载[2]；取用于国[3]，因粮于敌[4]。故军食可足也。
“注释”
[1]役不再籍：役，兵役。籍，本义为名册，此处用作动词，即登记，征集，按名籍征发。再，二次。《左传·僖公五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
[2]粮不三载：粮草不多次运送。三，多次。载，运输，运送。
[3]取用于国：曹操注：“兵甲战具，取用国中。”
[4]因粮于敌：粮草给养依靠在敌国就地解决。其主要途径是抄掠敌境，如本书《军争篇》所言“掠乡分众”，《九地篇》所言“掠于饶野”、“重地则掠”，等等。因，依靠、凭借。《左传·僖公三十年》：“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按，“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是孙子军事后勤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1]，远输则百姓贫[2]。近于师者贵卖[3]，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4]。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5]。百姓之费，十去[6]其七；公家之费[7]，破车罢马[8]，甲胄矢弩[9]，戟楯蔽橹[10]，丘牛大车[11]，十去其六。
“注释”
[1]国之贫于师者远输：之，虚词，无实义。师，指军队。远输，远道运输。此句意思是说国家之所以因用兵而导致贫困，是由于军粮的远道运输。
[2]远输则百姓贫：远道运送就会造成百姓的贫匮。百姓，金文中多作“百生”，指当时的世族大家。
[3]近于师者贵卖：近，临近。贵卖，指物价飞涨。意为临近军队驻扎点地区的物价就飞涨。按，古代往往在军队驻地附近设置军市，以供交易。
[4]丘役：军赋。古代以丘为单位征集的赋税。丘，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汉书·刑法志》：“四井为邑，四邑为丘。”
[5]中原内虚于家：中原，此处指国中。此句意为，国家百姓之家因远道运输而变得贫困、空虚。
[6]去：耗去、损失。
[7]公家之费：公家，国家。费，费用，开销。
[8]罢马：罢，同“疲”。疲惫不堪的马匹。
[9]甲胄矢弩：甲，护身的铠甲。胄，头盔。矢，箭，箭镞。弩，弩机，一种依靠机械力量发射箭镞的弓，在当时为杀伤力颇大的新式武器。“积弩齐发”，是当时具有大规模杀伤作用的重要战法。
[10]戟楯蔽橹：戟，古代戈、矛功能合一的兵器。楯，同“盾”，盾牌。蔽橹，用于攻城的大盾牌。甲胄矢弩、戟楯蔽橹，是对当时攻防兵器与装备的泛指。
[11]丘牛大车：丘牛，从丘役中征集来的牛。大车，指载运辎重的牛车。曹操注：“丘牛，谓丘邑之牛。大车，乃长毂车也。”
故智将务食于敌[1]，食敌一钟[2]，当吾二十钟；秆一石[3]，当吾二十石。
“注释”
[1]智将务食于敌：智将，明智的将领。务，务求、力求。意为明智的将帅总是务求就食于敌国。
[2]钟：古代的容量单位。每钟六十四斗。曹操注：“六斛四（斗）为钟。”
[3]秆一石：秆，泛指牛、马等牲畜的饲料。同“萁”，豆秸。《说文》：“萁，豆茎也。”石，古代的重量单位。每石一百二十斤。《汉书·律历志》：“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据出土衡器，战国时期的“石”重约30公斤。
故杀敌者，怒也[1]；取敌之利者，货也[2]。故车战，得车十乘已[3]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4]，车杂而乘之[5]，卒善而养之[6]，是谓胜敌而益强[7]。
“注释”
[1]杀敌者，怒也：言军队英勇杀敌，关键在于激励部队的士气。张预注：“激吾士气，使上下同怒，则敌可杀。”
[2]取敌之利者，货也：货，财货。这里指用财货进行奖赏，以调动广大官兵杀敌制胜的积极性。句意为要让军队夺敌资财，就必须先依靠财货奖赏。《三略·上略》：“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3]已：同“以”。
[4]更其旌旗：意为在缴获的敌军战车上更换上我军的旗帜。张预注：“变敌之色，令与己同。”更，变更、更换。旌旗，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帜，是重要的军中指挥号令工具。
[5]车杂而乘之：杂，掺杂、混合。《国语·郑语》云：“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韦昭注：“杂，合也。”乘，驾、使用。意为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用于作战。
[6]卒善而养之：意谓优待被俘虏的敌军士卒，使之为己所用。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卒，俘虏、降卒。
[7]胜敌而益强：指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杜牧注：“因敌之资，益己之强。”益，增加。
故兵贵[1]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2]，生民之司命[3]，国家安危之主也[4]。
“注释”
[1]贵：重、推重的意思。《礼记·中庸》：“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
[2]知兵之将：指深刻懂得用兵之法的优秀将帅。知，认识、了解的意思。《周礼·大司徒》：“知仁圣义忠和。”郑玄注：“知，明于事。”
[3]生民之司命：意为普通民众命运的掌握者。生民，泛指一般民众。《孟子·公孙丑上》：“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司命，星宿名，主死亡。《宋史·天文志》：“司命二星在虚北……主死亡。”此处是喻指命运的主宰。
[4]国家安危之主也：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者。王皙注：“将贤则民保其生，而国家安矣。”主，主宰之意。
“译文”
孙子说：凡兴师打仗的通常规律是，需要动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军队十万，同时还要越境千里运送军粮。前方后方的经费，款待列国使节的费用，胶漆器材的用度，车辆兵甲的开销，每天都要耗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才能出动。
用兵打仗，贵在速胜，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攻打城池，会使得兵力耗竭；军队长期在野外作战，会使国家财力不继。如果军队疲惫，士气受挫，实力耗尽，国家经济枯竭，那么诸侯列国便会乘此危机发兵进攻，那时候即使有智慧超群的人，也将无法挽回危局。所以，用兵打仗，只听说过指挥虽拙但求速胜的情况，而没有见过讲究指挥工巧而追求旷日持久的现象。战事久拖不决而对国家有利的情形，从来不曾有过。因此，不完全了解用兵弊害的人，也就无法真正理解用兵的益处。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兵员不再次征集，粮草不多回运送。武器装备由国内提供，粮食给养在敌国补充，这样，军队粮食供给也就充足了。
国家之所以因用兵而导致贫困，就是由于远道转输。远道转输，就会使百姓陷于贫困。临近驻军的地区物价必定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得百姓之家财富枯竭，财富枯竭就必然急于加重赋役。力量耗尽，国内便家家空虚。百姓的财产将会耗去十分之七，国家的财产，也会由于车辆的损坏，马匹的疲敝，盔甲、弓箭、戟盾、蔽橹的制作和补充以及大牛大车的征调，而消耗掉十分之六。
所以，明智的将帅总是务求在敌国解决粮草的供给问题。消耗敌国的一钟粮食，等同于从本国运送二十钟。耗费敌国的一石草料，相当于从本国运送二十石。
要使军队英勇杀敌，就应激发士兵同仇敌忾的士气；要想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就必须借助于物质奖励。在车战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敌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也就是说愈是战胜敌人，自己也就愈是强大。
因此，用兵打仗贵在速战速决，而不宜旷日持久。懂得用兵之道的将帅，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