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7年，他的儿子磨延啜继他为可汗；磨延啜巩固了回纥对其前盟友的霸权地位，并建都于合刺八刺哈孙城。回纥人以前原为游牧民族。磨延啜此时采取了716年毗伽可汗曾为突厥人设想的步骤，即给他的臣民建立一固定的首府，回纥人逐渐开始定居和务农，同时他们的首府和磨延啜通过中国人和粟特人在色楞格河畔建造的另一个城市成了活跃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回纥人从未成为定居的民族。在840年他们的帝国灭亡前，他们多半依然是牧民。但他们很快发展了远比突厥人在鼎盛时期更为复杂和先进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对唐朝来说幸运的是，他们一直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玄宗在位的最后几年，他们建立了正规的朝贡关系，并且奠定了在下一世纪将把双方连接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基础。
再看唐朝东北部的契丹和奚。这是唐朝最大的隐患。
玄宗时，唐朝加强了对东北的控制，717年营州建议强大的平卢军，714年契丹王和奚王重新归顺，东北开始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这种局势是由唐朝与契丹王和奚王的一系列通婚支撑的。贡使定期来到中国的朝廷，贸易在营州十分繁荣。此外，在东北出现的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渤海有助于进一步稳定东北，而突厥人的总的消极态度避免了外来民族在这一区域构成的传统战略威胁，即对整个北方边境的联合进攻。最后，唐朝在东北的防御设施极为强大。696年契丹入侵后建立的五个军在玄宗初期得到三个军的补充，在729年又增加了两个军。它们归范阳节度使指挥，到8世纪30年代，归他直接调遣的军队达9.1万人。此外，平卢军和东北的其他军队也归他节制。范阳是所有边境藩镇中实力最强的一个，这是朝廷见到契丹和奚构成的潜在威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一区域外表的平衡实际上掩盖了高度动荡的政治局势。契丹的局势尤其如此；718年李失活死后，契丹在八年中走马灯似地有四个王上台。契丹朝廷的实权掌握在大臣可突于手中，他废立了几个王，大权在握。8世纪20年代后期，他与一朝贡使团来长安朝廷，遭到宰相李元纮的粗暴对待。他对中国人怀有很深的怨恨；他在730年杀契丹王，迫使作为王妃的中国“公主”逃到营州的驻军那里，然后自立为契丹的统治者。他然后胁迫其邻近的奚族参加叛乱，并向突厥的毗伽可汗投顺。
虽然唐朝决定讨伐他并下令大量征兵，但有效行动直到732年才开始。信安王李祎全面指挥一次同时从几个方面进攻可突于的战役。经过几次挫折，李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对方造成大批伤亡，抓获很多俘虏。可突于彻底战败，率残部逃进热河山区，同时他以前的同盟奚族向唐投降，恢复了原来的属国的地位。
但契丹根本没有灭亡。733年春，有突厥友部参加的契丹大军驻营于渝关塞外。新任范阳节度使的薛楚玉派军进攻，但大败而归。同年稍晚的时候，在最近与吐蕃交战中战功卓著的张守珪接替了薛楚玉。可突于被张的盛名所慑而被赶走；他试图通过诈降来赢取时间，同时向西北撤退，指望与突厥人会合。张守珪此时策反了一个与可突于不和的契丹将领李过折。李过折杀害了可突于及其许多支持者，将其首级送呈中国朝廷。
735年玄宗承认李过折为契丹的领袖，并封以各种表示他的臣属地位的官职。契丹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和平希望很快又破灭。在同年年终以前，可突于的残余党羽在涅礼的谎言煽动下，杀害了李过折及其大部分家属。同时，突厥人进攻契丹和奚，但被击退。中国朝廷宽恕了涅礼并批准他为契丹王。但在736年初期，奚和契丹又不服中国的节制。张守珪的将领安禄山率军进击，但被战败。次年，张守珪大败契丹。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战争的间歇，但双方未达成明确的和解。
738年秋，张守珪的两名属将矫称张守珪的命令，使营州主将在横水进攻奚。进攻失败。张守珪企图掩盖真相谎报胜利。真相泄露，张在随之而来的丑闻中被贬，职务由李适之接替；李率军在740年秋打败了契丹和奚。
局势此时终于变得比较安定了。唐的防御体系得到加强。743年河北建立了两支新军，平卢建立另一支军队；在742年，原归范阳节度使指挥的平卢改为负责中国在南满地位安全的一个独立藩镇。743年契丹和奚国派使者至长安，唐朝廷也显然决定试探和解，因为在745年，中国又有公主嫁给了契丹王和奚王。
但在745年末，两王杀害了中国的王妃并谋反。自742年起已任平卢节度使并在744年以后同时指挥范阳的安禄山平息了他们的叛乱。746年，中国朝廷册封了契丹和奚国的新王。和平关系得以恢复：749年奚使者来到长安，契丹使者则于750年相继来到。
终玄宗之世，奚和契丹的问题仍未解决。虽然这些部落没有大举侵入中国境内，但中国人企图控制它们的活动也没有结果。它们一直是强有力的威胁，它们的存在说明唐朝在东北保持庞大的军事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
此时，东北还有一个渤海国，它是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的地方政权。到705年，中国朝廷得知他已成功地建立国，决定承认它，希望中国在与奚和契丹作战时，它会成为一个同盟。使者你来我往，但与契丹和奚的战争切断了双方的交往，直至712年，这时中国承认大祚荣为渤海王。新的渤海国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王国，它的组织如同新罗那样严格仿效中国的模式，与唐朝保持朝贡关系，接受唐朝的封号，他们的王后和太子也是一样。两国使者定期到唐朝廷祝贺新年，他们朝贡后得到唐朝回赠的产品则更加昂贵精美。
公元750年，安禄山的军队在东北边境又与奚和契丹交战。据历史记载，这些敌对行动是安禄山蓄意挑起的，其目的是想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然后向玄宗邀功请赏；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安禄山于750年后期回京后被厚加赏赐，即获准可自行铸钱这一无与伦比的荣誉。751年返回东北后，他准备大举征讨契丹，于是率领自己的六万名军队和一支奚骑兵对付契丹。远征的结局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和安禄山大部分部队的丧失。尽管这次惨败主要是安禄山过分自负引起的，玄宗个人对他仍如此宠爱，以致他未受到任何惩处。
就在这一年，唐朝在云南也遭到同样的惨败。中国人在这里面临新兴的南诏国：中国人曾鼓励南诏的兴起，以期在对付吐蕃对它会充当中国的盟友。8世纪30年代后期，蒙舍（南诏）统治者皮逻阁逐步将统治扩大到今云南的六个土著王国（六诏），此举得到剑南节度使王玙的默许和援助。739年，他在今大理附近建都，并以重兵设防。南诏王和太子得到中国的封号，于是与中国朝廷建立了封建的关系。
750年，云南太守张虔陀企图掠夺南诏的使者。南诏王阁罗凤不甘忍受这种待遇，因此张虔陀在一份密奏中诋毁他。阁罗凤大怒，在750年攻打云南府，杀死张虔陀，夺取这个地区受中国人保护的32个土著部落州。
受杨国忠庇护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已在四川稳步地建立了他的权力基地。他此时决定率军大举征讨南诏。751年夏初，他派军队八万夹击大理。阁罗凤提出愿意归还所占的领土，但鲜于拒不接受此建议，仍奋力发动进攻。结果是一场灾难。阁罗凤大败唐军；鲜于仲通死里逃生，唐军伤亡六万——许多人死于疾病。杨国忠对玄宗隐瞒真相，诡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次鲁莽的远征使中国在四川的地位非常虚弱。阁罗凤马上向吐蕃称臣，于是吐蕃和南诏的结盟在以后威胁着西南的边境达40年之久。
中国经过十多年不断的胜利后重新出现的这一边境问题，促使李林甫在751年初期设法让自己遥领朔方节度使，而实际的指挥权则操在他的助手之手。四川的这场灾祸以后，杨国忠在751年阴历十一月决定让自己担任剑南节度使，以巩固自己在四川割据的权力基地。
752年初期，李林甫又遭到杨国忠及其同伙的攻击，原因是他对朔方负有责任。752年春安禄山集结一支20万骑兵的大军以报他被契丹战败之仇。作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要求得到奉信王李献忠——实际上是一个不愿在安禄山麾下效劳的原名阿布思的突厥降将——统率的朔方镇大批骑兵的援助。安禄山对阿布思有宿怨，阿布思自然担心安禄山会把他杀死。阿布思没有参加征讨契丹，反而叛乱；他袭击了朔方的军械库和粮仓，然后逃进大草原。
安禄山此时取消整个远征。阿布思原为李林甫的朔方节度使副使，所以杨国忠、陈希烈和哥舒翰都企图要李林甫对阿布思的叛乱负责。虽然他们没有得逞，但李林甫被迫辞去朔方节度使之职，而转由安禄山的堂兄弟、已为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从这时直至755年，从鄂尔多斯到满洲的整个北部边境被安氏兄弟所控制，他们此时仍是李林甫的支持者。
以后不久，李林甫企图对杨国忠进行反击。自鲜于仲通对云南的未遂入侵以来，唐与南诏的边境纠纷不断。李林甫此时要求杨国忠倾听四川黎民要求他承担起节度使职务的紧急呼吁。杨国忠和杨贵妃向玄宗求情；玄宗坚持命令杨国忠赴任，但答应很快会把他召回朝廷担任宰相。
但这是李林甫最后的孤注一掷之举。他已经病入膏盲。一个术士告诉他如果能再见玄宗一面，他就可康复。尽管侍从们反对，玄宗仍同意见面；但李林甫这时已病得甚至不能行君臣之礼了。杨国忠就在出发至四川赴任之际被召回，李林甫在临死前把未来的帝国事务托付给他。几乎不久，李林甫在掌权19年以后死于752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
杨国忠立刻被任命为宰相。753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叛乱有牵连。后者已被回纥打败，他的残余支持者已为安禄山效劳；安禄山派他们的首领之一到朝廷报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为养子。玄宗下令调查。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年阴历二月，他被追夺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职；他在职的后嗣被削职为民，并被流放到边远的南方和西南的边境，五十多名近亲和同伙被株连。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棺材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礼。杨国忠和陈希烈又得到新的封号，以奖赏他们在这次肮脏的报复行动中的作为。
随着李林甫之死，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20年来，朝廷已习惯于他的坚强的控制；自746至748年的几次清洗以来，大部分可以递补的领导人或者已经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职。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积极作用，此时，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而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和对玄宗有个人的影响，却根本不能与务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为了确保这一体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他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像李林甫和陈希烈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职者的势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为高官（他们一般有希望成为在职宰相的继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径堵塞了。杨国忠就这样继承了一个朝廷的高级官职，而他和杨贵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宠爱，他实际上是不会垮台的。