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前几章，我们讲述了中国人在欧洲、美洲、非洲等地取得的巨大成功。不过，华人在海外的最大领地还当属传统的东南亚地区。历史上的“南洋”，就是现在的东南亚。在总人数约三四千万的海外华人华侨中，十有七八是在东南亚。
我们对东南亚华人的印象最初是来自改革开放之后。那时，很多东南亚的华人企业，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成为投资大陆的先行者。其中最有名的就有泰国谢国民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兄弟集团，等等。
记得前些年有个排名，说大中华经济圈，也就是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再加上东南亚的华人，其经济实力可能已居世界首位。将东南亚华人单独列出，说明了他们的经济实力。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华人虽然只占总人口的4%不到，但华商所占经济份额据说却占到全印度尼西亚的80%。在销售额前20位的企业集团中，有18位企业集团为华人企业，170个集团和大财团在华人控制之下。中型企业的老板约有5000人是华人，另外有25万华人是商店或摊位的业主和店主。
马来西亚也同样如此。虽然，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在限制华人势力的增长，特别是用各种法规限制华人企业，但华商所属企业仍然在马来西亚占据主导地位。有人称，华人掌握了马来西亚至少70%的经济份额。比如，由福建华侨郭鹤年创办的郭氏集团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私人企业集团。集团资产涉及从白糖、酒店、粮油、房地产、船务、矿产到保险、传媒的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市场上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郭氏集团就控制了10%左右。而在马来西亚市场上，更是占到了80%的份额。再如由林梧桐创办的林氏集团，资产包括种植、房地产、造纸、水力发电和娱乐服务业等。据美联社报道，林梧桐去世时所遗留总资产差不多为220亿美元左右。除此之外，马来西亚70%的中小企业为华人拥有，其中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
新加坡的华人差不多占到全国总人口的70%。在李光耀的治理下，新加坡的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类似淡马锡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大型跨国公司手中。但即便这样，新加坡的私有企业仍然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差不多占到本国经济总量的30%。其中大多都是华人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金融、商业、房地产、百货店及宾馆等行业。
菲律宾华人只有200万，只占全国人口的2%左右，但他们同样掌握着菲律宾的经济。因为华人背井离乡，为了生存，最初很多都靠做生意谋生。甚至西班牙人都给华人取了一个译音“胜利”，即福建话“生意”的意思。从这里起步，如今华商已经成为菲律宾的经济支柱。据统计全菲500家最大企业中，华商约占三分之一，主要行业包括纺织及成衣、漂染、钢铁、五金、制糖、塑料、木材加工、建筑材料、百货、金融、保险、海运等。在这些华商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名门家族，也有在阿基诺政权下迅速发展、扩张起来的新兴财团。
在文莱35万总人口中，华人占了4万，是除新加坡华人外平均最富裕的华人群体。虽然文莱的经济主要依靠所蕴藏的丰富石油，是华商所无法涉足的。但华商在文莱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经营领域包括汽车、百货公司、酒店、餐馆、轮胎、零售业等。在商业领域，华商占领了电器市场的三分之一和几乎全部的医药经销。另外，文莱的蔬菜和禽蛋供应也主要都依赖华人开办的20多家种植园，还有国内市场60%的渔业供应。
而在缅甸，经济受到官方的高度控制。但是，华人还是在夹缝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根据该国官方1994年统计，全国注册私营公司14546家，其中，华商总数和出口分别占到全国的80%和30%以上，华资银行占私营银行个数的80%以上。
相对而言，在东盟诸国中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华商实力是较为弱小的。但据越南胡志明市199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华人私营的电子装配、塑料、机修、纺织等企业，其工业产值占当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出口额的80%以上。
在1999《亚洲周刊》发布的华商500富中，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占了155位。这些富豪包括马来西亚郭氏集团的郭鹤年、印尼沙林集团的林绍良、新加坡首富酒店业大亨郭令明，其他重要的还有新加坡华侨银行的拥有者李成伟、泰国盘谷银行控制人陈有汉、正大卜蜂集团的谢氏家族，等等。
除这些富豪之外，东南亚华人所拥有的总财富也是极其惊人的。有一种说法认为，华商拥有的总资产在1.5万亿～2万亿美元之间，而可以直接动用的资金估计也可达到3000亿美元，很可能是世界上财富最庞大的一个族群。据称，在东南亚，华人上市公司差不多占整个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70%。
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今海外华人企业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经济还素有“华人钱库”之称，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地区崛起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人金融集团。如泰国以盘谷银行为首的6家华人商业银行1982年总资产额为2092亿铢，约占当年泰国商业银行总资产额（3280亿铢）的63%，已拥有差不多1000多家分支机构；印尼林绍良的沙林集团携同李文正创办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资本4130亿盾。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门及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是印尼规模最大的私人银行；新加坡以李成义集团旗下的华侨银行为代表的13家华人银行，仅国外的分行就超过了83家。
另外，菲律宾有华资银行15家，其分行超过300家，资产总额达到了49238百万比索。还有马来西亚的李光前、李成伟的南益集团，黄庆昌的大华银行集团，等等。资本总额也在1000亿菲律宾比索以上，约占全菲银行资本的30%。印支三国中，越南、柬埔寨等正在推行革新开放措施，鼓励民间融资，当地华人就办起了信用社和小银行，如胡志明市的越华银行。在缅甸，私营银行中据称也有80%是华人开办的。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实力由此可见。
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形成大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南亚地区的原住民普遍轻视商品流通活动，从事这类经济活动的一般都是华侨。他们活动于东南亚地区的城乡之间，在长期的商业经济活动中积累了资本。华人金融集团逐渐占有了巨大的优势。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代。据历史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往来。唐代以前，中国商人就已开始到东南亚地区进行经商贸易活动，并有少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13世纪中期开始，由于海外贸易发达，移居东南亚的华侨更多了。该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中国移民的聚居地。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前往东南亚的华人剧增。
200年前，潮州人罗方伯就在婆罗洲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华人共和国。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婆罗洲和爪哇岛一直都有广东人和福建人在那里建国当国王。
但华人的大规模移居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那时东南亚的华人人口急剧增加。当时，正是英国、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开始了加速殖民开发活动。在急速的开发中，需要非常多的劳动力。而从人口最多的中国输入劳工是最方便快捷的方法了。那个时候南洋诸国一直推行的都是吸引华工到来的政策，为此甚至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现在东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沙捞越，是当时由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布洛克建立的一个统治者名为白色拉者（意即国王）的国家。建立后，其第二代拉者查尔斯就曾颁布过一个特别法令：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导致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土地已经无法承载如此多人口的需求，因此大多数人口都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处于饥寒交迫的情况之下。无疑南洋在当时具有极其优越的社会地理条件，人口密度不高、开发程度较低，而在地缘上又毗邻；再加上这里的政策，对许多贫困，乃至丧失土地的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于是很多人或是携妻带子，或是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初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500万中国人到东南亚国家寻找机会。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南洋。
中国人下南洋的原因有多个方面。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华人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还有一些下南洋的华人，或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或是在家乡故土待不下去了，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留在了南洋。东南亚便成为中国移民迁徙的首选之地。
这些移民无疑都是富于冒险和进取精神的优秀分子。谁也不知道移民后会带来什么，但他们还是勇敢地选择了南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经济活动联系的加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曾实行排华政策，许多移居东南亚的华人转而流向欧美，进行第二次移民，导致海外华人整体分布结构有所变化，但东南亚至今仍是海外华人最为集中的地区。迄今，移居东南亚的华人究竟有多少，目前尚无准确的数据。估计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约占全世界海外华人的85%以上。另据各国有关资料估算，居住在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华人均在百万人以上。据2004年官方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约有1000万华人，马来西亚约600万，泰国约200万。与当地居民相比，东南亚各国华人均属少数民族，只有新加坡例外。而新加坡华人占该国总人口的75%以上，是海外华人占当地人口比率最高的国家。
初到南洋的华人一般都身无分文，带去的只有一根扁担和一双木屐，他们唯一的谋生之路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赤手空拳打天下。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开矿修路、做苦工，然后用自己辛勤劳动所得去开一家小商店。虽然规模较小，但是这些小规模的华人商店，却成为当地很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期华侨这种小规模的经商活动似乎已成一种模式，十分普遍。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成为手工业者，如裁缝、鞋匠、金匠、银匠、泥水匠、锁匠、雕刻师、画家、织工等。另外，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
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华人的经商活动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华人的商业活动可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由于起点低，加上华人生性勤奋，能吃苦，欧洲商人不愿去的地方他们去，其他人不愿涉足的行业（如长途买卖或流动商贩）他们也涉足。
华人的经营手段也十分灵活。初到当地时，华人大多都不懂当地语言，他们就在柜台上放上一根手杖，以供顾客用来指点所需货物或用硬币来讨价还价。当时，华人商店多实行赊账制度，给予顾客诸多方便。顾客每天都在同一商店买东西，到周末或月末付一部分欠款。这样店主和顾客就形成了互相依附的关系。
关于华人为什么能够成功，2008年5月《新历史》杂志上婴熊的文章《南洋财富故事》中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1927年，新加坡一家鞋厂雇用了一名来自中国福建农村的小伙子。和之前多数来到新加坡的中国人一样，这个名叫李成枫的19岁年轻人家境贫苦，被迫出外谋生。但厂里工人很快发现，这个新同事与他们有很多不同之处。那时一杯咖啡不过区区4分钱，李成枫却从来只买半杯，然后让服务员再续上半杯免费热水。靠着当地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节俭，当时月薪10多元的李成枫，每月却能攒下8元钱。
后来成为新加坡报王的李成枫，也许19岁时并没有建立如此庞大事业的奢望，但脚踏实地的作风和自我节制的态度，让他和当地普通工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并不满足现状的他离开鞋厂后，到一家酒店任职。工作的同时，他帮人记账，替人写信，做过外汇，卖过酒，还在杂货店打工，拼命工作的结果是月收入竟有250元！而那时许多大企业经理的月薪也不过才50元。勤奋和节俭，为李成枫积累了最初的创业资本。
19世纪40年代，英国商人麦克米金曾这样描绘华侨小商贩：他们住在店里，清晨五点就开门营业。不管暴雨还是酷暑，也不管星期天还是节假日期，每天从五更到深夜，到集市采购油盐酱醋、小杂货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穷乡僻壤的人民需要，还把乡间各种小土产运到城里去卖，安分守己，辛勤劳动，个人只取得微利，维持生活。这让他大为惊奇。而实际上，如果他来到中国就会发现这样的小商贩几乎充斥着中国城市的大小街头，绝对没什么稀奇。
勤奋与节俭，是华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永不穷，坐食山也空”，这样的祖辈教诲，已成为创业者的座右铭，也是他们唯一的启动资本。
像东南亚的缝纫机制造巨头林怡玉，1931年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县的他在16岁就来到福州等地做苦力，21岁来到马来亚，先到一家自行车店当学徒，由于勤俭刻苦，终于积蓄起一点资金自己开了家自行车店。但就在生意日渐兴隆的时候，却突发一场大火，将自行车店和他的产业都付之一炬。之后，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借了20元钱，租了一间木房，重整旗鼓。可又是生意日好的时候，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林怡玉不得不到乡下躲避。等回来却发现店面被撬，所有的财物都被盗贼洗劫一空，所积攒的家业也化为乌有，再次让他陷入绝境。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林怡玉却毫不气馁。经过努力，他又一次把自行车店开了起来。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他所创办的公司日渐壮大，资金实力也日渐雄厚。在1972年，他终于创办了马来西亚的第一家缝纫机制造厂，日后成为缝纫机制造大王。
一位新加坡朋友曾经这样说：华人对任何环境都能很快适应，任何逆境都压不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