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虽然在其所在国是少数民族，但其母国却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更重要的祖国，一个从文化上哺育他们的祖国，一个从历史中赋予他们荣耀的祖国。华裔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既为祖国自豪，也为祖国曾经的落后而焦急。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东南亚的绝大多数华裔都心向中国，甚至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等。在经济上，他们也积极支援祖国的建设，共同抵御外敌。
像孙中山作为革命先驱者，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是在南洋华人的支持下提出的。当然南洋华侨表现最感人的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的消息传到东南亚后，南洋各地华侨便相继组织筹赈会、慈善会，筹款纾难。之后，各地侨领纷纷倡议要建立一个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于是1938年他们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其领导成员包括南洋各地的华侨首领，如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副主席有印度尼西亚的庄西言、菲律宾的李清泉等。
南侨总会成立时确立宗旨为：一是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二是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以维难民生计。三是积极劝募公债，推销国货。南侨总会并发表宣言，“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号召全体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成立南侨总会后，陈嘉庚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
对抗战的贡献，除了直接捐赠外，还有侨汇。华侨汇款回国，从个人来说，能够支持亲属的个人生活，于公也大大支持了国家的经济活动。因此总会宣传华侨要“增寄家费以益外汇”。战前，华侨的年汇款额为3亿多元国币，抗战爆发后就一下猛增至11亿元。正是有如此庞大的侨汇收入，才填补了当时国内对外的巨额贸易逆差。而政府也可以以此为基准，巩固货币币值，从而维持战时经济得以正常运转。
据当时国民政府的统计，1939年中国政府全年的军费开支为18亿元，而这一年华侨的捐款和侨汇共13.3亿元。可以认为，是侨胞担负了当时大部分的军费开支。华侨在1937—1945年中捐款共达13多亿元（国币），平均每年1亿6000多万元。在这些捐赠中，尤以南洋华侨所捐赠数额最为巨大。
除了捐款之外，海外华侨还踊跃捐物。仅大宗物资即有飞机数百架、汽车上千辆及无数衣服、药品，等等。如1937年，广东省政府为加强空防，向各地粤籍侨胞募集购机款，很快便筹集到资金约800余万元国币。第二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也发动海外华侨献机。南洋华侨热烈响应，其中菲律宾华侨献机50架，缅甸华侨献机19架。在1937—1940年间，华侨捐赠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
后来日军封锁中国沿海，中国只能依靠滇缅公路运输。但在当时，汽车驾驶员极度缺乏。在陈嘉庚的号召下，南侨总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招募了“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3000多名具备驾驶和维修技能的华侨机工回国，同时携带捐赠的310辆汽车和物资参战。在极其艰难崎岖的滇缅公路上，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这些机工一直坚持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有力保障了滇缅交通大动脉的畅通。在行动中也有1000余名南洋机工献身。
印度尼西亚华侨马细旦因为腿有残疾，常年以手代步，本来就生活艰难，但得知日寇侵华后，他就每日爬行在繁华街头行乞，然后再把行乞的钱款捐赠给当地华侨组织；缅甸华侨妇女叶秋莲将自己全部家产拍卖，所得3万元尽数捐献给祖国，因为没有生活费而削发为尼。
除财力物力上的支持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华侨直接返回祖国到前线参战。在1938年7月，就有16名经过短期培训的菲律宾华人青年报名参加了中国空军。据称，在当时的中国驱逐机飞行员当中，有四分之三是华侨。缅甸华侨张瑞隆自己招募了160名当地华人青年，命名为“缅甸华侨救国义勇军”，然后在香港购置了大量武器，包括火炮、机枪、步枪等，回国编入了国民第四军，参加了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型战役，因为作战勇敢，多次受到嘉奖。
抗战结束后，国内爆发了内战。南洋华人们陷入了一种迷惘的情绪。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内发生的情况，甚至不知道国共两党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认的只是一个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南洋的华人还是相当迷惑。但马上，朝鲜战争打响了。他们也是在新闻中听说志愿军参战了，然后就是那令全世界为之震撼的消息：联合国军在撤退！
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民众一样，这样的消息也让他们为之惊讶，随即他们又马上振奋了起来：因为这是第一次，中国的军队在战场上传来的不是失利的消息。而且，击溃的是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这样的胜利带给了东南亚华人无比的鼓舞！自鸦片战争以来，海外华人们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了。陈嘉庚更是备受鼓舞，他回到厦门，拿出平生所有家产建立了几十所集美学校。
据说，在1959年新加坡首届自治领大选后，讨论国旗方案，有人就提出国旗上一定要有五颗星和红色，代表们一致赞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加坡国旗。
直到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访问新加坡的时候，还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
但是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也向世界打开了窗口。中国凋敝的面貌呈现在了世人面前。直到这个时候，东南亚华人曾经的心理寄托，他们心目中祖国美好的幻象破灭了。他们曾为之自豪的泱泱大国成为世界所耻笑的对象。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又于不同的场合，多次重申中国的对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凡是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应该全部享受和履行所在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中国侨务政策的转变，1980年，曾一直是培养东南亚华人爱国之心的南洋大学关闭。紧接着，马来亚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电台停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开始全面退出。50年前南洋各地华人们不分地域互相帮助、团结奋斗的热情，一去不复返了。失去了心灵寄托的南洋华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他们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加入所在国国籍。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很多的东南亚华人文学作品，大都描写了他们当时在宣誓归化前后的心理失落感。
东南亚华人们这50年来的变迁，和中国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切也改变着他们的生活。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南洋华人们也日渐自信，2006年印度尼西亚新国籍法颁布后，很多华人社团开始表示要组党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马来西亚的华人们，也开始更加理直气壮地推行华文运动了，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马来西亚，常可以看到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而在新加坡，大部分中文老师都是马来华人。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再加上“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突然发生，使东南亚经济元气大伤，而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却成为避风港。于是，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呼吁本国商人向中国内地靠拢，这种转向给那里的华人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比如，原本在泰国，中文是非常弱势的，如今也非常强调中文教育，希望他们国内的华裔能够帮助他们加强跟中国的来往。
在铁血社区曾有网友“冷月孤星剑”所写一篇名为《华人在南洋》的文章，非常精彩，文中把东南亚的华人分为两种：
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前者一般说中文，谈到中国很亲切，甚至自称中国人，以陈嘉庚为代表。传统华人大都是靠自己奋斗，创业，或富甲一方，或安居乐业。而海峡华人一般说英文，看《海峡时报》（英文），亲西方。英文比中文说得好，甚至不会说中文，如李光耀，他们自己已经放弃了关于中国的概念。他们的思维更加现代，更推崇无种族差别的民族融合主张。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仅仅是一个他们记忆中遥远的民族母国，和他们已经没有太大关系。南洋华人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变迁，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两种华人的变迁史。
由于领导人李光耀等本身就是海峡华人，而且在新加坡大力推行海峡华人教育，目前的新加坡人主要以海峡华人为主了。而相对的，马来西亚华人则保留了更多传统华人的精神。
下面是“德国之声”的一个报道，主要描写了《新苏黎世报》对海峡华人的一些想法：
中国崛起使东南亚华人地位发生变化
全球3/4的海外华人居住在东起菲律宾、西至新加坡的所谓南洋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东南亚华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新苏黎世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观察了东南亚华人自我意识中的变迁。德国之声编译如下。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说：“这些海外华人通常先在沿海城市做买卖维持生活，今天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所在国家。过去他们无国籍，是英国臣民或经过同化成为所谓的华裔。使他们在这里生存立足的并非故乡的根基，而是从外部几乎无法进入的家族关系。今天他们成了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和东帝汶等国的公民。”
“尽管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越来越不认同先辈的祖国，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南亚也出现了一股新潮流。居住在这里的华人重新变得更有自我意识，对自己的根基更为自豪。这种感觉与作为国家的中国、与同样肤色的13亿中国人没有关系，更多是因为人们把中华与成就和非凡成绩等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