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在欧亚大陆东南部广袤的大地上，生息着一个后来称之为“华夏”或“中华”的古老民族。它所创造的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之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课题。诚如已故夏鼐先生所说，它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一样，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本书的任务，自然不是要做考古学的研究，而只是综述一下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以便使读者对这个问题能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1.人类文明的亚洲起源说
人类的发祥地究竟在哪里？对此，国际学术界大抵持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人类的发祥地在非洲。此说的最大根据，是1959年在非洲坦噶尼喀湖地区发现了被命名为东非人的南方古猿的头骨，以及1960年在同一地区发现了被命名为前东非人的遗骸。后者作为开始制造工具的最早的猿人，至少在150万～200万年以前，已开始了由猿向人的进化，因而被视为人类真正的祖先。二是认为人类的发祥地在亚洲，此说因我国境内连续发现猿人骨骼及化石而获得了有力的证据。
数十年来，我国学术界为解决人类起源这一世界性课题做了不懈的努力。我国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属于直立人的北京人、蓝田人和元谋人的遗骸。根据古地磁学的测定，蓝田人距今约80万～65万年，元谋人距今约60万～50万年，而北京人则距今约46万～23万年。这说明，古老的中华大地，很早就有人类的祖先在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继1976年在云南禄丰县发现腊玛古猿下颌骨之后，1980年和1981年冬又发现四具这种生活于1000万年以前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这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似人化石。据认为，这是人类和现存猿类的共同祖先。这个新发现为人类亚洲起源说提供了新的论证。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界在各地发现的200多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代表了中华大地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
从人种学上说，已发现的陕西大荔人等早期智人化石，保留着一部分与北京人接近的性状。而属于晚期智人类型的华南柳江人和华北山顶洞人，则处于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分化阶段。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我国居民的体质形态形成明显的承续、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在蒙古人种主干水平下发生和发展的。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文化就日益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传统。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了细石器的雏形，其年代现在已可上溯到数万年。从旧石器时代末叶至中石器时代，典型的细石器盛行起来。黄河流域成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发源地，这种传统向北扩展到东北、内蒙古、新疆一带，向南则分布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从而对广大地区的远古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新石器文化：文明的孕育
众所周知，“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在现今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一词指称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经过所谓“新石器革命”，人类由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以渔猎采集为主的攫取性经济转向了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性经济。这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一次飞跃，它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考古学界在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时，首先将视线投向了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文明因素。
根据考古学的划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时代和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的龙山文化时代。而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文化中，可以说已经具有了文明起源的因素。
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着中华文明起源的诸多因素。近年，考古学探索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屡有新突破。从一系列考古发现可以看出，长江流域是我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湖南道县玉蟾岩在1993年和1995年两次发现1万年以前的水稻谷壳，经农学家做电镜鉴定，认为1993年发现的稻谷壳是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痕迹的普通野生稻，而1995年出土的稻谷壳则为栽培稻，兼具野、籼、粳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稻向人工栽培稻演化过程中的栽培稻类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实物标本，它也是我国先民在长江流域开始农耕生活的早期遗存。至于1万年以内的史前栽培稻，在长江中游、下游有一连串发现，例如：距今8000～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距今7000多年的洞庭湖皂市下层文化、鄂西城背溪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大地湾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址，等等，都有稻谷遗存。而距今4000～7000年间，稻谷的发现则更为普遍。在已发现的各地110多处史前栽培稻地点中，长江中游、下游占86处，既有粳稻，也有籼稻，极具说服力地证明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
与长江流域不同，黄河流域则是我国粟类作物的发源地。在距今7000～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遗址，以及稍晚的北辛文化遗址，都发现粟类遗存。磁山遗址的88座窑穴中的朽粮堆积，估算储量竟达5万公斤以上。而裴李岗文化许昌丁庄遗址发现的粟粒，已接近现今种植谷种的水平。无论是种子的优化程度，还是一个聚落的储量，都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粟已是一种有着相当成熟的种植经验的农作物，其栽培史显然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由此亦可判断，黄河流域是粟类作物驯化和栽培的发源地。
中国史前农业以栽培水稻和粟类为主。与此相联系，中国史前农具亦有自己的特色，即以耒耜为主要耕作工具，以石镰、石刀为主要收割工具。至于家畜的饲养，北方主要是猪、狗、鸡和黄牛，南方主要是猪、狗和水牛。其最早记录均见于7.8千年前的新石器中期诸文化遗址。人类文明生活中所饲养的主要家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不仅在中国史前遗址中发现了它们的野生前代遗骸，而且其中多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较早时期即已相当普遍地被饲养了。事实说明，中国史前农业与西亚是不同的。西亚早期农业以种植大麦和小麦为主。西亚使用的收割工具是镶嵌细石刃的镰刀；而主要家畜则是山羊、绵羊和黄牛。总之，中国早期的谷物和家畜品种、农具和耕作技术以及农业聚落的分布和布局，无不表明中国史前文化是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由前仰韶文化演进为仰韶文化。例如，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半坡遗址，已成为仰韶文化早期的典型代表。众所周知，仰韶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同时，半坡早期等仰韶文化典型聚落显示，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间，氏族制度已达到鼎盛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剩余农畜产品的积累，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各地都呈现出社会分化的明显迹象，并且最终导致了氏族制度的解体。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的中期，约当公元前3500-前3000年，即有快轮制作的小件陶器；至其晚期，即公元前3000年以后，已出现了快轮成形的大型容器。后来，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轮制已极盛行，尤以蛋壳陶的工艺水平最高。
这样，在长江流域，以河姆渡文化的南方水稻农业为代表，在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半坡）的北方粟类农业为代表，差不多同时形成了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两大中心。
正是这种以“南稻北粟”为特点的独立的史前农业文化，为中国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龙山时代：中化文明的诞生
新石器时代诸多文明因素的持续积累，终于在龙山时代出现质的飞跃，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诸类型、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中晚期等等，中华大地的多种文化交汇、融合，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考古研究的成果证明，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
从现有考古发掘资料看，龙山时代的社会分工和分化日趋激烈，原始氏族平等一致的原则遭到摈弃，社会成员分裂为贵族和平民，贵族中又分成地位高低不等的级别，少数贵族统治着占人口80%以上的平民，从而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多层社会结构。与之相应，在龙山时代，作为贵族等级制度观念形态集中表现的礼制也已形成，并成为规范贵族行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分配与再分配的法则。这种礼制，在葬制方面反映最为典型。龙山时代的墓葬类型，呈现明显的分化，除了大、中、小墓的多层次等列外，还出现超大型墓。大型墓，多使用体现墓主生前权力与地位的木椁以及由玉石器、漆木器、特殊陶器构成的前铜礼器群；不同等级的中型墓，也使用与墓主地位一致的礼器，并逐渐形成以大墓为主体的上层富有家庭墓区。此外，宫室、宗庙等礼制也相当突出。礼乐制度作为中华文明的要素和固有特点之一，是与中华文明一起诞生的。礼乐制度的核心，是贵族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尊卑贵贱、上下隶属关系，建立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原则。因此，礼乐制度的确立，实际乃是进入文明社会（阶级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
龙山时代还具备了文明的又一要素：都市及大型聚落。在考古发掘中，有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发现了多处龙山时代的城址。经过确认，至少有20多座，面积从1万至100万平方米不等，以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者居多。著名的城子崖古城，面积20万平方米，在城外方圆20余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40多处龙山遗址。有趣的是，城子崖并非一座孤立的古城。从城子崖往东北，又有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等几座古城，各相距40～50公里，每座城似乎都处在附近聚落群的中心位置，形成一个以城为中心的聚落网。与此相类似，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湾、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和湖南沣县城头山等5座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似乎在这一地区也存在一个以城为中心，而又以石家河为最大中心的聚落网。除了城址，一些没有城墙围护的大型聚落，亦具有某一地区中心的性质，此可以良渚文化聚落遗址予以说明。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大致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的中心聚落，是以余杭莫角山为中心的遗址群。这是一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由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高出附近地面5～8米，其上又筑有三处较小的高台，并发现大面积夯土基址，经过火烧的土坯和大型木构遗存，是一处巨型宫殿、宗庙建筑群，抑或大土台本身就是一处台城遗址。而以莫角山为中心的34平方公里范围内，有50多处遗址，其中，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贵族墓地出土过大量玉器。例如，邻近莫角山的反山墓地已发掘11 座墓，出土玉器达1100余组件，合3000多单件，可能是王室陵墓。次一级的中心聚落，分布在太湖周围的武进寺墩、昆山赵陵山、吴县草鞋山、青埔福泉山等20多个地点。寺墩遗址中部筑成土台，周围有壕沟环绕。这一级中心聚落大多有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随葬品有玉器、精致陶器；赵陵山、福泉山且有殉人。葬制以及随葬品的种类、形制和花纹，与余杭良渚一致，只是数量和精美程度有差别。如玉器上的神徽图像，良渚有繁简两种形式，而其他地点往往只有简化形式。第三级聚落则是一般村落遗址，居址附近有公共墓地，大多只是随葬陶器、石器的小墓。论者依据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的差别指出，良渚文化社会是一个“由少数集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贵族阶级统治广大民众的阶级社会”。并且推断：“太湖良渚文化分布区已形成一个具宗族、政治、文化紧密联系的国家实体，即良渚方国。”中原陶寺遗址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其大墓不但随葬品丰富，且有鼍鼓、特磬、土鼓、蟠龙纹陶盘等王室重器。在其周围2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陶寺文化遗址60多处，十分密集。遗址面积多在1万至数万、10万平方米，个别达数十万至一二百万平方米，聚落间亦显示出等次性。总之，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一般构成网状三级结构，似乎已经形成具有政治、宗教统辖关系的“都、邑、聚”格局。
龙山时代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都、邑、聚”三级聚落以及都城性质遗址中宫殿、王陵、其他礼制性建筑和礼器群的存在，表明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不同文化区内，以各种史前文化类型为特征的众多早期国家已经形成，这同史籍记载的黄帝至尧舜时期“万邦”林立的情景若合符节。毫无疑问，中华大地在龙山时代业已跨入文明的门槛。
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的。但中华大地上各文明起源中心并不彼此孤立，相互封闭。自仰韶时代以来，各史前文化区系间已有频繁的接触、碰撞、交流、渗透，并且呈现互相认同的演进趋势。这种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与认同，在龙山时代达到高潮。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陶寺文化，包含了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甘青高原广大地区的多种文化因素，成为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早期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由于黄河、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各文化系统辐辏中原，致使中原最终处于铸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中枢位置，并且发展为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的中心。
在龙山时代，我国已有铜制品和铸造工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从此，中华文明以独特的路径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4.青铜器文化：成熟的中华文明
地层学、类型学和碳-14断代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河南龙山时代相衔接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商代二里岗期文化——殷墟期文化序列，脉络清楚，反映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渐进过程。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晋南；二里岗期文化大致已分布到黄河、长江的中下游；至殷墟时期，在北起辽宁南到四川的广大地区，都发现了商代的遗址或遗物。在殷商时代，逐渐形成了以殷帝国为核心，包括许多方国的殷商文明的共同体。
1957年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其绝对年代，根据碳-14测定年代，其范围约相当于公元前1900～前1500年。在二里头遗址本身，发掘出一座晚期宫殿遗址，其台基近正方形，每边各约百米，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左右。宫殿的基座，略高出于台基，呈长方形，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建筑物的规模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宫殿区以外，还有制陶、铸铜等手工业作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掘物中有刻画记号的陶片，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似已产生了文字制度。二里头文化的晚期，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
1951年发现的郑州二里岗文化，根据碳-14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750～前1350年的范围以内，早于小屯殷墟文化。二里岗时期的商代城址，根据河南、湖北等地的发掘资料，其一般特点是四周夯筑城墙，城内有宏伟的宫殿建筑群，城外设手工业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更具有大都城的规模，城墙周长分别约为7000米和5000米，城区面积分别约为300万和200万平方米，偃师商城内还建有宫城。晚期商代都城殷墟，可凭其北面、东面的洹水及西面、南面的大沟设防。整个殷墟的面积达30平方公里，布局合理，洹水南岸为宫殿和宗庙区，北岸为王陵区，周围则是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具备了早期文明城市的典型特征。
商代铸铜技术高度发达，尤以奇伟、精美的青铜礼器著称。这个称雄于上古文明世界的技术成就，有它自己的发展轨迹。在现已公布的材料中，以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青铜刀和铜器碎片为最早，距今5000年左右。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红铜铃形器，距今可达4500年左右。甘肃永登出土的青铜刀和铜器碎片，距今也有4400年左右。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两把黄铜锥形器，时代大致与此相当而略偏晚一些。从二里头期开始，即发现有青铜作坊。当时，青铜器不仅有刀、锛、凿、戈、戚、钺等工具和兵器，还有爵杯等小件容器，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青铜器文化。二里岗期的铜器，数量和器类都有增加，出现简单的花纹，某些铜器已有铭文；郑州发现的方鼎，高达1米，代表了当时的技术水平。殷墟时期，铸铜工艺达于鼎盛：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深入各个生活领域；礼器类型大增，器形富于变化，一般都较厚重，花纹繁缛，铭文已较普遍。著名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堪称盖世杰作；而数量之多，仅安阳妇好墓的铜器便达400多件，其中许多是器形整齐、花纹清晰的佳品。如此雄伟精致、工艺超群的铜器，成为殷商文明独树一帜的最大特点。
冶铜为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需要专门的技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代青铜器都是范铸法的产品。这和西方各文明（包括印度河文明）很早便采用失蜡法，代表了不同的传统。中国最早使用失蜡法的实物是属于春秋时代，例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铜禁（放置酒器的小方桌）、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尊和盘。冶铸青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采用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首先，青铜的原料铜和锡不像石器时代那些制造石器的石料，并不是到处都有，可以就地取材。其次，铜和锡都是矿物，其中自然铜的产地很稀少，一般铜矿和锡矿都要经过提炼才能提出金属的铜和锡。金属提炼出来以后，还需要翻铸，才能铸造出可用的青铜器来。这意味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术的熟练工匠，又要一定的贸易活动和保证交通路线的畅通，才能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这又需要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上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商代青铜器所代表的完全是一种已经成熟了的中华文明。
5.殷墟文化：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
在商代文化中，需要将殷墟文化特别提出来加以讨论。这是因为，它表明中华文明在殷墟时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夏鼐先生曾经非常形象地说：“我们知道殷墟小屯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
小屯殷墟地处今河南安阳市西北约3公里的洹水南岸，它是商朝后期的首都，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秦汉之际（公元前3世纪末），大家还知道这里是“洹水南殷墟”。一般认为，从盘庚迁殷，至武王灭纣，共273年，这里一直是殷代都城。
那么，殷墟文化所代表的文明，究竟具有哪些特点？
首先，根据考古发掘结果，远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小屯殷墟已是一个典型的都市式城市。这里的中心区有几片夯土地基。其中较大的一座宽8米，长近30米。小屯及其附近，有铸铜、制陶、制玉石器、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当时手工业不仅已经和农业分工，并且已经相当发达，集中于城区。中心区有祭殉坑，当为房屋奠基及祭祀鬼神时的牺牲品。占卜是一种宗教活动，甲骨片刻辞后贮藏在坑穴中，近似于后世的档案。在小屯村西约200米处，发现南北向的一条灰沟，已探出的部分达750米，沟宽7～21米、深5～10米。据推测，它可能是王室周围的防御设施。离小屯约2.5公里的西北岗帝王陵墓的墓地，有亚字形大墓8座，其中最大的一座墓，墓室面积330平方米，加上4个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墓中及附近埋有殉葬的人，少则数十，多的可达一二百人。近年来，在殷墟西区陆续发现1000多座小墓，一般长度只2～4米、宽0.8～1.2米、深2～3米，其规模比起大墓来，相差很大。随葬丰俭相差更大，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阶级和等级的分化程度，以及当时的葬制习俗。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大量殷墟遗物中，如陶器、青铜器、玉石、甲骨上，都曾发现过文字。尤其是刻字甲骨出土最多，已发现的达16万片以上，单字达4500个左右。如前所述，在二里头的陶片和二里岗期的骨片上，现已发现了类似殷墟甲骨文的刻字，表明这时已经出现文字。如果再往前追溯，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陶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前身。而商代的文字制度，是用汉代所谓“六书”的方法，以记录语言。它已成熟到足以记录史事，包括帝王及臣僚的名字，战争、祭祀和狩猎等的事迹，史事发生的月日和地点。这表示小屯殷墟文化已进入历史时期，不仅只是有了文字而已。甲骨文字乃是殷墟文化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它标志着小屯期的殷墟文化已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
此外，殷墟文化还有一些独有的特点。例如，殷代玉石的雕刻，尤其是玉器，便是这种特点之一。妇好墓中出土的玉石器达750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是玉器。这是迄今发掘出来的数量最大的一批玉器，而且品种众多，雕刻也很精美。它们在制作技术上表明人已有熟练的操作水平；而造型和花纹方面，许多都是头等的美术品。这些花纹和殷墟铜器的花纹，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是殷墟艺术的重要的表现。殷墟又出土了许多骨雕和象牙雕刻，它们的花纹也是和殷墟铜器上的相类似。妇好墓出土的一对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便是这一类中的突出的精品，实属前所未见。精湛奇巧的琢玉工艺，经过前期的发展，至殷墟时期大放光彩，成为上古世界的艺苑奇葩。
殷墟文化还有一特点，那就是制陶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灰陶占绝对优势。它代替红、褐、黑陶而成为主要陶系。其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刻纹白陶的出现和原始瓷（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后者当为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从二里岗期开始传到中原，至小屯阶段日见流行，成为小屯陶器群的一个组成部分。质地坚硬、实用美观的釉陶，开汉代以来享誉全球的中国瓷器之先河，成为中华文明的特点之一。
总之，商代殷墟文化确实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同时，它又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独有的个性和特殊的风格，具有自身色彩的特殊性。
总之，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各种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争妍竞秀，相互影响，交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孕育着独特而又古老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