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水清木华研究总监周彦武是我所认识的对中国最苛刻的评论者之一。他总是指斥中国制造是垃圾，“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永远也追不上那些真正制造发达的国家”。
虽然他的观点非常偏激，但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很多确实都很有道理，甚至是难以辩驳的。很多重要的技术，尤其是他所研究领域中的尖端核心技术，中国确实相当落后，而且也没有看到在未来有多少可以迎头追赶上的空间。
比如中国的芯片和平板显示面板领域，似乎形势大好，一片喧闹。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京东方已经筹资120亿元发展液晶面板，并且要在合肥上马一条第六代面板生产线。而在南京，南京市政府和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专门设立的液晶项目公司，以138亿元收购了日本夏普第六代液晶面板生产技术以及龟山1厂的设备，也在南京上马一条六代面板生产线，目标是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液晶谷”。
因为之前有中国在CRT显示屏产业方面成功的先例，所以我也曾经相信国内能够在平板显示屏方面逐渐追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并拥有自己不受技术制约的核心的平面面板。虽然，其间不断有挫折涌现，如京东方发布2009年半年报显示期内净亏损达7.49亿元，上广电更是巨亏18亿元，并且最终被挂牌卖掉；但不断涌现的那些大好的消息还是使我相信：我们能够制造出有自己竞争力的中国屏。
这种乐观情绪有部分来自于我的亲眼所见。
受长虹集团的邀请，2008年9月份我作为主流媒体的产业记者参观了绵阳长虹的等离子工厂。必须说，当时那里现代化的装备和严格的管理要求令我眼界大开。甚至一进入厂区就有严格的规定，比如，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穿上严密的防护服，将自己的身体严密包裹起来，特别是暴露在外边的毛发、手脚。在总占地据称达数万平方米的巨型厂房内，各个地方，地面、天花板、设备都极其洁净。据说，里边的防尘等级极其高，达100级标准。
生产线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工人，自动化水平很高，到处是纷飞的电子机械手以及各种复杂的机械装备。置身于这样现代化的生产线中间的确让人惊叹。
对长虹等离子产品的竞争力，长虹集团董事长赵勇是这样解释的，他准备以震撼性的价格来全面冲击等离子彩电市场。比如，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等离子彩电是50寸的产品，赵勇给出它上市后将以7000元这样一个当时可以称为是大大让利的价格售出。
当时在场的记者都非常兴奋，大家普遍认为，如果真的能够这样，那么长虹等离子屏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我回来后，在周彦武那里却被泼了一盆冷水。他根本就不相信长虹能够生产出有足够良品率的产品出来。“仅仅得到一条面板生产线没有多大意义。”周彦武说。他说，事实上，目前世界上闲置并且叫卖的等离子屏生产线并不少，包括日本的先锋、日立等。在台湾地区，台塑与中华映管也各有一条停产的等离子屏生产线。但是，他们基本都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本身实力就弱，生产线水平也较低。“因此长虹如果要取得成功，并不取决于收购一条面板生产线，而关键要看长虹自身，能否在技术、人才等方面拥有足够储备，确保生产线运转完美。”
其实，当时长虹收购韩国欧丽安时，同时将其整个技术团队也买了下来，但是这并不足够。周彦武说，欧丽安生产线本身就有很大问题，比如其高峰时期月产也只能达到5000片，与松下、LG、三星等生产线水平根本就无法相比，后几家工厂等离子屏的月产都在20万片以上。而欧丽安一直被认为缺乏运营大规模等离子屏工厂的技术和经验。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自长虹引进等离子屏生产线以来，其量产计划便一而再地被推迟，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思考其中的原因。而周彦武直接指出，那必定是因为其在运作中碰到众多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
周彦武接着告诉我，等离子屏仅仅做到量产是远远不够的，保持足够的良品率更为重要。因为“如果良品率达不到，废品太多的话，就意味着生产得越多亏得越多”。就这一问题，我询问了长虹生产部门的有关人员，他们表示，长虹将会在量产半年后使良品率达到60%以上。
但是从周彦武那里我了解到，台湾友达、奇美等液晶面板厂的良品率已经达到95%以上。即便这样，对长虹所说的数字，周彦武还是表示怀疑，认为长虹很难达到自己所说的水平。为此我调查采访了长虹等离子生产线上的一名员工，他告诉我，自产品投产以来，一直出现大量废品，在当班结束都会被砸碎。而且，每天生产的数量也相当少。如今，长虹等离子生产线，以及其等离子电视产品的宣传也不像最初时候那样轰轰烈烈了，而是有些悄然无声，长虹平板电视的宣传重点已转向到液晶彩电上面。2009年长虹又与中国台湾面板巨头友达电子建立了液晶模组的合资公司长智光电。2010年8月，业界又传出消息，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长虹、富士康正密谋在成都投资272亿元建液晶面板厂。这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出，长虹已经改变了策略，选择投资液晶面板上游产业，显示了长虹正在对以往全面押宝等离子行业进行纠错。
实际上，长虹等离子生产线量产的时间也一拖再拖。从最早预计的2008年7月，推迟到2008年12月，之后到2009年4月，最后是一直到2010年1月才最终宣布达成。
而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并不是长虹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在整个国内的平板面板行业的问题。国内平板面板行业中严重欠缺技术人才，只能高度依赖日韩方面的人才。中国企业能找到的也往往只是单个的、零碎的一些人才，无法成系统性地拥有可用的技术人才团队。
更糟糕的是，投资平板生产线和维持生产线运转的成本极其高昂。平板显示屏的生产在技术方面的要求之严格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比如，在制药领域，生产工厂也会被要求处于无尘无菌环境，但是通常只要求达到十万级无尘室标准就可以，而在平板面板厂无尘室环境的要求常常要达到一千或一百级的标准。保持这种高度的恒温恒湿无尘无菌环境，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而一旦企业投产这些成本便固定化，不管产出多少都必须付出。因此作为一家面板工厂，达到较高量产、提升良品率便成为其生存的头号法则。
除这些之外，周彦武还表示，长虹还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在成本方面，与日韩企业相比，长虹似乎也很难降低多少。因为生产平板面板所需的大量的上游产品部件仍然需要从外面采购。比如制造平板屏幕面板的核心部件玻璃基板。这是项极其高端的技术，在全球也只有两三家企业可以生产，主要是美国康宁公司和日本旭硝子公司。周彦武表示，长虹的等离子屏的玻璃基板也必定采购自他们。
在全球几大液晶和等离子面板生产企业，如夏普、三星、LG以及台湾地区的几家工厂，奇美和友达，往往企业驻地附近就建有康宁或旭硝子的玻璃基板供应工厂，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与之相比，目前在整个中国，康宁和旭硝子都还没有投建一个玻璃基板工厂。
在生产平板面板方面，实际上，京东方、上广电NEC等国内工厂面临的情况与长虹是极其类似的。比如，在他们周边也都没建生产康宁和旭硝子的玻璃基板工厂。这意味着必须要长途跋涉去外界采购。而在中国的工厂里边，平板面板的其他重要零部件，如彩色滤光片、驱动IC、偏光片等也都统统需要对外采购。
特别是上广电NEC，一直都极其依赖NEC公司先前与日本材料供应商的关系，在日本进行采购，而仅这些材料的成本就已经占到了其总成本的70%～80%，导致其生产成本过高。2009年上广电爆出高达十数亿元的巨额亏损。但是，合资的日方NEC公司其实并没有赔钱。因为通过售卖这些重要的零部件，NEC公司还是在项目中赚了不少钱。
与上广电相比，京东方的处境要略微好一些，因为它的建立和运营并不仅仅依赖外方。不过其竞争力仍然令人担忧。在过去的数年里，台湾的液晶面板厂如奇美、友达都大赚其钱，京东方仅仅是微利而已。然后在市场转坏之后，京东方立刻便爆出了巨额亏损这表明其在技术等领域依然存在着巨大弱点。
奇美和友达之所以能够赚钱，首先是人才充足，台湾地区有大量的液晶专业的毕业生，仅每年由专科学校培养出的液晶专业毕业生就达到5000名，虽然学历可能不如大陆的高，但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却要比大陆的毕业生扎实得多。这使得台湾企业能够制造某些核心部件，不致受制于人。以奇美为例，生产液晶面板的一部分核心部件，如驱动IC、彩色滤光片、偏光片等，奇美几乎都可以在自己厂内供应，而无需求助于供应有限的外方。同时在奇美位于台湾南部科学园内的大型工业园里，有3.5代、4代、5.5代、6代、7.5代线各一座工厂，及两座5代线工厂，这样就拥有了全系列的液晶面板供应能力。而就在这一工业园内还建有康宁的玻璃窑炉，这样就可以就近供应玻璃基板。相比之下，京东方却几乎全部都要求助于外方，这也导致其生产成本总是比较高，赢利能力欠佳。
实际上，除平板面板之外，同样也是国内非常渴望建立起来的芯片产业也存在巨大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芯片代工巨头台积电曾经创造出连续15年赢利的纪录，而与此同时，由张汝京在大陆建立的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却几乎一直与亏损为伴，2008年更是巨亏4.4亿美元。2009年一季度也报出1.784亿美元的亏损，而该季度的总营收仅仅为1.465亿美元。
实际上，许多芯片工厂的投资并非是中芯国际投入的。除最初募资在北京和上海投建了几家工厂之外，其余中芯国际所管理的芯片工厂都是几个希望拥有芯片产业的城市自己筹措资金投建的，包括武汉的300mm芯片工厂、成都200mm芯片工厂等。当地政府投入了巨资，但这些投资在目前看只能算是打了水漂。
一个例子足以揭示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因由：台积电总是能代工最高端的逻辑类芯片，如CPU、通讯、显示卡、声卡等使用的芯片。而中芯国际长期以来所依赖的主要业务却只是最便宜、附加值最低的存储类芯片。即便这些业务也极其不稳定，这样，一有风吹草动总是率先报亏。
平板面板和芯片产业只是一个类别。实际上，除这些之外，凡是那些需要严密的、精细的、复杂的、最尖端技术的产业，中国目前似乎都很少掌握。
目前中国大陆的不少企业还并不擅长创新，更加擅长的是拷贝——可能还是由于这样走的路径最短、最简便。也因为此，一些发达国家总是攻击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陈志武教授在其文章《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中就说过，“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如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实际上，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都不高，即使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也已经非常标准化，利润率不高，并且越来越低”。
对于这一切形成的原因，周彦武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目前中国人的性格——内心太浮躁，大家都想着迅速地赚大钱，却没有心思静下心来认真地做些事情。而搞技术恰恰是最需要扎扎实实耐下心来，认真、艰苦地做好一项项基础工作的。因此，中国人在绝大多数需要真正核心、尖端技术的行业，往往总是突破不了瓶颈。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必须说，这些缺点在当今的中国人身上确实都是存在的。不过，我更相信，随着赚快钱时代的结束，中国人最终还是会回到扎扎实实做研发的道路上的。
由《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发表的文章《走出“中国造”的迷雾》详尽解释了中国制造的弱点：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还远远不够。首先是缺乏完善的创新体制，导致国家创新系统不健全。而系统性不强又影响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具体讲，独立的研究机构、高校加大了与企业联合研究的比重，但研究成果还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从研发经费使用情况来看，国家创新系统建设良好的国家，绝大部分研发经费都被企业占用，而我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研究机构占去大量的经费，企业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不突出，影响它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知识产权问题，加上政策、制度不健全以及操作上的困难，也影响了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比如说，联合申请专利、联合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和比例都比较少。除了彼此之间合作联系较少以外，共同研究之后如何保障各自应有的权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从品牌的角度看，“中国制造”目前重视品牌的企业并不多。虽然有一些企业也意识到这一点，但还没有行动起来。这对于“中国制造”是很致命的一点。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迈克尔·谢里登的报道，他在东京采访的一位日本通产省高级研究员指出，中国工业仍然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低成本的模式，而日本先进的生产厂家仍然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领域保持着优势。
他说：“在中国真正成为能够与日本并驾齐驱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前，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尽管中国在全球制成品市场上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但中国的出口品仍然局限在较低一级的产品上。例如，就电视机而言，日本专门生产高清晰度的较尖端的产品，而中国则生产标准模式的产品，后者的价值要比前者低得多。”
他指出，日本从中国加工产品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因为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使用的却是从日本进口的部件，标有“中国制造”的电脑可能采用的是英特尔公司的奔腾芯片、微软公司的处理系统和日本或韩国生产的液晶显示器。他估计，中国出口产品的一半是由外国子公司生产的，其中许多公司是日本公司。
他说：“中国公司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不如海外的同类公司，不论是在资本、人力资源，还是管理方面。结果，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指望通过廉价的劳动力来提高出口竞争力。”
日经BP社出版的《日经商务》杂志提出了日本企业“不败给中国的7项原则”，即进一步改革生产工艺与流程、制造产品流行周期较短的产品、增加多技能职工、从世界各地聘请优秀技术人才、不追求过剩的产品性能、重视流通时间及质量、将企业重点从生产转移到研发，呼吁日本企业在新的技术和产品、生产系统、物流系统、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经营改革。
虽然有部分的不足及缺陷，但是我仍然对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保持坚定的信心。
实际上，当前在经济学界是有部分看空或者唱衰中国经济发展的人。这种观点的代表之一是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钟伟博士。在2010年6月“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城市进化新动力与金融资本”上，钟伟博士就发表演说称：“中国最好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如果说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调控依然没有变化，经济将逐渐的滑坡，对未来5年我保持乐观的态度，5～10年中等的态度，未来10年基本上悲观……中国的经济转型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失去速度，一种是失去控制。”
而钟伟博士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看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各种高能耗、高资源消耗的基础之上的。在该论坛上，他指出了一些事实：“中国人口占世界20%，耗用30%的资源，仅仅提供了地球上实际产出的10%。以能耗为例，全球目前每年消耗110亿吨标准煤，中国消耗30亿吨，占全球30%，钢铁中国生产5亿吨钢，美国现在每年生产5000万吨，日本生产6000万吨，中国每年进口铁矿石6亿吨。所以中国目前钢铁产量占全球的40%，中国的化肥每年产量6000万吨，全球一共生产1.6亿吨，所以中国以7%的耕地耗用全球36%的化肥产量。”
而在2010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10届年会上，钟伟博士再次发表演说，表示“中国经济好日子已经到头了”。他指出，“目前广义货币在中国是6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0亿美元，美联储仅仅是9.8万亿美元”。并就此发出质问：“中国仅仅以美国1/3的实体经济，发钞规模折合成美元就和美国接近，你认为这种发钞的速度能够延续吗？而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负债规模将超过100万亿，也就是超过GDP的100%！”
针对钟伟博士的这种言论，我认为可以作如下反驳：
在其提出的第一个质问上，显然钟伟博士没有注意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逐渐发生改变。以往的高能耗、高资源消耗模式并不会伴随经济的增长而持续，而是会逐渐转向较低能耗增长，且经济仍会快速增长的阶段。实际上，虽然近几年中国的经济仍然在持续快速增长，但是能源和资源消耗增长的速度却已经在减慢，已经呈现出低能源和资源增长消耗的经济增长的态势。
在其提出的第二个质问上，显然钟伟博士混淆了货币和经济的关系，而将货币当成了经济。实际上，货币并不代表经济。经济的实质是产出以及潜在的产出的能力。就目前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各种经济产出仍然在快速增长：各种新型企业层出不穷，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以往不能为中国企业所生产制造的产品正在急速地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突破。而且只要技术一旦获得突破，就会迅速地在其行业内普及开来。
我们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固然遭遇到了一些失败，但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却正在一步步地取得大量成功。比如，中国的高速列车领域，甚至连一向自大的美国人都要学习中国的高速列车技术，并且，还有大量媒体报道称美国希望借重中国的力量发展高速列车系统；以往中国在软件、动漫等领域都还比较弱，而如今大量的软件和动漫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了出来；以往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光伏企业，但是似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产品的制造国了；以往我们虽然有一些风电场，但是风电设备却几乎都必须进口，而如今，中国的风电产业已经名列全球前茅了；以往我们汽车技术很弱，而如今我们在汽车领域虽然还算不上多么先进，但至少已经可以和国外的汽车巨头掰一掰手腕了，而且就技术能力而言，更是与过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以往我们的造船水平很低，而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造船国家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截至2009年11月初，中国未交付订单总量达5500万修正总吨”，已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34.7%，也就是说中国正在造出世界上1/3的船舶……其实在各个领域，中国制造以及产品都已经取得而且正在取得更大的制造技术、研发水平、管理水平、营销手段等方面的突破和突出的成就。
除了制造业之外，支持中国内需的服务性行业也在迅速发展。如中国的电影业，近几年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每年可以达到近20%以上的市场增长，各种电影制作公司等大量涌现，以至于《好莱坞启示录》作者周黎明甚至说“我预测中国票房将会超过美国”；在被称为是高级服务业的金融行业，原本是中国比较落后的行业，但近些年，中国的银行和证券业等更是全面繁荣，每年都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如此多的各种增长和提高的现实，怎么能够让我们得出“中国经济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的结论呢？
我是中国经济发展坚定的唱多派，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十分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