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孙子兵法》的第八篇，文字篇幅在全书中虽然属最短小的一篇，但思想十分深邃，文辞隽永优美，富有深刻的哲理，对于人们从事任何社会活动都富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其中心命题，是阐述了在作战过程中如何根据特殊的情况，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集中体现了孙子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思想。孙子主张将帅应该根据五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实施灵活的指挥，并明确提出以“五不”为中心内容的随机应变处置军事问题的基本原则。要求将帅必须做到全面、辩证地看问题，见利思害，见害思利，从而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孙子还深刻地阐述了有备无患的备战观点，指出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不攻”，而应该立足于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具备坚强的实力。为了真正贯彻“九变”的灵活作战指导原则，孙子特别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所以在本篇的结尾处，孙子语重心长地叮嘱身为将帅的人：要防止自己性格上“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五种缺陷，避免导致“覆军杀将”。
《九变篇》重要军事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以“有所不由”等“五不”措施为基本内容的作战原则
这是“九变”问题的主旨之所在。灵活机动，应变自如，这是军事活动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战场上夺取主动权、杀敌制胜的重要保障。整部《孙子兵法》都贯穿着这一精神，而《九变篇》则集中阐述了这方面的具体要求以及方法。
孙子认为将帅应该根据五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实施灵活的指挥，并明确提出以“五不”为内容的随机应变处置军事行动的具体要求，即“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强调只有精通各种机变的方法，方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才算是真正懂得和掌握了用兵之道。
应该指出的是，贯穿于整个“五不”原则的红线，乃是朴素辩证法的精神。它的实质含义，是要求战争指挥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比较，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唯利是动。假如权衡后得出的结论有碍于实现战略目标，损害到根本利益，那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小利，不汲汲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过某些敌人，留待日后时机成熟后再去解决。如果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展开，那么就应该本着“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态度，拒绝执行。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违背了常理，否定了成规，实际上相反，乃是更好地遵循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动，夺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应充分加以肯定。历史上夫差强争中原酿覆亡，马援误择险道致兵败，岑彭长驱入蜀击公孙，李渊不攻河东入关中，岳飞君命不受进中原，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孙子“五不”为中心的机变思想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实战诠释，对今天的军事家来说，仍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
2.见利思害、见害思利的辩证思维方法
稍早于孙子的大哲学家老子曾讲过这么一句充满辩证哲理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所伏。”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即使是在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利与害互为依存，互为转化，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军事斗争的性质也没有例外。孙子作为清醒的朴素唯物论者，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眼里，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制胜的因素。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处理战争中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
孙子讲“杂于利害”，除了辩证看待利害之外，还有一层重要的意思，这就是怎样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利有大利，有小利，有眼前之利，有长远之利，这是根本与枝节、实质与表面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有哲学头脑的成熟战争指挥者，不能见了利便热血贲张，直奔主题，而应该先分清它的主次本末，再作主张。总之，“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只有设法加以避免，才算是取得了谈战略、论战法的进门资格。
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讲的正是争取掌握长远之利、根本之利的问题。有的战争，从表面战果统计来衡量，算是打胜了，可是在胜利表象的背后，孕育着新的危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师劳民疲，祸不旋踵。所以孙子“杂于利害”的观点启迪所有战争指挥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要统一起来。两者发生冲突时，必须以长远利益为归宿，枝节服从根本，短期服从长期，眼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全局，战术服从战略。
春秋历史上晋楚争霸的鄢陵之战，就是在这方面具有极强说服力的例子，而晋国大臣范文子洞察入微，参悟长远战略利益与眼前战术得失之间的关系，更在中国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众所周知，晋楚争霸是整个春秋历史的关键节目。而在晋楚争霸战争史上，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又各具里程碑式的意义：城濮之战使得晋文公“取威定霸”，一跃而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口含天宪”，号令诸侯，使楚国在很长时间里北进中原的势头受到遏制。而邲地之战的结果是楚庄王“一鸣惊人”，兵进中原，陈师周疆，问鼎之轻重，俨然取代晋国而为诸侯之伯。鄢陵之战则是晋、楚这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战的第三次，也是两国军队最后一次主力大会战。是役晋胜楚败的结局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卷土重来，再一次对老对手楚国形成明显的优势，其霸业发展到了鼎盛的阶段。
按常理说，范文子作为晋国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之一，应该对自己国家的大获全胜感到由衷的欢欣鼓舞才对。的确，把多年的劲敌楚国杀得大败亏输、溃不成军，使郑、宋等中小诸侯国纷纷叛楚附晋，改换门庭，实实在在是一件扬眉吐气、极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范文子从一开始就反对晋国从事这场战争，而战争的高奏凯歌，也同样不能激起他的兴奋和快感。
早在进行鄢陵之战战略决策之时，范文子就明确表示不赞成己方向楚国开战。他的主要理由是，晋国的忧患在内部而不在外部：“我伪逃楚，可以纡忧……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指出晋国现在之所以还能保持内部团结，上下齐心，就是因为有强敌楚国的存在，既然如此，那么还不如保留楚国这个外患来为晋国造福，“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反之，一旦打败了楚国，大家觉得去了外患就会高枕无忧，内部迟早会争权夺利闹分裂。所以，他一再主张避免和楚军进行正面交锋。应该说，他的这个认识与后来孟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见解相一致，也与晋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局面相符合。遗憾的是，晋国当时的执政者（领导核心）、中军主帅栾书却是战略目光短视而又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是的庸人，他只看到表面上对晋军有利的作战形势，认为同楚军打仗有胜出的把握，坚决主张早打，大打，一仗决出雌雄。战略意识同样平庸的晋厉公采纳了栾书的意见，于是大举兴师，与楚军在鄢陵地区摆开阵势，杀个昏天黑地，日月无光。
从表面上看，鄢陵一战如栾书之流所料是晋军打赢了。这当然使得晋国上下雀跃欢腾，载歌载舞，把酒庆祝，论功行赏。然而头脑异常冷静的范文子并不为这种胜利的表象所迷惑，仍然坚持自己的初衷，面对着晋军自鄢陵凯旋而归的热闹场面，他不但没有感到丝毫高兴，反而更加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认为内乱就要爆发，大祸就要临头，甚至希望自己快点离开这个人世，以躲避这场劫难。他说：“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
形势的发展果真证实了范文子的战略远见。晋国的霸业达到辉煌顶点之时，也正是晋国衰落的命运萌芽之始。晋厉公取得鄢陵之战大捷后，认为已没有外患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就掉转矛头，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强卿大宗，“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诛杀“三郤”，剥夺栾氏、中行氏的权力。由于这些举措严重触犯了强卿大宗的既得利益，于是晋国内部各种矛盾迅速激化，政治动乱随之爆发，晋厉公的亲信胥童等人丧命刀下，厉公本人也最终走上人生不归路，呜呼哀哉！这场残酷血腥的内部动乱，使得晋国在鄢陵之战后所取得的相对战略优势很快化为乌有，也导致晋国的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日后虽然也曾短暂出现过“晋悼公复霸”的历史场面，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回光返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齐、晋盟国关系破裂，晋公室一蹶不振，乃至最终导致“三家分晋”格局的形成，都可以从鄢陵之战看出端倪。由此可见，范文子有关鄢陵之战的认识，的确是极其宝贵的战略远见，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可惜的是，他的战略远见未能为战略决策者所重视，“有意栽花花不发”，枉费了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否则，整个春秋战国的历史或许可以重写。
这里，范文子看到的是长远利益，其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杂于利害”；而晋厉公和中军帅栾书看到的是眼前利益，思维方式是单向、直观的，结果让暂时的表面的利益遮蒙了自己的理智，做出极其错误的战略抉择，损害了根本的战略利益。由此可见，脱离长远的利益去追求一时的成功，是多么的危险，是何等的愚蠢！
“杂于利害”，还要求战略决策者妥善处理道德与功利的关系，即做到义与利的高度统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是非常讨厌谈论功利的，“耻于言利”。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话便是“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的前辈孔老夫子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宋朝那些理学家，像程颢、程颐、朱熹等辈，更进一步，开口闭口“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兵家是不信这一套鬼话的，不但不信，还要奚落、挖苦。他们把追求功利放在第一位，“兵以利动”，这当然是对的，不像儒家那样“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义与利应该完全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应该有机统一起来，见利思义，见义思利，这也是“杂于利害”的应有之义。否则打破了道德的最后底线，必然是为非作歹，百无禁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有的掩饰都不要，所有的招牌都打碎，人欲横流，利令智昏，其实只会对赢得真正的利益造成障碍，到头来因小而失大，得不偿失。法家的沉沦就是典型。法家是最讲功利的，按他们的观点，人与人之间都是钩心斗角、彼此利用的势利关系，“君悬爵禄与臣市，臣鬻智力与君市”，可是以势利相交，必定是利尽而交随之中绝。然而恰恰是这种“算计之心”、“自为之心”的张扬，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端紧张、冲突迭起，连法家内部也不得安生，师生反目，同门相残，韩非子被同窗好友李斯活活整死，便是证明。过于言“利”，结果不是别的，就是法家在后世学统不彰，声势消沉。可见“杂于利害”考虑问题，“利”与“义”就应该协调、统一，可以分出轩轾，区别主次，但不可以一笔抹杀其中的任何一个。像儒家那样做谦谦君子固然大可不必，但是“义”作为一种补充，一种价值观，也不可以彻底拒绝。
其实，即便是儒家，也不是不讲利，而是强调必须以仁义为统帅，利应服从于利，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唯利是图，孔子说：“放于利多怨”，问题不是“利”，而出于“放”，过了度、超了限就不行。董仲舒讲：“修其理不急其功”，“功”是可以求的，关键是不要太热衷、太急切，即“不急”而已。由此可见，孙子的“杂于利害”观念与儒家思想方式是可以沟通的，优势互补是它们共同作用于中华文化发展的最佳选择。
真正有成就的军事思想家，都是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的，也就是说，在认识事物、驾驭战争时都能“杂于利害”。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譬如近代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他在军事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深深受到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自觉地将联系、辩证的思想方法运用于对战争现象的研究，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克劳塞维茨关于进攻与防御相互关系的阐发，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他这么讲：“如果两个概念真正构成了逻辑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其中的一个概念是另一个的补充，那么，实际上从一个概念就可以得出另一个概念来。”
这就是克劳塞维茨研究进攻与防御关系时所遵循的哲学思维。他不是把进攻与防御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而是在进攻中看到了防御，在防御中看到了进攻。进攻与防御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化，两者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每一种防御手段都会引起一种进攻手段”，“一种进攻手段是随着一种防御手段的出现而自然出现的”。换句话说，防御“绝不是绝对的等待和抵御，因而多少带有一些进攻的因素”；同样，“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不断同防御交错着的”。克劳塞维茨进而分析比较了进攻与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的优缺点，认为它们都是利弊共存：进攻是“较弱的形式，但具有积极的目的”；而防御则是“较强的形式，但具有消极的目的”。因而在战争中，“谁认为自己的力量相当强大，足以采取进攻这种较弱的作战形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要给自己提出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利用防御这种较强的作战形式的利益”。
显而易见，克劳塞维茨关于进攻与防御关系的辩证思维，其进攻与防御互为包容，互有利弊的观念，在精神实质上，与孙子“杂于利害”的理性认识有着相通一致的地方。这充分说明，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说，只有形式或表述上的不同，而没有精神实质上的对立。
孙子“杂于利害”的主张，乃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指导原则，也是其“五不”为内涵的机变制胜理论的哲学基础。它的精义在于辩证对待利害关系，知于未萌，预作准备，顺利时能做到冷静沉着，找到差距，从而保持优势，防止意外；遭到挫折时能做到不丧失信心，正视现实，坚持不懈，从而摆脱被动，走向胜利。从这层意义上看，孙子“杂于利害”的思想，又是超越单纯军事领域的，而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对于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3.有备无患的战争准备思想
在本篇中，孙子还深刻地阐述了有备无患的备战思想，强调指出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不攻”，而要立足于自己作好充分的准备，拥有强大的实力，震慑住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孙子认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具备主客观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活用“九变”，机动灵活，属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范畴，它是制胜的重要途径，但是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还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而强大的实力则来自于认真的备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恃吾有以待也”、“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可谓是“九变”方法实施的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有备无患的思想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它揭示了国防建设的一般规律。“备者，国之重”，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历史上，总有少数战争狂人，出于满足称霸等私欲，乞灵于战争，穷兵黩武，将战争强加在人们的头上。乞求这些人发慈悲偃旗息鼓是幼稚而不现实的。正确的对策是，既反对战争，又不惧怕战争，以战止战，争取和平。
要做到“有以待”、“有所不可攻”，就必须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发展经济，加强军队建设。这样广大民众才会积极投身于国防建设事业，国家才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反侵略战争，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粉碎敌对势力的进攻，这些都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也是孙子有备无患思想应有的逻辑意义。
4.重视将帅个人的性格修养，防止“覆军杀将”悲剧的发生
在孙子的心目中，将帅是国家的辅木、军队的主宰，他的才能、品德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同样的道理，能否实施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也依赖于将帅个人的主观条件。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强调，为了真正贯彻“九变”的灵活作战指导原则，必须高度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为此，他在本篇结尾处语重心长地叮嘱那些身为将帅的人，要注意努力克服自己性格上“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五种缺陷，以避免“覆军杀将”这一类悲剧的发生。
孙子的这番论述，是他关于“九变”原则实施的条件保障，也是他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属性之一，是事物转化观点上“节”与“度”概念的提出。当时一些著名思想家，如孔子、老子等人已对事物转化的临界点——“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要保持事物的稳定性，既不可不及，又不能太过，“过犹不及”。孙子“将有五危”论述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理性精神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善卒等等，本来都是将帅应具有的优良品德，然而一旦过了度，也就是说假如发展到“必”这一程度的话，那么性质也就起了转化，走向反面，而成为“覆军杀将”的诱因了。“杂于利害”，归根结底，像以“节”控“势”的情况一样，也是一个把握“度”的问题，它是用兵打仗上的“中庸之道”，提倡的是掌控事物变化的临界点，既不要做过头，也不要做不到，顺境之中不忘乎所以，逆境之中不灰心丧气。用兵讲求变化，变化越多越好，越神鬼莫测越高明巧妙。所以要“九变”，“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然而，这种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屈伸自如不是毫无规律、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变化多端”，而是有分寸感，有大局观，恰到好处的“权宜机变”。看上去眼花瞭乱，应接不暇，实质上丝丝入扣、斐然成章。所以它才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最佳的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事实正是如此，不高明就没有辉煌灿烂的兵学文化，不中庸则不可能使这种兵学文化长期稳定而守恒。《孙子兵法》仅仅凭有“杂以利害”这一条原则，也就足以垂万古而不朽了！
由此可见，因敌变化、辩证分析正是本篇主旨所在。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1]，合军聚众，圮地无舍[2]，衢地交合[3]，绝地无留[4]，围地则谋[5]，死地则战[6]。有所不由[7]，军有所不击[8]，城有所不攻[9]，地有所不争[10]，君命有所不受[11]。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12]。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13]。治兵不知九变之术[14]，虽知五利[15]，不能得人之用矣[16]。
“注释”
[1]将受命于君：谓将帅从君主那里接受出征作战的命令。受命，接受命令，《左传·闵公二年》：“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
[2]圮地无舍：圮，毁坏、倒塌之意，《说文》：“圮，毁也。”《尔雅·释诂》：“圮，败也。”圮地，指难于通行的地区。《九地篇》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舍，止，此处指宿营。梅尧臣注：“山林、险阻、沮泽之地，不可舍止，无所依也。”
[3]衢地交合：衢地，指四通八达之地。《说文》：“四达谓之衢。”《九地篇》：“四达者，衢地也。”交合，指结交邻国以为后援。张预注：“四通之地，旁有邻国，先往结之，以为交援。”
[4]绝地无留：绝地，指交通困难，又无水草粮食，部队难以生存之地。李筌注：“地无泉井、畜牧、采樵之处。”此句意谓遇上绝地，不要停留。
[5]围地则谋：围地，指四面险阻、进退困难、易被包围之地。《九地篇》云：“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谋，曹操注曰：“发奇谋也。”即设奇计以摆脱困境。
[6]死地则战：死地，指走投无路的绝地，非力战难以求生。《九地篇》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为死地。”又曰：“无所往者，死地也。”
[7]有所不由：言有的道路不要通过。汉简《四变》此句下有释文为：“徐（途）之所不由者，曰浅入则前事不信，深入则后利不接。动则不利，立则囚，如此者，弗由也。”贾林注：“途且不利，虽近不从。”甚是。即“途”，道路。由，从、通过。《论语·雍也》：“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8]军有所不击：指有的敌军不宜攻击。汉简《四变》此句下释文曰：“军之所不击者，曰两军交和而舍，计吾力足以破其军，獾其将。远计之，有奇势巧权于它……如此者，军唯（虽）可击，弗击也。”
[9]城有所不攻：意为有的城邑不应攻取。汉简《四变》此句释文曰：“城之所不攻者，曰计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于前，得之而后弗能守，若力之，城必不取。及于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为害于后。若此者，城唯（虽）可攻，弗攻也。”张预注：“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为患，则不须攻也。又若深沟高垒，卒不能下，亦不可攻。”
[10]地有所不争：意为有些地方可以不去争夺。汉简《四变》释文曰：“地之所不争者，曰山谷水无能生者……如此者，弗争也。”张预注：“得之不便于战，失之无害于己，则不须争也。又若辽远之地，虽得之，终非己有，亦不可争。”
[11]君命有所不受：意谓君主之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君命不受之前提，即汉简《四变》所谓“君令有反此四变（指上述‘有所不由’等四种情况）者，则弗行也。”曹操注曰：“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
[12]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通，通晓、精通。《周易·系辞》：“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此句意为将帅如果能通晓九种地形的利弊及其处置，就懂得如何用兵作战的奥妙了。
[13]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意谓将帅如果不通晓九变的利弊，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从中获得帮助。梅尧臣注：“知地不知变，安得地之利！”
[14]治兵不知九变之术：术，手段、方法。《孟子·告子下》曰：“教亦多术矣。”九变之术，指九变的利弊得失及其处置方法。
[15]五利：指“有所不由”至“君命有所不受”等五事之利。
[16]不能得人之用矣：指不能够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王皙注：“虽知五地之利，不通其变，如胶柱鼓瑟耳。”
是故智者之虑[1]，必杂于利害[2]。杂于利而务可信也[3]，杂于害而患可解也[4]。
“注释”
[1]智者之虑：聪明的将帅思考问题。虑，思虑、思考。《古文尚书·太甲》：“弗虑胡获，弗为胡成。”
[2]必杂于利害：必须充分考虑和兼顾到有利与弊害两个方面。曹操注：“在利思害，在害思利。”杂，《说文·衣部》：“杂，五彩相合。从衣集声。”引申为掺杂、混合。《国语·郑语》：“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韦昭注：“杂，合也。”后又引申为兼顾。
[3]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意谓如果考虑到事情有利的一面，则可实现战略目标。王皙注：“曲尽其利，则可胜矣。”务，任务、事务。《广韵·遇韵》：“务，事务也。”又，《周易·系辞》：“夫《易》开物成务。”此处指“争胜于天下”的大事。信，通“伸”，舒展、伸张。《周易·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4]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谓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因素，祸患便可顺利消除。解，化解、消除。《荀子·臣道》：“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1]，役诸侯者以业[2]，趋诸侯者以利[3]。
“注释”
[1]屈诸侯者以害：指用敌国所厌恶的事情去伤害它从而使它屈服。屈，屈服、屈从，此处作动词用，制服之意。《诗·鲁颂·泮水》：“顺彼长道，屈此群丑。”诸侯，此处指敌方、敌国。
[2]役诸侯者以业：指用危险的事情去烦劳敌国使它疲于奔命。梅尧臣注：“挠之以事则劳。”役，使、驱使的意思。《荀子·正名》：“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业，曹操注：“业，事也。”此处特指危险的事情，与《诗经·商颂·长发》中“有震且业”之“业”义近。
[3]趋诸侯者以利：指用小利引诱调动敌人，使之奔走无暇。张预注：“动之以小利，使之必趋。”又一说，以利打动敌人使之归附追随自己。趋，奔赴、奔走，此处用作使动。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1]；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2]。
“注释”
[1]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意为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梅尧臣注：“所恃者，有备也。”恃，依赖、倚仗的意思。《庄子·列御寇》：“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有以待，指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2]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谓不可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具备强大实力，使得敌人不敢贸然发起进攻。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1]；必生，可虏也[2]；忿速，可侮也[3]；廉洁，可辱也[4]；爱民，可烦也[5]。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6]，必以五危[7]，不可不察也。
“注释”
[1]必死，可杀也：指将帅如果轻生决死，固执硬拼，就会有被杀的危险。曹操注：“勇而无虑，必欲死斗，不可曲挠，可以奇伏中之。”必，固执、坚持的意思，与《论语·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中的“必”字义同。
[2]必生，可虏也：谓将帅如果一味贪生怕死，临阵畏怯，就有被俘虏的危险。张预注：“临阵畏怯，必欲生返，当鼓噪乘之，可以虏也。”
[3]忿速，可侮也：言将帅如果急躁易怒，遇敌轻进，就有中敌人轻侮之计的危险。忿，愤怒、愤懑。《古文尚书·君陈》：“尔无忿疾于顽。”速，快捷、迅速，这里指急躁、偏激。
[4]廉洁，可辱也：意为将帅如果过于洁身清廉，自矜名节，就有受辱的危险。曹操注：“廉洁之人，可污辱致之也。”
[5]爱民，可烦也：意谓将帅如果溺于“爱民”（即古人常说的“妇人之仁”），而不知从全局把握问题，就容易为敌所乘，有被烦劳的危险。张预注：“民虽可爱，当审利害。若无微不救，无远不援，则出其所必趋，使烦而困也。”烦，相烦、烦劳。《左传·僖公三十年》：“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6]覆军杀将：言使军队覆灭、将帅被杀。覆，覆灭、倾覆。《左传·隐公十一年》：“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覆、杀，此处均为使动用法。
[7]必以五危：必，一定、肯定。《诗·邶风·旌丘》：“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以，由、因的意思。五危，即上述“必死”、“必生”等五事。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的法则是，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组织军队，出征时在“圮地”上不可驻扎，在“衢地”上应结交邻国，在“绝地”上不要停留，遇上“围地”要巧设奇谋，陷入“死地”要殊死战斗。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敌军不要攻打，有的城邑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国君有的命令不必执行。所以将帅如果能够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就是懂得用兵了。将帅如果不能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那么，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形之利。指挥军队而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那么即便知道“五利”，也是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的。
所以，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充分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大事便可顺利进行；在顺利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祸患就能预先排除。
要用各国诸侯最厌恶的事情去伤害它，迫使它屈服；要用各国诸侯感到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迫使它听从我们的驱使；要用小利去引诱各国诸侯，迫使它被动奔走。
用兵的原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拥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
将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只知道死拼蛮干，就可能被诱杀；只顾贪生活命，就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就可能中敌人轻侮的奸计；一味廉洁好名，就可能陷入敌人污辱的圈套；不分主次“爱民”，就可能导致烦劳而不得安宁。以上五点，都是将帅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难。使军队遭到覆灭，将帅被敌擒杀，都一定是由这五种危险引起的，这不可不予以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