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在一般情况下夺取制胜条件的基本规律，其中心思想是如何趋利避害，保证军队在开进和接敌运动过程之中，争取先机之利，力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十分重视对有利作战地位的争取，并从辩证思维的高度，论证了“军争”的有利面和不利面，主张要善于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强调做好对军争充分的了解和准备，即察知“诸侯之谋”，得“山林、险阻、沮泽之利”与重“用乡导”。在争夺主动权的过程中，孙子要求指挥者坚持和运用“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原则，做到“悬权而动”。孙子还充分重视统一号令的意义，提倡军队进退攻守必须具备明确的标识和要求。为了对确保战争主动权的掌握，孙子主张在军队行动过程中，贯彻“四治”的具体要求，其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主张，已成为著名的军事原则，为后人所重视和广泛运用。本篇结尾处，孙子归纳总结了八条“用兵之法”。这些原则，虽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时代的局限性，但从总体来看，大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成为我国优秀军事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精神内核。
与《九变篇》主要论述作战“变法”问题有所不同的是，《军争篇》集中讨论了军事行动中的“常法”问题。如军事后勤保障上的“常法”：“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作战指导上的常法：“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发挥军队战斗力的常法：著名的“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等“四治”理论。统一号令和严格战场纪律的“常法”：“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以及用兵制胜的一般性“常法”，所谓的用兵八戒等。由此可见，本篇所有文字都是围绕作战“常法”问题而层层递进、依次展开的，是探讨争夺先机之利的精彩篇章，在《孙子兵法》全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以下我们就本篇一些重要军事观点作具体的分析：
1.关于争夺先机之利问题的辩证认识
孙子高度重视对有利作战地位的争取，认为这是掌握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同时他又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充分论证了“军争”的有利和不利，主张在军队开进过程中，要善于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考虑各种客观因素，通晓利弊关系，调动敌人，“后人发，先人至”，先敌占取有利战机。指出这样才算是“知迂直之计者”。为了确保军争的顺利成功，孙子强调作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即了解“诸侯之谋”，察知“山林、险阻、沮泽”等地形条件，任用“乡导”，以及搞好“辎重”、“粮食”、“委积”等后勤保障等。
对普通人来说，了解“军争”的有利面并非太困难的事情，然而能懂得“军争”的不利处，却为数寥寥。所以孙子在篇中着重指出了争夺先机不当而可能引起的后果，分别列举了“百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以及“三十里而争利”、一味蛮干的危害。这表明孙子的论述，既照顾了全面，又突出了重点，他是真正把握用兵精髓的思想巨人。
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率军大破秦师的阏与之战，可谓是历史上成功运用孙子“迂直之计”的光辉典范。在这次作战中，赵奢“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避开强秦的兵锋，越过险阻，轻装急进，神速地抢先占据了有利阵地北山，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夺得胜利，使秦国蒙受了一次战国以来少有的严重挫折。所以，此战后来也被作为“示缓而先据要地”取胜的成功战例，对孙子的“军争”理论作出了实战诠释。
即使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孙子的“迂直之计”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印巴战争中，印军成功运用“以迂为直”的战术，纵深迂回，分割、包围巴军，攻占达卡，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是在当代对孙子“军争”思想的高明借鉴和运用。
2.关于“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作战指导原则
为了夺取先机之利，孙子要求作战指挥者在军队接敌运动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和贯彻“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指导原则，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有利可夺时，军队行动“其疾如风”；无利可夺时，军队行动“其徐如林”。一旦进攻，要像烈火燎原，无坚不摧；一旦防御，要像山岳耸峙，岿然不动。需要隐蔽时，要做到如同阴云蔽天，使敌人无从筹措；需要冲锋时，要做到如同雷霆突鸣，使敌猝不及防。一切“悬权而动”，唯求所向无敌，战胜强敌。孙子这一作战指导原则，文字不多，但内容精辟，它不但回答了夺取先机之利的条件和主要手段，而且也概括包举了孙子制胜之道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所谓“兵以诈立”，是说用兵的根本特征在于诡诈奇谲。不诡诈无以成功，宋襄公式的“仁义”只会导致“覆军杀将”，贻笑天下。短短四字，将军事斗争的属性揭示无遗，真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
所谓“以利动”，说的是从事战争当以利害关系为最高标准。有利则打，无利则止，一切以利益的大小为转移，这实际上反映了孙子的战争宗旨，是其新兴阶级功利主义立场在军事斗争原则上的具体体现。
所谓“以分合为变”，这指的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重要手段。中心含义是灵活用兵，巧妙自如地变换战术，或分或合，“悬权而动”，掌握战场主动权。它是“兵以诈立”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孙子兵学注重灵活变化，讲求出奇制胜的精神风貌。
孙子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这就是它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司马法》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正确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古代兵学理论发展史上，《孙子兵法》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其实便是观念更新。其基本特色就是对西周以来旧的军礼传统的彻底否定，全书上下贯穿着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它揭去了温情脉脉的“礼乐”面纱，毫不掩饰地把“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原则公之于世，不讳言“功利”是用兵打仗的出发点，从而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在军事行动中进行算计，进行欺骗。对于这一点，不少后人是洞若观火的。南宋郑友贤《孙子遗说》中的一段话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最为贴切地区分了两者不同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学不愧为迎合“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时代要求的杰出代表。
在春秋中期之前，西周社会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中，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行动。尽管进入春秋之后，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已经多少受到冲击，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还是愿意遵从“军礼”的一般原则的。这种“军礼”的总纲，便是《司马法》上所说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它确定的战争宗旨是“征伐以讨其不义”，开展军事行动要堂堂正正，不许用奸使诈，“不加丧，不因凶”，人家新死了国君，或者粮食歉收、经济困难，你都不能去打；一旦战场交锋，必须双方摆好阵势后再开打，别老想着偷鸡摸狗占人家的便宜，“成列而鼓”，“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战争善后要“服而舍之”，即打了胜仗，不能灭人家的国家，不能绝人家的社稷，而要“举贤立明，正复厥职”，立一个新的统治者来恢复秩序，安定国家。对此，汉朝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有很准确的概括：“及至汤武受命，以师克乱以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殊不知这恰恰是当时战争遵循温和“军礼”原则的具体表现，是“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战争观念反映到战争实践的必有之义。用《国语·周语》中所引郤至的话说，就是“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然而，到了春秋中后期，整个时代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名义上“天下共主”的周天子的权威早已丧失殆尽，新兴阶级势力的勃兴，使得战争的面貌有了完全的改观，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军事行动逐渐摆脱了“军礼”的束缚，诡诈战法开始普遍流行起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这首先是军队的成分发生了改变，以前可以说是士兵的素质比较高，当时周朝定下的规矩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这些国人都接受过六艺的教育，驾车、射箭都是他们的必修课，都懂得贵族的礼节；到了后来，战争的规模扩大，军队的数量也如同发了酵的面包似的一个劲地扩大，当时只要是有胳膊有腿的健康人，几乎都被拉进去了，都可以当兵。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目不识丁的“野人”，根本没受过贵族化的教育，没学过什么六艺，对他们来说，贵族那一套文质彬彬的东西与自己毫不相干，“军礼”嘛，最好还是撇到一边去。总之，军队中的贵族少了，小人却大大增多了，为贵族而设置的“军礼”自然要被冷落，甚至抛弃。
二是战争的宗旨变了，战争的目的变了。过去从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霸，并不是为了消灭对手。只要能建立起霸权，让别人表示顺从听话，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商量，完全不必拼个你死我活。所以温文尔雅是可以的，鞠躬如仪是正常的。可是从春秋晚期起，争霸不再时髦了，兼并才是领导时代发展的新潮流，原先是图个虚名的争霸战争，现在变成了争夺土地、劫掠财富和人力资源的兼并战争，各种卑鄙下流、阴险毒辣的手段都要使用出来。“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军礼是越少越好，坏人是越来越多，好人想要自己做好人也做不成了，一个是别人不允许，大家都是乌鸦，凭什么让你当白鹤，要黑大家一起黑，谁也别冒尖出风头；另一个是自己的心理也不会平衡，与其做好人受冻挨饿遭白眼，浑不如“杀人放火受招安”。
三是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变了。以前打仗的方式是车战，车战必须先摆阵势，不摆好阵就不能打，这是密集大方阵传统战法，机动性很差，适合于大家客客气气交手过招。现在步兵重新崛起，又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它比较灵活，机动性要强得多，可以不必像车兵那样先排阵后开打。后来出现的骑兵更是雷厉风行，更讲究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种变了，作战方式也要随之变化，作战方式变了，则作战观念也得跟着变，这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另外，地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主要在是黄河中下游平原打，大平原地势平坦，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车战最合适不过，可现在到了丘陵地带、江河湖泽地带，就根本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排兵布阵的方式了，“车不驰，徒不趋”全成了过气的招法，“军礼”当然要退出历史舞台。最最要命的是，车战在这时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克星，这就是强弩的出现，驾车的马匹、车上的甲士全成了飞蝗般的箭镞的活靶子，贵族再有涵养，也经不得这么大的杀伤，只好不情愿地与“军礼”说“拜拜”了。
四是战争地域的扩大。在春秋前期，打来打去，就是这么有限的一块战场，就是齐国、晋国、秦国、楚国还有郑国、宋国、鲁国等。可是到了后来，吴国、越国、中山国都先后冒出来了，战场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淮河流域伸展。这些战场上的新角色仿佛没爹没娘教养的孩子，风里来雨里去，摸打滚爬终于长大成人，没有背上周礼那么沉重的包袱。这样一来，战争中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君子之风，诡诈之道越来越风行，而主张保持贵族的尊严，提倡打堂堂正正之仗的宋襄公成了不合时宜的丑角，只配给自诩高明的人嘲笑、讥讽了。这就是班固所概括的时代兵学风气：“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新的时代，就有新的战法，在新的战法面前，旧“军礼”的老调子便弹不下去了，这正如《淮南子·氾论训》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这时便需要有新的兵学理论来作指导，即所谓“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叫做“与时俱进”。而《孙子兵法》的诞生，正是这种时代氛围之下的必然产物。
孙子战争观的诡道原则，应该说是对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反映。战争的艺术魅力在于，战争双方斗智斗勇，隐形藏真，欺敌误敌，变化莫测，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任何可以击败对手的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战争是一种多变、灵活，无固定模式，不讲究繁文缛节的特殊社会活动，诡诈奇谲是战争的本质特征。而孙子“兵以诈立”的思想，其核心乃是强调以灵活的战术、快速的机动、巧妙的伪装来造就优势主动的地位，在复杂、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成为胜利的主宰，“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它的提出，无疑是对业已过时的“军礼”传统的彻底否定，是战争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本身就是一次创新，一次革命。换句话说，孙子的诡道论，深刻揭示了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发展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孙子兵法》区别于“宗仁本礼”古司马兵法，而成为划时代兵学经典的重要标志。
当然，在充分肯定孙子兵学的功利观与诡道法之价值的同时，也大可不必将孙子理论神圣化。的确，春秋战国乃至整个古代历史演变进程，已经证明了孙子兵学实用理性的胜利和宋襄公标榜“仁义礼乐”的失败。然而，这并不等于孙子的观点完美无瑕，宋襄公的看法一无可取。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宋襄公虽然败得很惨，很没面子，但是这并不说明道德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可以弃若敝屣，恰恰相反，在绝对的功利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事实也正是如此，儒家提倡义战，墨家主张非攻，都是古“军礼”原则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曲折反映，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化，道德因素对战争行动的规范意义正显得越来越突出，绝对战争也逐渐在向可控性战争过渡。这其实是对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成列而鼓”做法的否定之否定。
孙子的兵学理论固然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符合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但是他汲汲倡导“兵以诈立”，一切都以利益的大小或有无为定夺，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白起杀性一起，长平坑赵军降卒四十万；项羽血气一来，新安杀秦军俘虏二十万，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正是孙子那种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战争效益观的逻辑结果。这个责任固然不应该由孙子本人来承担，可是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竞长，“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乃是不争的事实。孙子若地下有知，也会感到不安。
所以，后世的兵家为了发扬宋襄公和孙武子思想的各自长处，同时克服两人思想的各自不足，遂积极提倡兵儒合流。这就是既强调仁义道德对军事活动的规范意义，又肯定“兵以诈立”、出奇制胜对战争成败的保证决定作用，从而使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能够沿着比较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和成熟。
从这层意义上讲，将宋襄公不分青红皂白地骂倒骂臭，将孙武子不加保留地吹捧歌颂，都犯了简单武断的毛病，都不是客观的态度。
3.关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基本主张
为了夺取有利的作战地位，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进而主张在军队行动过程中，贯彻“四治”的具体要求，即搞好全军上下“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各个环节，树立必胜的信念，激励士气，统一号令，灵活应变，捕捉战机，去夺取胜利。
所谓“治气”，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核心就是后发制人，实施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所谓“治心”，就是“以治待乱，以静待哗”，即以己之严整对付敌之混乱，以己之镇静对付敌之轻躁。其实质是要求沉着冷静，从容对敌。所谓“治力”，就是“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其核心即是要求“先为不可胜”，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为争取先机之利创造条件。所谓“治变”，就是指“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其中心意思即不打无把握之仗，不同敌人拼消耗，而要同敌人斗智斗谋，以灵活机动取胜。孙子的“四治”理论，是对战争实践的理性总结，符合作战行动的内在规律，因此为后人所重视和广泛运用，其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主张，业已成为经典性的军事原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屡试不爽。
在本篇的结尾处，孙子还归纳总结了八条“用兵之法”，即有名的“用兵八戒”。这些原则，是以丰富的战争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它们中间某些提法在今天已显得陈腐过时，但在当时却不乏重要的价值，反映了当年孙子在探索真理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值得肯定。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非军事领域，孙子“兵以诈立”、阴损坑人的思想是不能随便借鉴和应用的。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孙子兵法》由于种种机遇（如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声名大噪，走红变俏。好像《孙子兵法》是包医百病的灵药，什么都跟它拉扯在一起，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孙子兵法》像个筐，只要是个东西便往里面装”。而人们在借鉴与运用孙子思想过程中，又对他的“诡道”论情有独钟，推崇备至。
的确，孙子所揭示的不少军事原则和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性，“诡道”思想同样如此，它们是能够对军事领域以外的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迪的。人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也积累了非常有益的经验。如日本国的大桥武夫，他认真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从中寻找到企业经营发展的秘诀，用以指导经济活动，结果取得了惊人的效益。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将自己借鉴运用《孙子兵法》谋略的种种心得，付诸于文字，写就了一部《兵法经营学全书》，让人们共享他的经验（典型的“你有我有大家有”的梁山泊好汉精神）。其书一出版面世，马上风靡了日本列岛，并迅速反馈到孙子的故乡——中国，让我们大家开了一回眼界，原来兵书还可以这么读、这么用！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孙子兵法》的本质属性是兵法，是敌我双方进行生死较量的军事艺术。从这一意义出发，它又同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搞拉郎配，不能简单地对号入座。因此，《孙子兵法》中许多“诡道”原则是不可以生搬硬套，随意移用于企业经营或体育竞赛等公共领域的。道理很简单，“诡诈”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不是用来对付朋友或合作伙伴的，即使是对付商业竞争对手，也完全不道德。追求利益是应该的，也是允许的，但是不择手段、搞下三烂，则违背公道人心，迟早会自食其果，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便是这层道理。众所周知，商业经济活动追求的是“双赢”、“多赢”，玩的是“非零和”游戏，这叫做“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份市场多一种选择”。可用兵打仗的情况却是完全不同，它追求的“单胜”、“独赢”，就像《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的：“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总归要分出一个高下，决出一个雌雄，一决生死。为了达到“独赢”的目的，做做小人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本质属性上的区别，决定了《孙子兵法》基本原理借鉴上的有限性，否则必然会走火入魔，既当不成“君子”，也做不好“小人”。
游戏应该有规则，道德必须有底线，读《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这个道理。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1]，交和而舍[2]，莫难于军争[3]。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4]。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5]，后人发，先人至[6]，此知迂直之计者也[7]。
“注释”
[1]合军聚众：合，聚集、集结，《诗·大雅·民劳》郑玄笺：“合，聚也。”此句意为征集民众，组织军队。梅尧臣注：“聚国之众，合以为军。”
[2]交和而舍：意谓两军剑拔弩张对垒而处。交，接、接触。《周易·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和，和门，即军门。曹操注：“军门为和门。”交和，曹操注：“两军相对为交和。”《战国策·齐策一》：“与秦交和而舍。”舍，止、止宿。
[3]莫难于军争：于，比。军争，两军争夺制胜条件，即有利的态势和先机之利。
[4]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迂，曲折、迂远。《史记·河渠书》：“北渡迂兮浚流难。”直，近便的直路。《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句张预注曰：“变迂曲为近直，转患害为便利。”甚是。
[5]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其”、“之”均指敌人。迂，此处用作使动。前句就我而言，此句则就敌而言。军争时既要使己“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也要善于使敌以直为迂，以利为患。而达到这一目的，在于以利引诱敌人，使其行迂趋患，陷入困境。
[6]后人发，先人至：比敌人后出动，却先抵达目的地。《荀子·议兵》：“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7]此知迂直之计者也：知，这里是掌握的意思。计，这里是方法、手段的意思。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1]。举军而争利则不及[2]，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3]。是故卷甲而趋[4]，日夜不处[5]，倍道兼行[6]，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7]，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8]；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9]，其法半至[10]；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11]。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12]。
“注释”
[1]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为，这里作“是”、“有”解。《孟子·滕文公上》：“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赵岐注：“为，有也。”此句言军争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梅尧臣注：“军争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2]举军而争利则不及：举军，带着所有装备辎重行动。此言若仅看到军争有利的一面而携带全部装备辎重去争夺，则必为装备辎重所累，行动迟缓，不能及时赶到预定地点。梅尧臣注：“举军中所有而行则迟缓。”
[3]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梅尧臣注：“委军中所有而行则辎重弃。”意谓如果丢下装备辎重轻兵捷进，则装备辎重将会受到损失。委，舍弃、丢弃。辎重，包括军用器械、营具、粮秣、服装等。捐，弃、损失。
[4]卷甲而趋：卷，收、藏的意思。《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刘宝楠《正义》：“卷，收也。”
[5]日夜不处：处，可解作“止”、“息”，见《说文》。此句言夜以继日，不得休息。
[6]倍道兼行：倍道，行程加倍。兼行，日夜不停地进军。
[7]则擒三将军：擒，俘虏、擒获。三将军，指上、中、下三军的主帅。此句意为若奔赴百里，一意争利，则三军的将领会成为敌之俘虏。
[8]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十一，即什一、十分之一。意谓士卒强壮者先到，疲弱者掉队，这种做法的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能够到位。
[9]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言奔赴五十里而争利，则前军将领会受挫折。蹶，失败、折损。上将军，指前军、先头部队的统帅，贾林注：“上犹先也。”
[10]其法半至：通常的结果是部队只能有半数到位。
[11]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此言奔赴三十里以争利，则士卒也仅能有三分之二到位。
[12]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此句张预注曰：“无辎重则器用不供，无粮食则军饷不足，无委积则财货不充，皆亡覆之道。”甚是。委积，泛指物资储备。《周礼·地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郑玄注：“少曰委，多曰积。”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1]；不知山林、险阻、沮泽[2]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3]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4]，以利动[5]，以分合为变[6]者也。故其疾如风[7]，其徐如林[8]，侵掠如火[9]，不动如山[10]，难知如阴[11]，动如雷震[12]。掠乡分众[13]，廓地分利[14]，悬权而动[15]。先知迂直之计者胜[16]，此军争之法也。
“注释”
[1]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谋，图谋、谋划。豫，通“与”，参与。《左传·隐公元年》：“豫凶事，非礼也。”豫交，即结交诸侯。一说“豫”作“预”，《广雅·释言》：“豫，早也。”亦通。此句言如不知诸侯列国的谋划、意图，则不宜与其结交。
[2]沮泽：指水草丛生的沼泽地带。《礼记·王制》：“居民山川沮泽。”孔颖达疏引何胤云：“沮泽，下湿地也。”
[3]乡导：即向导，熟悉当地情况的带路者。
[4]兵以诈立：立，成立，此处指成功、取胜，《论语·为政》：“三十而立。”此句言用兵打仗当以诡诈多变取胜。《韩非子·难一》：“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5]以利动：言用兵打仗以利益大小为行动准则。《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三军以利动也。”
[6]以分合为变：分，分散兵力；合，集中兵力。此句言用兵打仗应视不同情况而灵活处置兵力，或分散，或集中。张预注：“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势，皆因敌动静而为变化也。”
[7]其疾如风：意为行动迅捷，如飘风之疾。张预注：“其来疾暴，所向皆靡。”
[8]其徐如林：此言部队从容推进，行列整肃，犹似森然不乱之林木。徐，舒缓，《左传·昭公二十年》：“清浊大小，短长疾徐。”
[9]侵掠如火：攻击敌军恰似烈火之燎原，不可向迩，不可抵御。侵，越境进犯。掠，掠夺物资。侵掠，这里意为攻击敌军。
[10]不动如山：言屯兵防守有似山岳之不可撼动。杜牧注：“闭壁屹然不可摇动也。”甚是。
[11]难知如阴：言隐蔽真形，使敌莫测，有如阴云蔽日不辨辰象。李筌注：“其势不测如阴，不能睹万象。”
[12]动如雷震：张预注：“如迅雷忽击，不知所避。”
[13]掠乡分众：言分兵数路以掳掠敌国乡邑。陈皞注：“夫乡邑村落，固非一处，察其无备，分兵掠之。”掠，一说当作“指”。
[14]廓地分利：此言开土拓境，分兵占领扼守有利之地形。张预注：“开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敌人得之。”廓，开拓、扩展。《尔雅·释诂》：“廓，大也。”《方言》：“张小使大谓之廓。”《荀子·修身》：“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
[15]悬权而动：言权衡利弊得失而后采取行动。曹操注：“量敌而动。”即所谓“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权，原意为秤锤，这里指衡量、权衡利害关系。《礼记·王制》郑玄注：“权，平也。”
[16]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张预注：“凡与人争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审察而后动，则无劳烦寒馁之患，而且进退迟速，不失其机，故胜也。”
《军政》[1]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2]；视不相见，故为旌旗[3]。”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4]。人既专一[5]，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6]。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7]。
“注释”
[1]《军政》：上古兵书，已失传。王皙注：“古军书。”梅尧臣注：“军之旧典。”
[2]言不相闻，故为金鼓：为，设、置。金鼓，古代用来指挥军队进退的号令器具，擂鼓进兵，鸣金收兵。
[3]旌旗：泛指旗帜。《周礼·春官·司常》：“凡军事，建旌旗。”
[4]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意谓金鼓旌旗之类，是用来统一部卒的视听、统一军队的行动的。人，指士卒、军队。一，统一、齐一。《韩非子·五蠹》：“法莫如一而固。”古籍中多有以金鼓统一军队行动的记载，如《左传·成公二年》：“师之耳目，在吾旗鼓。”
[5]人既专一：专一，一致、同一，谓士卒皆听遵号令服从指挥。
[6]此用众之法也：用众，动用、驱使众人，也即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法，法则、方法。
[7]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变，适应。此句意为根据白天和黑夜的不同情况来变换指挥信号，以适应士卒的视听需要。
故三军可夺气[1]，将军可夺心[2]。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3]。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此治气者也[5]。以治待乱[6]，以静待哗[7]，此治心者也[8]。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9]。无邀正正之旗[10]，勿击堂堂之陈[11]，此治变者也[12]。
“注释”
[1]故三军可夺气：夺，此处作“失”解，《荀子·富国》：“罕兴力役，无夺民时，如是则国富矣。”气，指旺盛勇锐之士气。此句意谓三军旺盛勇锐之气可以挫伤使之衰竭。
[2]将军可夺心：指将帅的意志和决心可以设法使之动摇。张预注：“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3]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归，止息。《尔雅·释训》：“鬼之为言归也。”《广雅》：“归，止息也。”这里指士气衰竭。此句言士气变化的一般规律是：始时锐不可当，继而渐趋懈怠，最终完全衰竭。梅尧臣注：“朝，言其始也；昼，言其中也；暮，言其终也。”《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4]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张预注曰：“善用兵者，当其锐盛则坚守以避之，待其惰归则出兵以击之。”
[5]此治气者也：意为此乃掌握运用士气变化的通常规律。张预注：“善治己之气以夺人之气。”
[6]以治待乱：以严整有序之己对付混乱不整之敌。贾林注：“以我之整治待敌之挠乱。”治，整治。待，对待、对付。《左传·宣公十二年》：“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
[7]以静待哗：言以沉着镇静之己对付轻躁喧动之敌。贾林注：“以我之清静待敌之喧哗。”哗，鼓噪喧哗，指骚动不安。《尚书·费誓》：“公曰：‘嗟，人无哗，听命。’”
[8]此治心者也：此乃掌握利用将帅心理的通常法则。张预注：“善治己之心以夺人之心。”
[9]此治力者也：此乃掌握运用军队战斗力的基本方法。张预注：“近以待远，佚以待劳，饱以待饥，诱以待来，重以待轻，此所谓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10]无邀正正之旗：邀，遮留、阻截、截击。《三国志·魏书·刘放传》：“帝欲邀讨之，朝议多以为不可。”正正，严整的样子。曹操注：“正正，齐也。”张预注：“谓形名齐整也。”此言勿发兵截击旗帜齐正、队伍整治之敌。
[11]勿击堂堂之陈：陈，同“阵”。堂堂，壮大。曹操注：“堂堂，大也。”张预注：“行阵广大。”言不要去攻击阵容壮大、实力雄厚的敌人。
[12]此治变者也：言此乃掌握机动应变的一般方法。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1]，背丘勿逆[2]，佯北勿从[3]，锐卒勿攻[4]，饵兵勿食[5]，归师勿遏[6]，围师必阙[7]，穷寇勿迫[8]。此用兵之法也。
“注释”
[1]高陵勿向：意为敌人如果占据了高地，我军就不要进攻。梅尧臣注：“敌处其高，不可仰击。”向，指仰攻，杜牧注：“向者，仰也。言敌在高处，不可仰攻。”
[2]背丘勿逆：此言敌人如果背倚丘陵险阻，我们就不要去正面进攻。背，倚托的意思，杜牧注：“背者，倚也。”逆，迎击。
[3]佯北勿从：言敌人若是伪装败退，我军就不要去追击。张预注：“敌人奔北，必审真伪。”佯，伪装、假装。《荀子·非十二子》：“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北，败逃、败走。《说文·匕部》：“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后由乖违义引申为部队战败溃逃，彼此不相照应。从，跟踪追击。
[4]锐卒勿攻：杜牧注：“避实也。”意谓敌人的精锐部队，我军不要去攻击。
[5]饵兵勿食：此谓敌人若以小利作饵引诱我们，则不要去理睬它。饵，诱饵，以利相诱。《汉书·贾谊传赞》：“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
[6]归师勿遏：此言对于正在退还本国的敌军，不要去正面阻截它。孟氏注：“人怀归心，必能死战，则不可止而击也。”遏，拦阻、阻截、截击。
[7]围师必阙：对敌进行包围作战，当留有缺口，避免使敌作困兽之斗。张预注：“围其三面，开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坚战。”阙，同“缺”，缺口。
[8]穷寇勿迫：谓对陷入绝境之敌，不要加以逼迫，以免其作垂死挣扎。穷，困厄。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的法则，将帅接受国君命令，从征集民众、组织军队直到同敌人对阵，在这中间没有比争夺制胜条件更为困难的。而争夺制胜条件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要把迂回的弯路变为直路，要把不利转化为有利。同时，要使敌人的近直之利变为迂远之患，并用小利引诱敌人，这样就能比敌人后出动而先抵达必争的战略要地。这就是掌握了以迂为直的方法。
军争既有有利的一面，同时也有危险的一面。假如全军携带所有辎重去争利，就无法按时抵达预定地域；如果放下辎重装备去争利，辎重装备就会损失。因此，卷甲疾进，日夜兼程，走上百里路去争利，那么三军的将领就可能被敌所俘，健壮的士卒先到，羸弱的士卒掉队，其结果是只会有十分之一的兵力到位。走五十里路去争利，就会折损前军的主将，只有一半的兵力能够到位。走上三十里路去争利，也仍然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能赶到。须知军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就不能生存。
所以，不了解诸侯列国的战略意图，不能与其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的地形，不能行军；不重用向导，便不能得到地利。所以用兵打仗必须依靠诡诈多变来争取成功，依据是否有利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按照分散或集中兵力的方式来变换战术。所以，军队行动迅速时就像疾风骤起，行动舒缓时就像林木森然不乱，攻击敌人时像烈火炽焚，实施防御时像山岳耸峙。隐蔽时如同阴天，冲锋时如同雷霆。分遣兵众，掳掠敌方的乡邑，分兵扼守要地，扩展自己的领土，权衡利害关系，然后相机行动。懂得以迂为直的将帅就能取得胜利，这是争夺制胜条件的原则。
《军政》里说道：“语言指挥不能听到，所以设置金鼓；动作指挥不能看见，所以设置旌旗。”这些金鼓、旌旗，是用来统一部队上下的视听的。全军上下既然一致，那么，勇敢的士兵不能单独冒进，怯懦的士兵也不敢单独后退了。这就是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多用火光、锣鼓，白昼作战多用旌旗，这都是出于适应士卒耳目视听上的需要。
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挫伤其士气；对于敌军的将帅，可以扰乱其心志。军队刚投入战斗时士气饱满，过了一段时间，士气就逐渐懈怠，到了最后，士气就完全衰竭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先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而等到敌人士气懈怠衰竭时再去打击它，这就是掌握运用军队士气的方法。用自己的严整来对付敌人的混乱，用自己的镇静来对付敌人的轻躁，这是掌握将帅心理的手段。用自己部队的接近战场来对付远道而来的敌人，用自己部队的安逸休整来对付疲于奔命的敌人，用自己部队的粮饷充足来对付饥饿不堪的敌人，这是把握军队战斗力的秘诀。不要去拦击旗帜整齐的敌人，不要去进攻阵容堂皇的敌人，这是掌握灵活机变的原则。
用兵的法则是，敌人占领山地就不要去仰攻，敌人背靠高地就不要正面去迎击，敌人假装败退就不要跟踪追击，敌人的精锐不要去攻击，敌人的诱兵不要予以理睬，对正在撤往本国途中的敌军不要拦截，包围敌人一定要虚留缺口，对于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过分地逼迫。这些都是用兵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