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改善外交工作。薛福成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他指出，西方列强为了侵略中国而互相勾结，中国直到今天依然孤立无援。中国应多树外援，努力打破这种状况。如今在西方的强国中，英国和法国力图加深侵略，是中国不可忘记的仇敌。沙俄西占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还特别觊觎东北三省，所以对它必须大加防备。德国目前同中国纠葛不多，但它气势汹汹，也不能恃以为援。而美国平时与中国的关系最和睦，并又唯恐中国削弱，欧洲日强，会损害它的利益，所以是中国不可失的强援。中国应“豫筹布置，隐为联络”，一旦有事，则必定得益匪浅。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如今沿海州县的地方官吏与洋人的交涉活动已十分频繁。可是当事者们却往往从没见过中外之间的条约，临事时茫然不知所措。这样，“偏于刚者”，会“违约而滋事端”；“偏于柔者”，也“以忘约而失体统”，总之都会启衅召侮。因此，应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多多刊印，颁发到州县，使有志之士和有关的官幕书吏都能随时披阅，遇到事变，便可援引公法、条约，从容地与洋人周旋。
第二，培养新式人才。薛福成极为感慨地指出，中国的士大夫拘于成见，平时高谈气节，鄙弃洋务，只懂些八股文、试帖诗，一遇事变，就像盲人那样不知所措；而号称懂得洋务的，又只有翻译、商贾之流，他们除了声色货利之外，也不知其他，这就是国家难觅洋务人才的原因。他认为，要使人才奋起，必须使“聪明才杰之士”都来研求时务。应该为洞达洋务的人专设一科，令内外大臣都来保荐，让“胆识兼优、习辩锋生者”任出洋使节，“熟谙条约、操守廉洁者”任税务司，“才猷练达、风骨峻整者”任海疆州县的官吏。即使是新科进士，大挑举人，优拔贡生等科举正途出身的人，也可予以录用。这样，“功名之路”一开，士大夫习闻惯见，渐渐转移风气，不再专务空谈，“奇杰之才”必定会大批涌现。
第三，重视科学技术。薛福成十分深刻地指出，西方的“器数之学”即科学技术之所以日新月异，是因为西方以科技为要务，凡能独创新法者，可以世食专利，所以人们注重发明创造，常常有因此而一举成名的。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何尝不如西方，但后世的人们却将百工技艺都视作鄙贱的事情，聪明的人才不肯加以留意，所以在科技方面便逐渐落后。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鼓励人们去钻研科学技术。应该寻访出中国的能工巧匠，用官衔来加以表彰，并随时派人带他们出洋游历，参观各种工厂，探索西方科技的奥妙。对于能够发明创造的，就给予奖励，或者给予专利。这样，巧工日出，便足以与西方争长。
第四，加强海军力量。薛福成分析了中国海军与造船工业的现状，指出中国的海军虽已仿效西法，选用“洋将”，但仍不如西方精炼。因此，应该留心物色确有才能的“洋将”，请他们来帮助操练。同时，应该挑选沿海“勤敏”的子弟上西方兵舰见习，几年后学成回国，便由他们来操纵军舰这样就能使海军日益精锐。他又指出，外国的商船和兵舰是截然不同的，现在中国的船厂在制造轮船时想使它们兼备二者的功能，结果造出了不伦不类的轮船，“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若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今后必须将兵舰与商船分清楚，才能把船舰越造越好。他还指出，铁甲舰威力巨大，绝非寻常兵轮所能匹敌。中国有了铁甲舰，“外则巡缉洋面”，“内则扼守要口”，还可使其他兵轮有了依护而增加气势。因此，中国应不惜巨款，向西方定购铁甲舰，使海军力量得到大大地增强。
第五，发展商业、矿业。薛福成在此时已懂得求富是求强的基础，开始积极主张发展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新式企业。他指出，中国设立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确实是个好办法。可是应募领船的华商寥寥无几，附在洋商名下去购买轮船，宁可让洋人获得大利的却大有人在。这是因为华商在报税过关时常常要被勒索和稽留，用了洋商名义，则往来自如，较易获利。因此，必须“体恤商情，曲加调护”，使官吏不得勒索，关津不得稽留，务使他们有利可获。同时还应该让中国商船驶往西洋口埠，分食洋商的商业利益。这样，缴款造船的华商必定会源源而来，商业必定发展、兴盛，用来保护商船的兵船，也能利用充裕的商务之税作为养船之资。他又指出，中国到处都有未经开采的金、银、煤、铁等矿产。“货弃于地”，外人垂涎已久。中国应使用西方的机器，用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办法来发展矿业，以杜“彼族觊觎之渐”，“兴中国永远之利”。发展了商业和矿业，连同在国内暗增茶税，在对外贸易时提高茶价等办法，就一定能使国家岁收增加，兵饷充裕，奠定富强的基础。
《应诏陈言疏》上达朝廷后，首先在紫禁城里引起很大的反响。两宫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将《应诏陈言疏》发给各衙门商议。其中“海防十议”由总理衙门核议，“治平六策”由吏、户、礼、兵四部分议。经各衙门议复，清廷认为“海防十议”中“择交”、“储才”两条关系重大，并与南北洋大臣在筹议海防时的意见大致相同，而当时正在酝酿的派使节出使海外的措施，正可以起到联与国、练人才的作用，因此清廷终于作出了遣使出洋的决定。同时，清廷又议准由总理衙门刊印《中外约章》和《国际公法》等文件，将它们颁发到各关道、各行省直至各个州县。对“治安六策”的内容，清廷也有所采纳。在此后几年中，清廷陆续地下达了停止捐官的命令；进行了补贴京官的讨论；颁布了稽核州县交代的新章程；向黑龙江、吉林等省相继派出了练兵大臣；较大规模地裁减了绿营，添设了练军；在四川裁撤了蠹民的夫马局，在各省豁免了米商的厘税等。这些改革措施，都同“治安六策”的倡议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份《应诏陈言疏》也在全国各地力求变革的进步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来，购买铁甲舰、训练海军等措施，只是朝廷要员们刚开始密议的内容，一般的道府官员不过是有所风闻而已。而这一身在江湖的知州微员，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能全局在胸，提出了一系列督抚大员们都未曾提出的重要建议，不能不使人们在惊讶之余对其深感钦佩。于是，京师内外比较开明的人士纷纷传抄这份万言书。这份《应诏陈言疏》使薛福成名声大噪，成了洋务派中的一个新秀。
1875年，沙俄在伊犁交涉中诱迫中国的全权大臣崇厚签订了出让大片领土和大量主权的辱国条约；德国公使巴兰德则利用修订双边条约的机会，硬要中国尽免洋货的厘金，在谈判陷入僵局时，他又发出了战争叫嚣；而日本在吞灭琉球之后，气焰更加嚣张，使中国除了面临西洋的侵略外，越来越感受到来自东洋的威胁。面对如此危局，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无不忧心忡忡。
薛福成在日夜忧虑的同时，更加积极地筹划着应变的对策。他觉得，“应之得其道，敌虽强不足虑；不得其道，则无事而有事，后患且不可言”。因此，他网罗见闻、抒展胸臆，将自己认为应采用的“应变之道”写成书面文字，这就是著名的《筹洋刍议》。
在《筹洋刍议》中，薛福成首先依据中外约章应该“期于两国有益无损”的原则，公开提出对不平等条约进行“补偏救弊”。
这部著作是在西方列强抓住“修约”机会大肆讹诈，妄图攫夺新的侵略特权的困境中写就的，故薛福成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看待中外约章，如何对付列强就此对中国施加的“多方挟制”。
在开宗明义的《约章》一节中，薛福成根据对世界各国政治情况的了解，首先阐明了中外缔结约章应该遵行的原则：“两国议和，不能无约。约章行之既久，恐有畸重畸轻之事，以致两国之有偏损也，不得不词期修改，以剂其平，此中外通行之例也。然修约之举，期于两国有益无损。损一国以益一国，不行也。一国允而一国不允，不行也。”显而易见，中外缔约的原则就是四个字：平等互利。缔约如此，修约劝；然，就是为了纠其“偏损”，“以剂其平”，最终达到平等互利。
《筹洋刍议》的最后一节《变法》，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薛福成这一阶段思想内涵中最为闪光的部分。在《变法》一文中，薛福成认为当前的中国已步入“中外联属之天下”，“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
既然中国已不能回复到“闭关独治”的老路上去，那就要根据今天的形势与需求变更祖宗的成法，才能挽救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使中国在沉疴中奋起。这才是薛福成呼吁的真谛所在。
薛福成分析道，如今中国与之并峙的对手，已不同往昔，而是“恃智力以相竞”的西洋诸国。为了战胜这些强大的对手，中国只有学习他们的长处，同样凭借智力与之角逐竞争。具体实现以下几个“变”：“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上述内容囊括工矿、商务、交通、电讯诸事，皆从增强国力入手，希望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此外，书中还触及约章、使才和兵制，旨在改变中国“敌国之环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