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一生的心血，是他随时随地收集鬼怪故事、民间传说得来。
早年他在离家赴宝应的途中，一天碰上了大雨，蒲松龄与一个叫刘子敬的书生住在一起。秋雨敲窗，长夜寂寞，两个人天南海北地攀谈。刘子敬讲述了桑生与鬼狐恋爱的故事，并拿出王子章撰写的《桑生传》给蒲松龄看。后来，《桑生传》经过蒲松龄的再创作，成了缠绵悱恻的聊斋名篇《莲香》。
蒲松龄写狐鬼小说，在当时许多人眼里，纯属不务正业之举，走的是一条与功名无缘、白白浪费时间精力的绝路。即使他的朋友，也不是都能理解他、赞成他。蒲松龄屡困场屋，过不了乡试关，有些人就很自然地归咎于他谈狐说鬼，分散了精力。康熙十一年（1672年）蒲松龄乡试失败后，孙蕙在给他的信中就表示过这个意思，并劝他“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填否耶？”很明显，这里的“敛才”就是指集中精力治举业，不要再把心思用在狐鬼小说上。
我们只能说，蒲松龄是生不逢时。他不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
郢中社友张笃庆与蒲松龄一生笃好，但他对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始终不以为然。张笃庆认定蒲松龄记述狐鬼故事荒诞不经，于世于己都无益处。
张笃庆、孙蕙都是蒲松龄的挚友，但他们却如此看待蒲松龄呕心沥血、寄托良深的文学创作，虽然本心是出于友情，但却不能不使已经倍感孤独的蒲松龄更加伤心。这就无怪乎在《聊斋自志》一文里，蒲松龄把创作《聊斋志异》过程中受到社会冷落、友朋劝阻、世俗讥笑的悲凉比作“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并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里塞间乎”了。
长期陷入贫困、失落和内心孤独苦闷的境地，蒲松龄对那些能给《聊斋志异》创作以理解和支持的人们尤为感激，把他们引为知己，如高珩、唐梦赍，如毕际有、毕公权，特别是王士祯。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学者，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淄博桓台）人，顺治年间进士。45岁时，康熙皇帝召对懋勤殿，授翰林院侍讲。此后一帆风顺，直做到刑部尚书，再为台阁重臣。同时，在文学上力倡“神韵”之说，长时间主持风雅，被目为文坛领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王士祯因为父亲病故返乡。大约在第二年暮春，到了淄川西铺毕家。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就是王士祯的从姑母。当时蒲松龄正是毕家的西宾，免不了要作陪的。王士祯是海内知名的大诗人，蒲松龄自然对他是“耳灌芳名”，倾慕之至，王士祯对毕家这位文才很高的老西宾大约也有所耳闻。于是，二人相会，谈诗论文，王士祯可能也看过《聊斋志异》的部分稿子。王士祯本有文学眼光，又喜欢奖掖后进，自然对蒲松龄称誉了一番。返回新城后，王士祯主动写信给蒲松龄，索取《聊斋志异》看，阅后作了评点，并且题了一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蒲松龄与王士祯一生只见过一次面，但却结下了文字之交。此后，虽然两个人的社会地位日殊，但仍然时有书信往来。王士祯有书刻成，也寄赠给蒲松龄。
王士祯对蒲松龄的褒誉、鼓励，特别是对《聊斋志异》的评点、题诗，使蒲松龄有绝处逢生之感，对王士祯倍加钦敬、感激，并鼓起了继续创作《聊斋志异》的信心。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偶感》一诗，就真切地抒发了蒲松龄在自感穷途末路，不为人所理解、赏识的境遇中，忽然得到王士祯的奖誉而产生的感激、欣慰的心情：
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
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
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知已，纵不成名未足哀。
由于得了王士祯的赞赏，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的名声一天天大了起来，开始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山东按察使喻成龙倾慕蒲松龄的文名，令淄川知县周统“尽礼敦请”他去济南一会。据说蒲松龄以身体不适、倦于奔波为辞，高卧不起，还是经馆东毕际有父子恳切“劝驾”，才去了济南，在按察司官舍中盘桓数日，赋《梅花书屋图》诗而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蒲松龄与济南朱缃结为忘年交。朱缃，字子青，号豫村居士，是个贵胄子弟。父亲朱宏祚官至浙闽总督，二弟朱绛官至广东布政使，三弟朱纲直做到云南巡抚。但朱缃本人却连个秀才都不是。他虽然是一位富贵闲人，却也是一位风雅之士，耽于吟咏，喜交名士。他对蒲松龄倾慕已久，于是乘蒲松龄来省城之际，送酒到旅店，又请他到家里做客。两人谈诗论文，坦诚相叙，相见恨晚。就这样，57岁的穷秀才和27岁的贵公子结成了忘年好友。
朱缃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见到蒲松龄之前，就已从唐梦赍处借到了部分《聊斋志异》的稿本。因为非常喜爱，就过录了下来。与蒲松龄相识后，朱缃便几次给他写信，借阅整部《聊斋志异》，并全部抄录了下来。这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个抄本。同时，朱湘还把自己及其家属中的奇闻轶事提供给蒲松龄作创作的素材，《老龙船户》一篇就是讲述朱缃父亲朱宏祚任广东巡抚时缉捕盗贼的事。《外国人》也是朱宏祚亲身经历的事。在《司训》和《嘉平公子》两篇后，还附录了朱缃《耳录》中的故事。可惜的是，蒲松龄的这位知友享寿不永，年仅38岁便早早去世了。他抄录的《聊斋志异》，在他过世后被人借去传看，不久就不知去向了。后来，他的儿子又向蒲松龄的子孙借得原稿，重抄了一部，这部为“殿春亭主人”即朱缃儿子抄录保存的抄本，后来成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的底本，对于《聊斋志异》的广泛流传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蒲松龄的朋友中，朱缃可谓最了解《聊斋》深意者。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在《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的跋文中这样写道：
公（指蒲松龄）之名在当世，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章播于士大夫之口，然生平意之所托，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志异》一书。夫“志”以“异”名，不知者谓是虞初、干宝之撰著也，否则黄州说鬼，拉杂而漫及之，以资谈噱而已，不然则谓不平之鸣也，即知者，亦谓假神怪以示劝惩焉，皆非知书者。而豫村先生相赏之义则不然，谓夫屈平无所诉其忠，而托之《离骚》《天问》；蒙庄无所话其道，而托之《逍遥游》；史迁无所抒其愤，而托之《货殖》《游侠》；昌黎无所摅其隐，而托之《毛颖》《石鼎联句》，是其为文，皆涉于荒怪，僻而不典，或诙诡绝特而不经，甚切不免于流俗琐细，嘲笑姗侮，而非其正，而不知其所托者如是，而其所以托者，则固别有在也。
从文中看，朱缃给《聊斋志异》很高评价，认为它不只是“假神怪以示劝惩”这么简单，把蒲松龄与屈原、庄子、司马迁、韩愈等第一流的文学家并列，应当说是卓有见识的，表明他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轻视小说的旧观念。在这一点上，恐怕就连王士祯等人也没有这等认识。朱缃确实堪称蒲松龄生前的一位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