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后，蒋介石看似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领袖，但实际上在军事上中国仍然四分五裂，各地军阀林立。
1931年，中国依旧战火纷飞、民不聊生，东北军参与中原大战，将华北五省纳入东北军控制之下；在中国南方，胡汉民因反蒋而被囚禁在汤山，于是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另立政府；此后，在9月初，广州国民政府进兵湖南，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部队接火，而在江西红军又在9月14日挫败了韩德勤部，蒋介石的剿共面临失败；再就是从7月份以来，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导致5000万人流离失所，因此，南京政府一如既往地焦头烂额。
这一年，9月18日清晨六点，顾维钧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当他拿起电话时，传出的是端纳急促的声音，他问道：“少帅有没有叫你去见他？”顾维钧说没有，端纳随即告诉他，昨晚日本人在沈阳城外发起了进攻，猛烈攻打东北军大本营，张学良正在忙于应战，一会儿就会找他，顶多几分钟就会打电话过来。果然，端纳放下电话后两三分钟，张学良的电话就打进来了，请他立即过去。
不久，美国合众社驻北京记者德雷马·贝斯和多萝西·贝斯夫妇也接到了端纳的电话，消息都是一样的：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了！
9月18日这天晚上，张学良夫妇和赵四小姐、还有端纳正在北京城内出席英国公使馆的晚宴，之后张学良等人又去了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但端纳没有去，他离开英国公使馆后就回到寓所休息了。凌晨2点，他被张学良的电话惊醒。
顾维钧在回忆录说，当时第一感觉就是两个月来他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先是7月份长春市郊万宝山农民与日本支持的朝鲜移民因用水而发生争执，继而引发殴斗，日军以保护朝鲜人为名占领了万宝山，朝鲜则发生了虐杀华人、排挤华人的风潮，中国则出现了抵制日货的运动；8月份，又出现了中村事件，即在6月份失踪的日本人中村震太郎被发现已经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并秘密处死，日本于是做出激烈反应，日本国内要求一举解决中日间的三百悬案。诸多的事情让顾维钧担心关东军有可能采取行动，可能会武力夺取沈阳。
张学良也和顾维钧一样，早已感到日本方面可能要采取军事行动，在7月6日，他就已经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果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7月8日，张学良再次告诫东北冲突事件中人员，要“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这也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体现。
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目的是要息事宁人，尽量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避免中日爆发大战。为此，在8月13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作宾为驻日公使，他受命直接与日本展开谈判。另外，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在紧密商谈。重光葵后来回忆说，他和宋子文的谈判遭到日本军界的反对，在7月23日，宋子文从南京抵达上海时，在火车站内遭到枪击，他的秘书中弹身亡。这次枪击事件的策划者就是日军田中隆吉大尉，他在事后直言不讳地说，他的计划是要把宋子文和重光葵一起干掉，只是由于重光葵先一步走出车站，暗杀者才对宋子文下手的，可惜又弄错了目标，把宋的秘书当成了宋。
在发生行刺事件后，宋子文和重光葵都意识到日军很可能要在东北采取大行动，于是当即商议一起前往东北，与当时任满铁总裁的内田康哉进行会谈，因为他曾担任日本外相，希望借助内田的影响来稳定东北局势。宋子文和重光葵已经订好了9月20日去东北的船票，但没想到在9月18日夜日军已经行动了。
其实，所有的外交谈判都是徒劳的，日本夺取东北是蓄谋已久的——东北军参与中原大战导致了关外兵力空虚，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夺取东北的难得机会。
实际上，最终导致东北全境陷落的主要原因是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对日军在沈阳采取的行动重大误判！重光葵回忆录等历史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学良声言东北“秩序未坏”，大抵与实情相去不远。当时东北一般民众的心理，与张学良差不多，大多认为日军不过寻常挑衅，事态当不至于扩大，日本兵也不至于久占东北的土地。只要他们要求的条件得到满足，便可退兵。加之经济尚未破坏，大家都在等待和平解决，因而秩序尚可。南京高层，许多人也未意识到这是日军侵略中国的开始。事变第二天，宋子文仍同意与重光葵按原计划行事，立刻赴满洲寻求解决办法。
9月18日沈阳北大营遭到日军进攻的时候，蒋介石并不在南京，他正在乘坐军舰沿长江逆流而上，计划赶往江西南昌围剿红军。第二天清晨，他在南昌接到了南京转来的张学良急电，于当天下午乘飞机返回南京。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战不止！”第二天，他也意识到东北可能要全境沦陷，但仍用勾践卧薪尝胆来安慰自己，他写道：“内乱平定不远，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息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苟为我祖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九一八事变”后，端纳陪同张学良前往欧洲，他帮助张学良进行戒毒治疗。在这之后，端纳再次回到宋美龄身边。
此时，经过五次“围剿”，蒋介石总算是将红军驱赶到了偏僻、贫穷的西北，这算是暂时解除了红色武装对南京国民党腹地的威胁。同时，在经过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基本上算是统一了全国，尽管这仅仅是一种表面，但至少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已经无人能够撼动，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都在中原大战中损失严重，再也无法向蒋介石发起挑战，而重新编织一个反蒋联盟更加不可能，至此，蒋介石基本上赢得了全国的尊重，成为无法取代的领袖。
当蒋家王朝的局面初定后，端纳再次向蒋介石进言，他认为，蒋介石应该对华北、西北进行一次巡视。端纳的理由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能把中国治理好的，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皇帝高高在上，而又深居皇宫，皇帝因此不了解各地的情况，而地方官吏又往往不把实情禀报给皇帝，这就使得皇帝的治理实际上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而只是被地方官吏利用，因此，蒋介石作为民国大局初定的领袖，应该对全国主要省份、尤其是边远省份和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进行一次巡视，以增强统治的基础。端纳的话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思，采纳了他的建议——端纳所言也并非虚假，即进行巡视可以获得对地方直接了当的了解和沟通，而这其中引人深思的是，这种直截了当的了解和沟通却不是通过蒋介石和地方官吏的直接对话和走马观花，而正是通过传教士——他们不是中国官吏，不需要用谎言掩藏他们的贪赃枉法和胡作非为；他们不是中国人，因而可以以一个旁观者、中国人所无法觉察的角度和眼光来观察中国；他们不是世俗民众，因而他们可以用一种宗教的“善良”来直言不讳；他们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往往深谙政治，又对中国的权术斗争看的非常透彻，因在向蒋介石进言的时候往往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