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1838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宾雁里一个清寒书香门第。父亲薛湘起初靠教书养家，收入微薄，后来中了举人，充任官学教习，常年离乡宦游。1847年薛湘考中进士，被授职为镇江府学。薛福成兄弟姐妹七人在家靠母亲顾氏照应。顾氏出身望族，既知书达理又精于女红，对子女慈爱而不失严厉。薛福成在母亲督促下埋头苦读八股文章，成为一个勤奋好学、拥有强烈上进心的少年。
咸丰元年（1851年），正当少年薛福成埋首于“四书五经”和八股章句之间，为攀登科举阶梯而努力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当时的传统士大夫意识到，要想保全身家性命，解救清王朝于危亡，光靠八股文是没用的，还要学习经世致用之学。
薛福成也受到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从此不学八股，不作诗赋，不练小楷，一心致力于经世实学。
在薛福成17岁那年，比他年长六岁的大哥福辰在顺天乡试中中了第二名举人。在同年的会试中，薛福辰虽没有得中进士，但已名满京城，并通过议叙、掣签，当上了工部员外郎。大哥的少年得志，对雄心勃勃的薛福成无疑是个很大的激励。在弟兄中，和薛福成相互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弟薛福保。他们二人只差两岁，读书同塾，应试同时，手足之情特别深厚。起初，薛福保好攻古文辞，日夜深思不辍。对此，薛福成很不以为然，就诘问他说：“现在时变方殷，士无论遇与不遇，应当追求有用之学来表现于时，何必把时光浪费在这些末技上？”薛福保回答说：“不然。自古以来夷难泽世的伟人，不会写文章也不能成功。像贾谊的奏疏，董仲舒的对策，诸葛武侯的《出师表》等，其所以能斡旋世运，鼓动伦类，还不是靠了文章的力量吗？怎么能轻视文章呢？”这一番对答，对两兄弟都大有益处。此后，弟弟开始注重经世之学，哥哥开始无所不读，由于在文辞上下了工夫，后来还能写一手漂亮的古体散文。对这一技能的掌握，对薛福成一生的事业是大有益处的。
虽然薛福成不愿把青年时代的宝贵时光虚掷在八股文、试帖诗之上，但父兄在科举正途上的成功，对他何尝没有诱惑力？所以他也认真地去参加科举考试。咸丰八年（1858年）春天，他和薛福保一起应试，考中了秀才。
入学后不久，21岁的新秀才薛福成和从北京回乡省亲的长兄薛福辰一起，到湖南去看正在那里做官的父亲。刚到湖南时，薛湘正在得意的当口。几年前，太平天国的西征大军南下湖南时，薛湘纠集安福县的乡勇，击败了太平军曾天养部的进攻。随后，他又先后在石门、新宁县令的任上“戮力守境”，所以被朝廷视为才兼文武，从县令超迁为浔州知府。不过，薛湘还来不及走马上任，就在烈日炎炎的盛夏七月因病去世。
由于他在县令任上经手的账目不很清楚，薛氏兄弟不得不在湖南盘桓了好长一段时间，处理这些账务。咸丰十年（1860年）春，他们还没把事情办完，就得到了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挥戈直下苏、常地区的消息。警报传来，薛氏兄弟十分心焦，只得匆忙赶回家乡。一路上战火遍地，危难重重。尤其因薛福辰已是清王朝的员外郎，是太平军要诛杀的“妖头”，所以他们虽然改穿了平民百姓的服装，但在穿越太平军控制区时，还是非常惶恐。回到无锡时，薛福辰一度被太平军抓住。在生死关头，他神色未变、应对自如，使太平军摸不清他的身份，这才被释放出来。这时，母亲顾氏已带着家人离乡避乱，薛氏兄弟又“航海涉江”，方才在苏北宝应的东乡找到了离散的家人。
太平军东下江浙，使正在发迹的薛氏家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仅薛福成家的产业荡然无存，大姐“富雄一县”的婿家也毁于兵火，而且亲族中还有好几人死于变乱。太平军攻入无锡的那天，他的伯母华氏在屋内自缢，堂嫂顾氏抱着儿子跳井自杀。第二天，堂兄屺望又“骂贼遇害”。作为官宦子弟，薛福成本来就反对农民起义，如今家破人亡，他仇视太平天国的立场就更加鲜明，骂起“贼”来更加不遗余力。他还筹划了“灭贼方略”，准备亲诣曾国藩的行辕去陈献，只是因为“母老家贫”，才没有成行。
同年秋天，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也使薛福成深受震动。这一次清政府惨败的情形，比第一次鸦片战争还要严重。英法联军攻陷了大沽、天津，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仓皇出走，病死热河。而清王朝最后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片疆土，付出了巨额的赔款，给了列强更多的侵略特权。深重的国难，使薛福成忧心如焚。他觉得虽然西人来华，四海通航，乃是天之所为，但这两次战争的失败，原因在于人事，绝不能尽归之于天意、气数。怎样才能振兴中国、抵御外敌的欺凌呢？他更觉得必须读书励志，具备真才实学，以便挽回令人震眩的时变。
于是，青年薛福成就在宝应更加刻苦地学习。宝应的新居又潮湿又窄小，薛福成弟兄几个只能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但身居斗室，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学习热情。白天，他们纵观经史、质问疑义，晚上就在油灯下讨论圣贤立教的微言大义。只是，这孔孟之道能不能担负救亡图存的大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