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谋求复辟，这激起了全国的反对，南方革命党再次发动军事行动，这时端纳又参与其间，帮助蔡锷将军逃离北京。就在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国内的反袁力量也在暗中活动；就在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情投意合的时候，国内的北京城内也上演了一段英雄美女的好戏，那就是蔡锷与小凤仙。不过，实际上在这对英雄美女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说一位真正帮助蔡锷逃离北京的人，这个人就是端纳。
端纳相识于1913年10月，也就是蔡锷进京之后，作为袁世凯的顾问之一，他自然与很多政要都很熟悉。
在北京期间，蔡锷与他的老师梁启超曾作过交流，梁启超赞同起兵反袁。为了迷惑袁世凯，蔡锷在北京期间整日与八大胡同的名妓小凤仙在陕西巷云吉班饮酒放歌，有时也会来到端纳的寓所招引其他妓女、设赌作乐，蔡锷的风花雪月生活很快在北京城内流传开来。
12月1日，端纳悄悄来到蔡锷住所，两人在屋内单独谈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蔡锷又像往日一样驱车前往云吉班，在小凤仙的屋内饮酒，席间去了一趟厕所，当时云吉班内袁世凯的耳目见蔡锷衣帽还在，也就未加注意，但蔡锷已经从旁溜走。蔡锷没有直接去火车站，直到深夜，他给端纳打了一个电话，不久，端纳和仆人驾着四轮马车来到蔡锷住所。蔡锷身材瘦小，因此藏身于洗衣娄内，被端纳的仆人抬进马车内，这才直奔崇文门火车站。因为崇文门火车站是一个专供洋人出入的，中国人无权检查，因此端纳可以带领蔡锷登上火车，并且送他到天津，直到登上去往日本的船才返回北京。
在得知蔡锷已经借道日本返回云南后，李烈钧、程潜、戴戡、方声涛、熊克武、但懋辛等人也齐聚昆明，等待蔡锷的到来。1915年12月19日，蔡锷秘密返回昆明，即与原部将、现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进行了密谈。唐继尧也对帝制相当反感，因此支持蔡锷反袁，蔡锷为了能获得唐继尧的帮助，也打出了拥唐反袁的旗号。1915年12月22日，唐继饶、蔡锷等联名发出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并要求将杨度、孙毓筠、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明正典刑。唐继尧、蔡锷的电报要求袁世凯在24小时内做出答复。袁世凯紧急与唐继尧、蔡锷进行电报谈判，强硬的袁世凯也宣布，在平定云南之前不登基。唐继尧、蔡锷等人见袁世凯毫不退让，于是在25日召集群众大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蔡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争取的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而是四万万人同胞的国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在蔡锷树起反袁大旗之后，国内外的各种反袁力量也立刻响应。
在袁世凯死后，端纳先在东北张作霖府上作幕僚，后来又成为宋美龄的幕僚，此后在东北易帜一事上端纳再次起到关键作用。
正当蒋介石返回南京苦心谋划的时候，这年突然发生的一件事给了他一个莫大的统一全国的机会。
1928年6月4日上午5时23分，当张作霖的专列途径沈阳皇姑屯的时候，一声爆炸将这位叱咤中国东北多年的野蛮统帅送进了阴曹地府。东北军随即陷入一片前途不明中，东北军诸将领和年轻的少帅张学良之间的角逐在紧张地进行着。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筹划如何让张学良倒向南京政府，这是一个紧张时刻，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地注视着张学良的举动，同时计划如果张学良背弃日本，那么就将在东北发动军事政变，在东北军将领中另外寻找一位肯于日本人合作的人；南京方面，蒋介石在得到皇姑屯暗杀事件后，立即召开会议，张群、何成浚等人被紧急召见，晚9点，这场会议准时开始。与会者判断，依照张学良的性格他不会与杀父仇人再次结盟，但也不会轻易倒向南京政府，同时，张学良自身的地位也一时难料，日本人不会长久等待张学良的答复，如果张学良有背叛的迹象，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政变，甚至军事占领——历史证明，当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之后，日本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代理人战争变为直接军事占领，虽后在扶持清帝国可怜的孤儿皇帝建立伪满洲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北与日本近在咫尺，而南京政府却与东北有千里之遥。如何与张学良建立密切的联系就成了当务之急——必须向东北派出一个特使，这个特使必须能够得到双方的信任，而且又具有相当分量，同时，此人还必须能够了解双方的底牌，最终促成张学良易帜，显然，这位特使负有重大使命。
那么，谁最合适呢？
此时，刚刚加入南京集团的宋美龄突然插手此事，她为此举荐了一个人：端纳先生。
在袁世凯之后，张作霖也和其他军阀一样，大量聘请外国顾问，他的顾问中以日本人居多，在他死后奉军中的日本顾问超过50人，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板东末三、滨面又助、斋藤恒、冈村宁次、铃木美通、本庄繁、林久、斋藤稔、土肥原贤二等。西方国家的幕僚有1922年至1925年在兵工厂任职的英国人沙敦上尉；1920年秋到1923年6月，充当商务顾问的美国人卡尔顿·贝克等。
在张作霖的日本幕僚中，其最信任的是菊池武夫中佐与町野武马少佐，此二人早在张锡銮任奉天督军时所聘请的顾问，张作霖继续留任，二人此后博得张作霖的信任和倚重，经常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当时，张作霖需要依靠日本，因而每年都派町野武马返回日本一次，联络日本的朝野政要，与日本维持良好的关系。张作霖每次都让其五姨太给町野武马3万元经费，避过参谋长、秘书长等人，町野武马心知肚明，每次也都只剩余少数余额。在他任职9年时间里共计用掉约60万元经费。在他顾问任期期满后又任张作霖的私人顾问，而且也是在张作霖的资助下得以竞选上日本议员，直到张作霖被炸死后才返回日本。
与袁世凯的日本顾问一样，张作霖的日本顾问中后来也有许多人成为侵华日军的主将，如土肥原贤二、滨面又助后来成为关东军司令白川大将的参谋长、本庄繁则曾担任关东军司令等。
端纳也是在这一时期称为张作霖的座上客的，在此期间他与张学良关系甚好。他实际上是受英国情报机构的指派来到东北，成为张作霖这位东北王的幕僚。很明显，英国的企图是利用这位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人员尽力去影响张作霖，希望能够对这位东北王施加影响，以便遏制日本与张作霖的合作。然而，端纳在东北的活动显然不算成功，在张作霖的座上客中，并不只有端纳一位嘉宾，还有更重要的客人，那就是日本向张作霖派出的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因此，端纳实际上是在与土肥原贤二较量，然而，在经过多次较量后，势单力薄的端纳在东北一无所获，最终不得不辞去张作霖政治顾问的职务，返回南京继续充当南京政府的顾问，实际上这一时期他的职责是负责收集中国的经济情报。
但在东北期间的这段日子没想到却为1928年的东北易帜建立了牢固的私人基础，端纳因而成为南京和沈阳都信任的人。
端纳以吊唁张作霖为名来到东北，果然，在端纳的劝说下，张学良在解决完东北内部问题后，就宣布易帜，宣布东北信仰三民主义，决定追随南京国民政府。美国记者厄均·艾伯特·泽勒在访问端纳之后，写下如下一段话：
“现在东北正在等待着重大的变革。在端纳到达首府沈阳还不到10天，第一个变化就出现了。中国的国旗——国民党的旗子在各地升起。随着事态的发展，端纳赢得了对日本的另一个胜利。日本人已经预测，他们会像在中国其他地方那样，在东北获得成功，能够阻止全国统一。他们派了特使去见少帅，让他们放弃统一的想法。但日本人发现，他比他父亲更坦率直言，更少柔顺性。他赞同端纳的坚定的中国阵线主张，他回答说：‘我是中国人。东北是中国的。我不听命于日本。’旗升起来了，虽然完全的统一——端纳的目标——还有待于来日。”
然而，实际上，端纳如此轻易地促使张学良易帜还有背后的三个深刻原因：一，首先就是张学良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不会选择杀父仇人与之结盟；第二，张学良不仅仅是出于对端纳的信任，而是对宋美龄的信任，因为宋美龄曾是张学良的情人之一，当然，张学良也是宋美龄众多情人之一；第三个原因就是，在当时中国，也唯有南京政府能够抗日，奉系当时内忧外患，除了与南京结盟外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1928年，当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标志着中国进入了表面上的统一，或者说是名义上的统一，但就是这种表面的统一也来之不易，端纳为此贡献颇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