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如何获得的？就让我们看看赫赫有名的华为公司的做法就知道了。
从1998年创立至今，华为之所以能够保持超常发展速度，成为国内企业创业、创新和国际化的标杆，用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话来讲，就是凭借着自创业至今一直保留的“床垫文化”。
关于华为的“床垫文化”，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明达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华为“几乎每个开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铁柜的底层，办公桌的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这一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半个家，华为人携着这张床垫走过了创业的艰辛”。“床垫文化”的本质与精髓是强调艰苦奋斗，并以此激励员工努力把自己的能力、智力等都发挥到最大可能程度。
“床垫文化”已经成为华为精神的一个象征，也被认为是华为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文化其实是华为自创业时期就留下的一个传统。根据任正非亲自撰写的文章《天道酬勤，幸福不会从天而降》中的介绍，在华为创业初期，当时的研发部仅有五六个开发人员，“在没有资源、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秉承六十年代‘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忘我工作、拼搏奉献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为榜样，大家以勤补拙，刻苦攻关，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方案，开发、验证、测试产品设备……没有假日和周末，更没有白天和夜晚，累了就在垫子上睡一觉，醒来接着干”。
正是因为华为公司大量科研人员艰辛、艰苦和异常勤奋的工作，让华为公司在基础很薄弱的情况下，拥有了可以与国际上那些有巨大先发优势的行业巨头们一较高下的强大竞争力。
而为了达到让公司所有员工都能达到如此艰辛、勤奋的工作要求，华为推行了严格的定岗、定员、定责、定酬的待遇系统，以绩效作为晋升的依据。华为绩效考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考评有硬性规定要员工必须与自己的过去比，也就是说，每个员工都必须年年有创新，年年有进步。如果没有进步，那么绩效就很有可能为零。
也正因为这点，年仅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的猝死，一度让华为的这种“床垫文化”，还有严格的绩效考评制度成为公众议论的中心。
2006年5月28日，才进入华为公司工作一年的胡新宇突然因病去世。人们普遍认为，胡新宇死亡的原因是长期加班以致劳累过度，结果不幸患病而死的。据称，胡新宇曾被认为是华为最优秀的新员工之一，曾连续两个季度获得“A”的考评，做过的两个重要项目都是一次调试成功。而正是为了获得这样好的绩效考评，胡新宇长期没日没夜地加班。在身体不适之前，已经连续加班两个多星期，而且经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并住在办公室，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上班前起床——这样的工作强度足以让任何人都为之侧目。
其实，华为公司上上下下的工作作风都是这样。据任正非自述，其高层管理团队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许多高级干部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24小时不能关手机，随时随地都在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而且，由于华为公司大量业务如今都集中在海外，因为时差的问题，还要经常在夜里开会。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文章《华为称员工死亡与加班有关规定不准在公司过夜》的报道：“一位华为研发部的员工表示，华为把员工的加班算作绩效考核的一部分，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鼓励加班。”
除了技术团队的拼搏之外，还有市场人员所付出的非比寻常的艰辛。用任正非的话说，“当我们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时，放眼一望，所能看得到的良田沃土，早已被西方公司抢占一空，只有在那些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他们动作稍慢，投入稍小，我们才有一线机会”。
而华为的目标就指向了那里。为了市场拓展，华为的市场人员首先就从这些国际大公司看不上的偏远、落后、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做起。如许多人最初视若畏途的非洲，刚刚结束战争、到处还处在恐怖之中的伊拉克，海啸灾难过后的印尼，还有地震灾害后的阿尔及利亚，等等。华为都是率先抵达那里，将市场先抢占下来。这也就需要付出比竞争对手多很多的艰险和辛劳：“在高原缺氧地带开局，爬雪山，越丛林，徒步行走了8天，只为能服务客户。”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或许应该理解华为公司的辛苦。尽管相对于国内公司，华为这样的企业已经很大了；但相对于它同行业的那些有雄厚基础的国际大公司，华为其实还只能算小字辈。
正如任正非所说的，他们面临的对手十分强大：“在中国，做一个企业，竞争对手是全球各发达国家的世界级巨子，他们有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积累，有欧美数百年以来发展形成的工业基础和产业环境，有世界发达国家的商业底蕴和雄厚的人力资源与社会基础，有世界一流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研发体系，有雄厚的资金和全球著名的品牌，有深厚的市场地位和客户基础，有世界级的管理体系和运营经验，有覆盖全球客户的庞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
正因为对手已经领先如此之多，而且已经如此强大，在任正非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按部就班，不趟出条新路，只是模仿学习那些大公司的做法，很可能就是在自寻死路。所以，华为就采取了这种自发与逼迫共举的方式，让所有员工都时刻处在神经紧绷、埋头苦干的状态之下。
不要以为在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是这样的工作状态。
其实，同样是国内通讯设备行业中的巨无霸——深圳中兴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存在着工作艰苦、经常加班、工作时间长等问题。人民网《加班是否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手段》一文中就报道，“中兴通讯的一位程姓工程师，在出差进行‘电信日’重点设备保障工作时，在河南省漯河市不幸去世，年仅32岁。他的去世被中兴内部同事认为是‘过劳死’。”
而根据《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文章《中兴通讯：亚非生存法则》中的报道，中兴公司为了完成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千禧年移动网络的扩容、CD-MA无线接入的扩容和光传输网络的铺设任务，“阵容庞大的总部技术专家团队第一时间飞到埃塞俄比亚援战。中兴埃塞俄比亚代表处总代表蒋永军的妻子在上海出了车祸，他只在妻子身边待了一天就飞了回来。中兴通讯在埃塞俄比亚的员工每天晚上能12点时回去睡觉，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以至于埃塞俄比亚电信的人也改变了节假日不办公的习惯，周六、日他们会主动与中兴人一起加班”。可能这也正是中兴始终能紧紧贴住华为，也在通讯设备领域里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甚至不光是华为和中兴两家，据在IT和通讯领域有资深经历的《通信世界网》总编杨海峰说，在这两个行业中，员工普遍的工作时间基本都在10小时以上，并称“周末加班很正常，休息也是在家补觉。一天吃两顿快餐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也不要以为只有通讯和IT行业才有这样的工作作风，其实，只要在国内的市场化企业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就知道：加班早已经成为了十分普遍的现象。以服装行业为例，根据《服装时报》的报道《解析服装企业用工过度加班孰之过？》称：“不久前，全球体育用品巨头Nike承认，有时其中国代工工厂要求工人过度加班，在有限情况下，允许工作时间每月短暂超过240小时。”并且，“超过两成的耐克代工厂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
必须认识到，这些大的代工工厂由于受到耐克等代工品牌的约束，在加班问题上其实做得还是相对较好的，在更多的民营小服装企业中，工人超时加班的情况其实更加突出。同样在这篇报道中，就还有如下的描写：“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有的企业的工人乐于加班加点。在温州一家制衣厂工作的晓楚告诉记者：‘到旺季的时候我们都得加班，我工作两年了，一直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投诉呀？加班的时候老板会给加钱，偶尔还会发些别的福利，而且就是不加班，晚上我们也没有特殊的事情做。’……同样是在温州一家鞋厂工作的斯斯在被问及对加班如何看待时，则表示：‘前年的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去年年底能加班反倒让我们觉得有希望了，起码证明工厂有订单了呀……加加班也不错呀。’”
“拼命加班”已经成为中国的市场化企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杭州务工已有十多年、后创办一家非盈利机构“草根之家”的徐文财先生曾想全面调查一下杭州本地服装企业的加班情况，并想据此推出一个超时加班“排行榜”。结果他调查了100多家服装厂，最终却发现，几乎所有企业的正常上下班时间都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因为大家都一样，最后这个榜单自然也就没法做了。而且，他还发现许多工厂不仅每天都工作这么晚，而且还几乎没有休息日。而其中的一个被其认为是极其好、甚至被称为“天堂”的工厂，也不过一个月里可以准时休假两天，若其他时间太累，还会适当安排轮休而已。
网易针对华为员工胡新宇加班病故事件发起的投票调查也显示：近7000名被调查者中，64%的人回答是经常加班，27%的人偶尔加班；而从每次加班的时间看，加班2小时以上的多达78%，超时加班能获得补贴的员工仅占17%。
如果说日本人曾经在相当时间里都以其加班而闻名，那么目前的中国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我们不断能看到让外国人大感惊讶的工作场景。为什么《时代》周刊将2009年年度人物颁发给了中国的工人？只要我们深入企业第一线就能感受到了。从广东的珠三角到浙江，再从苏南到胶东半岛，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勤劳无比的中国工人创造出的非凡业绩。
这就是当前各国媒体都在再三鼓吹的“中国制造”。
走在中国制造最前沿的包括著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但是，即便是富士康也遭到不少非议。2006年，这家为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还为包括诺基亚、摩托罗拉、惠普等诸多世界顶尖企业代工的企业被英国的《星期日邮报》首先曝光，称富士康是家“血汗工厂”。报道中称，在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的工厂里，工人们每天生产iPod的时间长达15个小时，而她们得到的月工资仅为50美元左右。离开装配线后，她们的栖身之地就是与外界隔绝的宿舍。报道中还说，富士康装配线上的员工主要由女工组成，因为女工比男工便于管理。
在英国《星期日邮报》的报道发出之后，紧接着，国内的各大媒体就纷纷跟进。《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在富士康的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少数员工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连续12个小时站着干活，不得说话。《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则以一名化名赵霞的女工为例，“她每天7点半进入装配显示器的流水线，上午工作到11点半，下午从12点半到下午4点半，又是同样的4个小时。从5点半到7点半是惯例的2个小时加班时间。周六和周日每天加班10个小时，如果遇到赶货，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仍按10个小时算，超过的部分算做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这些报道的情况相信基本都是属实的。但是，另一个情况可能被很多人所忽略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去富士康采访的时候，看到在它的大门外面，成群的工人正在排队报名要加入到这家被描述为极其严厉和不人性的公司。后来，我还曾前往富士康在烟台和在武汉的基地，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当地总是有大量求职人员想要进入这家公司。
难道，他们不知道外界所报道的富士康的这些情况？
显然不是，既然事情已经炒得如此声势浩大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外界的指摘。相信，他们对富士康内部的情况总还是有些了解的——甚至可能通过他们的朋友、亲属等的介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但是，他们对此却毫不在乎，不但不在乎，而且在内心还非常珍视，非常向往地去应征这些职位。
唯一的解释是，这些中国工人根本就不怕报纸上报道的，在里边将遭遇到的一切，他们不担忧这些，他们更看重的是最终收入的多寡。为了能得到多一些收入，他们宁可愿意牺牲掉一些休息的时间，宁可接受更艰苦一些的工作——虽然，在进去之后总有些抱怨，但那显然是——谁不希望能够得到更轻快的工作、更高的收入？
关于这一点，在我自己采访过的一家位于山东的制造企业里也有明显的感觉。那家企业的员工有些是来自周边乡镇的农村小青年，也有些是来自内地的打工者。好多都是夫妻两人一同在这家工厂里边打工。通常他们都是早上八点钟开工，然后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到下午一点钟重新开工，傍晚的时候可能还要吃顿饭，然后回来继续加班，通常都会加班到九点钟左右。即使是每天如此繁重的工作，这些工人每周的平均休息时间也只有一天。
在工作中，员工们都是站在工作台前，一站就是一天，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由于日积月累，他们的工作已经非常熟练。一个生手的工作效率通常只有熟手的一半还要低一些——而一名熟手的工资加上加班费差不多可以拿到每个月三千元。在许多人看来，这差不多也够“血汗工厂”的标准了。
但即使这样，在我采访当地一位农民的时候，却听到他如此教导自己在这家工厂里打工的女儿和女婿：“不就是吃些苦吗？不就是每天工作时间晚，没有休息时间吗？哪怕你们就当它蹲了几年监狱，干上十年，那你们到时候也有六十万块了。这样，你们下半辈子也就再也不用发愁了！”
这就是朴素的中国人最朴素的想法！
如果能认识得更清楚一些，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称呼这些工厂为“血汗工厂”似乎有些偏颇。那就是大多数工人都是自愿去做的，并没有人们强迫，他们自愿到这些工厂里做工，自愿加班——至少，如果他不想干了完全可以自由离开——实际上，虽然许多工厂里的条件总是令看到的人感觉简陋、艰苦至震撼，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还是要比他们在其他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情况要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好的地方而自愿来到坏的地方来呢？
就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讲述的例子那样：贫民窟里的一家几口人在垃圾山中捡取废金属和能够变卖的东西，一天的收入虽然很少，但也好过完全没有收入，也好过在农村中的隐性失业。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就曾经写到，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血汗工厂”并不是总处在负面的形象当中的。在国际上，就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为这些“血汗工厂”辩护过。如前面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表扬廉价劳动》一文，N。D。克里斯托弗写过《表扬被诽谤的“血汗工厂”》、《为“血汗工厂”叫好的两个理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